没人担心生不生。只担心还能割韭菜是否还会很优雅
人口趋势无法“调整”，真正急需调整的，是触目惊心的“人口浪费”。不久前，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数据，相信很多人都看到了，出生人口为1062万、死亡人口为1014万，人口仅仅净增长了48万。很多人看到这个数据的第一观感可能是不敢相信：毕竟，2018-2020年中国的人口增量还分别是530万、467万、204万，好歹还百万级以上徘徊，怎么到了2021年，突然就只剩下48万了呢？
其实这个现象是蛮好理解的，因为在中国以前，曾经出现人口负增长问题的国家，危机都是这样突然显现的。
而且以既往经验看，未来我国人口形势的变化之快，也许会让你更加难以置信。
1
英文中有个词儿叫“baby boom”，日语总管它叫团块世代，我们中文的翻译叫“婴儿潮”，其实这三个词儿说的是一种现象。指的都是某个国家在某个特定时期，会爆发出一波生育高峰，在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最著名的全球范围内的婴儿潮爆发在二战之后，美国从1946年至1964年，这18年间婴儿潮人口高达7800万人，几乎产下了三分之一个美国人口，被称为“4664”现象。
这波婴儿潮当年曾经为助推美国战后经济的发展起了关键作用，但在不远的未来却会成为很大的问题，因为美国目前的人均预期寿命79岁，1946+79=2025，所以很多专家预计，如果美国医疗技术在未来几年内得不到突破性革新的话，从2025年美国将迎来与“婴儿潮”相应的“死亡潮”。
届时，美国社会的结构、公众政治倾向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目前谁也不知道。但现在美国人都知道，这一波冲击肯定躲不过。但好在美国是一个有移民传统的发达国家，技术革命和外来人口，能够缓解这场危机。
套用这个思路，看中国的人口问题，其实情况也是类似的。
建国以后，中国曾经相继迎来过三波“婴儿潮”。
这其中，第一波就发生在1949年以后，从1949年建国到1959年被三年困难时期所打断，中国这十年的婴儿出生率长期维持在每年2000万上下的高位，而中国目前的人均预期寿命是在76岁左右，1949+76刚好也是在2025，也就是到了2025年，也就是在其他客观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到2025年以后，中国的年死亡人口可能将逐步增长到2000万人，并在其后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每年的死亡两千万人，届时需要出生多少新生儿才能补足（或者至少缩小）这个缺口？
情况不乐观。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口上一波增长是2012年以后，很多人主观的认为这一轮增长是实行“放开二孩”的结果，进一步得到的结论似乎是只要政策引导足够，中国人就会愿意生。
但如果把眼光拉远一点，你会看到其实情况没那么简单。“婴儿潮”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它会产生“回潮效应”，简而言之，就是同一时期出生的人口也会选择在相似的时间生育，从而制造新一轮的人口高峰。而建国后最大的一波婴儿潮，1962年以后那一代人的人口报复性增长，这批人大多数选择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或九十年代初生育，于是顶着计划生育政策在1986-1990年制造了第三波婴儿潮。
以这个数据推算，从1986年到2012年，中国第三波婴儿潮的人口刚好又到了适婚适育年龄，所以2012年以后生育率的这一波小幅高涨，其实只是第三波婴儿潮的又一次“回潮”，2021年人口断崖式下降的新数据，如果说说明了什么问题，那就是这一波“生育回潮”也已经接近结束了。
而以我们的邻国日韩推动生育补贴政策的经验看，这一波生育回潮过去以后，想单纯依靠政策刺激人们重新掀起生育高峰的希望其实是非常渺茫的。已经低落下去的生育意愿不会因为政策指挥棒的挥舞而重新高涨。
所以前段时间，网红经济学家任泽平在《解决低生育的办法找到了——中国生育报告》中发出“央行加印两万亿，鼓励生娃”的暴论，从初衷上将未必是错的，他所谓“生育不能指望90后”的主张，可能就是看到最后一波“生育回潮”已经临近过去了，再不抓紧，连这个出生人口数量也保不住。
当然，我们依然要说，任老师给挽救生育率开出的药方，是错的离谱的。
如果我们假设出生人口在未来几年内不出现暴增，每年依然维持1000万人左右（甚至可能更低，有专家目前担心中国出生人口会在未来几年“探底”到每年800万），到2025年以后，每年近两千万的死亡人口减去可能不足一千万的出生人口，中国人口负增长的缺口可能会扩大到每年1000万人左右。而且这种情况会持续、加剧。
每年少一千万人，每十年不用四舍五入人口就会减少一亿。如果这个趋势延续，到二十一世纪后半叶，中国人口一定会跌破十亿大关，失去人口世界第一的位置。
而“中国是世界人口第一国家”，这几乎是人类有正规资料可供估算统计以来就一直存在的常识。
甚至可以说，整个东亚文明的思维、行为逻辑，都是建立在“我们不缺人”这个基础上的。
而在未来几十年内这个常识将被翻转。
一旦这个翻转发生，将给世界文明的格局带来什么样的转变？
世界个文明人口比例趋势图
这其实是一个比美国人担忧的“死亡潮”更深远的疑问。
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一个“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会为我们这一代人所亲见。
2
行文至此，似乎有一种冲动，那就是模仿任泽平老师那样的言论，忧心忡忡的警告人口萎缩是多么的糟糕，并进而想出很多奇门怪招，刺激、督促甚至逼迫老百姓多生孩子。
但我不打算这么写，我更想问的一个问题其实是：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维持人口正增长，为什么一定要保证人口第一大国的位置？中国的人口真的已经不够用了吗？
在这里，我想提一个也在近期发生的、看似毫无联系的新闻。那就是根据清华大学前不久发布的官方消息，清华应届毕业生进入体制内的比例明显增加。清华大学2021届签三方就业毕业生总数为3669人，其中去往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的占比分别为15.8%、30.3%、23.8%，合计占比为69.9%。也就是说，近七成清华毕业生进了体制内。
“清华进大厂，北大进体制”这是过去十几年中两所名校毕业生给人的印象，但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趋势变了，清华和北大的学生都优先选择进入体制内混饭吃。而背后的理由也不言自明——现如今，体制外的工作实在太不好找、竞争太激烈也太不稳定了。而究其原因，就是人多所带来的内卷。
作为上一波婴儿潮末尾出生的人，我是2012年毕业的，应当说，我们这一批人对于婴儿潮之下年轻人为了抢工作会发生怎样激烈的内卷，体会不要太深刻。“996”、“007”、“女人当男人用，男人当畜生用”、“暂时不管五险一金”，还有某些大厂鼓吹的“35岁退休论”，都是我们这代人就业时经常能听到的苛求。这些曾经通行中国非体制内几乎所有工作的“潜规则”，都是既违反劳动法也很不合情理的——我到你的公司里打工，又不是把命卖给了你，凭什么要让我们这么给你干呢？
然而这个道理，你是没办法跟老板去讲的。
“愿意干就干，不愿意干就滚，有的是人抢着干。”是所有老板面对胆敢议价的员工时一定会甩出的杀手锏。你要再敢顶嘴，指不定明天就“灵活就业”了。
因为中国确实不缺人，或者说，有史以来，我们就从来没缺过人。
是的，过于充足的人口供应，造就了中国在改革开放过去40年中，可以一方面不断扩大产能、制造越来越多的就业岗位，另一方面却又始终维持着劳动力市场的买方议价权，让劳动力维持低价。这应该说是一个在世界近现代史上都从未发生过的奇景。有人将其形象的总结为“人口红利”。
然而曾助推中国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并不是天然正义的，它的反面是惊人的“人口浪费”——凭什么一个大厂程序员为公司消耗掉了最黄金的十年青春就要自愿提前退休？凭什么中国人单位时间薪水常年维持在国际上的中下水平？凭什么一个体制内街道办的职位，要有一群名校毕业的硕士博士来抢？
在当下的中国，一边是一群老板们不断地拿“不愿意干就滚，有的是人抢着干。”来威胁员工，逼着大量的青年为求个安稳拼命往体制内里卷。另一方面却又是一帮经济学家或伪经济学家大喊“人口太少了，要惩罚不愿生育的老百姓”……
这实在是一个很奇特的状态。大约相当于镰刀对着韭菜田质问：你们怎么还不快点长？长完了才方便我尽情割。
所以眼下中国出现的这一波人口停增焦虑，恐怕并不是我们的人口已经到了真正堪忧的地步，中国即便每年只有八百万新生儿出生，依然是每年“生出一个以色列”的体量。
当下中国人口焦虑的本质，其实是“人口红利焦虑”。很多人担忧未来我们不能再像过去那样肆意的廉价购买甚至挥霍浪费劳动力了。而这确实也是个即将到来的事实。
但这个事实不好吗？难道为了延续旧有的发展思路，人口浪费就应该一直持续下去吗？难道中国的劳动者不应该获得更多的尊重，工资不应该适当提高吗？难道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应该逐步完成转型吗？
如果这些问题的回答都是应该的，那么人口问题就还没有到某些专家所建议的那种要出台强制措施逼着适婚适育的民众去生的地步。毕竟，一方面让这代年轻人因为人多、竞争激烈而努力“卷”，另一方面让给他们为了防范未来人少而努力“生”，会是一件非常魔幻的事情。
所以我们无从调整人口的趋势，我们只能调整对待人的思维。想让我们民族复兴的进程不被打断，我们的文化能够继续传承发扬，我们要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重视每个人，东亚文明过去那种重视集体而忽视个人的“粗放式”传统必须向“精细化”进行调整。——这是我们的文明在未来一百年内为了求存，急需补足的一课。
简单地说，过去靠“堆数量”取胜的中华文明，未来必须改走“质量流”了。
3
有一个老掉牙的笑话，说有一个乞丐，某天问一个每天都施舍给他钱的施主：为什么您过去每天都给我20块钱，最近却减到10块了？
施主回答说，过去我是单身汉，不缺钱，去年我成了家，前不久有生了孩子，所以给你的钱就少了……
话音未落，乞丐愤怒的抗议：岂有此理，你怎么可以把我的钱拿去养你的妻子儿女？
这个笑话的搞笑之处在于乞丐的非分之想——对于人家施主来说，多给你钱只是情分，少给你、甚至不给你钱那是本分。可是乞丐却把施主的好心当成了一种常态，这实在就有点掂不清自己的斤两了。
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把中国过去四十多年中极大助推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视为一种来自民众的“恩赐”，那么刚刚公布的“年仅增48万人口”数据的意义，就是这种“恩赐”已经结束了。经济学家和公权力此时应该琢磨的是怎么配适这种必然的人口趋势，而不是心心念念的追问“老百姓怎么不生了？”“怎么逼老百姓继续生？”
这样琢磨事儿，就像乞丐去追问施主“今儿你为啥不给我二十块钱”一样，是本末倒置，没搞清自己的地位的。
人口趋势不能被调整，能被调整的，只有对人的态度。是粗放的浪费，还是精细的呵护。
更进一步说，如果未来中国能顺利适应一个以劳动力为贵的社会，这对于我们这个千年来习惯了“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的文明来说，未必不是一种可贵的文化补足。
甚至我们可以畅想，如果未来的中国能够成功及时完成这种转型，杜绝人口浪费，让大家活的不那么“卷”了，没准适婚适育的年轻人又能想起生娃，出生率能再回复一点也不一定。
这样的未来，至少总好过听信一些野生国师的偏招怪招，瞎折腾——历史的经验证明，这样的瞎折腾非但不会解决问题，弄不好还会把社会整出其他更严重的毛病来。搞得过激了，会闹出很多啼笑皆非的笑话来。
毕竟，人是这个社会发展的目的，为了“调整”人口而折腾人，这个思路从道义上讲就是不对的。也是与我们文明未来应当采取的生存策略，完全背道而驰的。愿我们能在这场大变局中做好选择。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