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歌曲“东方红”
蔡崇国
近年对现象学入迷。在我看来，它是理解20世纪欧洲文明的基础，尤其是，今天的中国人要理解自己的历史和今天的现实，能解构意识形态和理论教条的捆绑、与佛学传统太近似的现象学活动，应该是最需要。通过对自己之为自己、对这具体的个体，他的identity、他的人格、道德原则和精神之形成的历史过程的客观描述，对他所处在的世界的细节的描述，使他，使我们的历史的真实、真理自己显示出来，历史的书写才可能丰富，尤其是可能使我们真的知道，今天的我们、他们，今天的中国为什么会是这样子？
本篇和它可能的续篇，是对个体自我意识和民族意识的形成的描述，也是历史现象学和政治现象学的实习、实践、创造。它始终悬搁流行的关于中国当代史的叙述、解释模式，竭力回到当时内在的感知和日常生活本身。比如，要知道古希腊，须首先知道它的地理、气候，同样，要理解歌颂伟大领袖的“东方红”的启蒙，得知道那个地方，那个世界的酷暑。
（一）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我那时应该十二、十三岁吧，听到歌开头就感觉不好：将伟大领袖毛主席比作太阳，很不恰当，很成问题。我武汉人，武汉太热且热的时间老长，人们很煩很煩太阳。从五月底到十月初都可能有湿热的高温，39、40度的酷热会持续好几周。空调自然是没听说过，电扇吹的是热风，你无处可逃。
尤其是，酷热、太阳灭了我们最珍贵的暑假。对孩子来说，一年中唯一可以痛快地玩的七、八月却是最热，实在残酷。那时没Ipa、游戏机手机之类，玩，都是在户外相互追逐嬉闹。40度怎么玩？最后，终于是天凉快了却开学了，扫兴悲伤。
我们整天躲、讨厌，甚至恨太阳，“东方红”却将我们伟大领袖比作太阳！
我们想尽办法逃避太阳与酷热，甚至以死相拼。武汉多江湖，我们就往水里跳，特别是游长江、汉江。江水凉爽还刺激，最好玩，可夏天是洪水季，水流快漩涡大且深，每年不知有多少孩子溺水或被激流冲走。看着江边漂浮和在江滩上被暴晒的尸体，还有哭天抢地、披头散发地冲向江边、寻找被江水卷走的孩子妈妈，心惊肉跳，泪水盈眶。即使无事，但就这水流，泡上十几分钟也会被冲到好远，然后还得躲着太阳或在阳光烘烤下走回家。还有，即使是泡江湖，你也得留个脑袋在水面被太阳虐待。暴晒几十、十几分钟，面侠和颈脖会起泡脱皮疼好些天。
这世界热的地方多了去，但多是夜间凉爽。可我大武汉的夏夜比白天热，一睡一身汗。黄昏太阳一落，风嘎的一下就停了，如同上帝关了他的风扇。因此，真能入睡的也就是凌晨。经常是，早上睡得正香，刚升起的太阳照到脸上腿上被灼醒，烦死。而且，太阳一出意味着操心：上学，做功课，复习准备考试，或被爹妈指使、训斥......东方红，太阳升，正是忧虑恼火的开始。
每具身体对酷热的反应是不同的。可能是因为爱动爱跳爱跑，我的身体似乎是对高温最敏感，每年夏天都会热出一身痱子。这痱子也有不同，有的是一个个小包形成的一批红斑，有的则是一个个且红且白的小脓包，流汗时这小脓包会“炸”，即有短且深的刺痛，让你时时抽筋般地挑起，坐立不安；抓痒时小脓包会破并导致大块皮肤溃烂。由此可以想象我对酷热的恐惧和无可奈何，想象我与酷热的制造者太阳的紧张关系。对我，夏日的天堂就是没有太阳，微风习习的树荫与屋荫；我孩童的幻想腾飞的时刻，都在太阳逃遁的夜色中。
这种情感、身体与太阳的紧张乃至敌对的关系，孕育出民间的关于太阳的话语、词汇：“婊子养的太阳真毒！“，“快搬竹床，鬼太阳又晒过来了”。记得第一次听说嫦娥的丈夫后羿力射十日的故事是夏天乘凉时，我和小伙伴们都好遗憾后羿留下了一个太阳，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把十个太阳都射下来该多好！”小脑袋被太阳烤成了烧饼，不会，也无能力去想没有了太阳就没有了白天、四季等严重后果....至于人们整天都唱的“万物生长靠太阳”，我们城里的孩子没种过庄稼，不懂也不理会。再说了，现在有电灯，没有了太阳有什么要紧？
总而言之，“东方红，太阳升”，这首歌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比喻为我们烦、讨厌、整天要躲避且时而诅咒的太阳，怎么可以？在暴热的夏天唱、说“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时，那一身痱子会炸：这天上有颗热死人的太阳，要再来一颗在体内、在心里...实在是紧张、可怕。
所以，每次上课、开会起立唱“东方红”时，我感觉别扭，嘴唇动动，从来没放声高歌。甚至还有过给中央写“人民群众来信”，给“东方红”歌词提意见的念头。只是真不知怎么写，可能还有懒、下意识的怕，便作罢。
而且，将伟大领袖比作太阳带来的问题十分具体。它和我们的日常话语冲突强烈，使我们犯错误的风险大增。如果你说了句“今天的太阳真毒”，甚至“今天又得在鬼太阳下上体育课”，辅导员或一积极要求“进步”的同学正巧听到了，特别是在刚唱过“东方红”之后，又或者是你之前已经说过什么错话或家庭出生不好，或老师、班干部正要找茬子整你，你就可能倒霉。事实上，确实有人说“太阳有黑点”、“太阳也是有缺点的”这类话而被“人民日报”大批判过，很吓人。记得当年有过一次日偏食，我们兴奋地捡块碎玻璃涂上墨汁，或用烟将玻璃片熏黑看太阳，果然是看到太阳被狗咬了似的缺一块。但，大人谁也不敢如此说。小伙伴们，除了几个特别浑的，也是刚说完“看，看，快看，太阳掉了一块”后，马上打住，面面相噓。这么大一件事，人生唯一一次看到的日食，最后是没人敢公开说，或者是没有话语、没有词汇可说。
我质疑、暗自地批判“东方红”，当然是因为维护伟大领袖，但，应该就是反抗。它不是针对伟大领袖，而是对铺天盖地、无处不在、人人服从的教化、精神之力的质疑、抵挡，类似当年宗教改革家路德、加尔文因爱上帝、忠实圣经而对教皇、神父的反抗，是萌芽的独立精神对观念、情感、话语的霸权的不服、挑衅。尤其是它开始将自己从那种绝对的服从中抽身出来，开始了思考，属于自己的思考，是平视而不是仰视的思考，是谓启蒙。
尤其是，由酷热生发出对“红太阳”的拒斥的心理过程成了蠕动着的记忆，画面的记忆，对躲避和恐惧太阳却又要歌颂太阳这头撞墙般的生命状态的记忆，“润物细无声”，如海德格尔所说，过去对未来敞开着，这记忆在不同的生命阶段释放出不同的意义，参入建构个体的identity和未来。成年了，与霸权时髦时尚的对峙，也就成了习惯与气质。
事实上，这是世俗的人们，将具体的、世俗的东西，即便是伟大领袖，作为神圣的朝拜对象所导致的错乱和冲突。在古希腊神话圣经、基督徒似乎很少将上帝比作太阳，尤其是在热带。上帝无所不能，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上帝是无限和永恒，它是创世者，当然是包括了创造太阳、宇宙。上帝超越一切并使一切成为可能。一旦在武汉这具体的空间，在久无超越的宗教情怀且酷热而无空调的时代，将万能、神圣如上帝的伟大领袖比作有限、夏天凶狠、冬天怯弱的太阳，非出问题不可。
这是身体的反抗。身体在这里不仅质疑、反抗强大的太阳比喻，而且启发、引领自己的大脑、理性。在这里，如尼采反对笛卡尔、传统的理性主义时所说的，身体，它的存在、生存和运动，就是精神，就是精神之力。是身体超越其大脑、挣脱其理性束缚而发生的质疑和挑衅。实际上，在50、60年代的中国，这之前的俄国、苏联，乃至发生大革命之前的法国、欧洲的中世纪，也多如此，是身体开启启蒙。因为饥饿，因为性的觉醒和冲撞，因为与之相关的自然、爱情的美好而发生了艺术、文学、哲学的发达。
什么是启蒙？如此询问会首先想到维特根斯坦，他算是一个使热衷大词汇的思想家们扫兴的哲学家。他曾阴冷地说：哲学家的任务只不过是澄清我们的语言，当然包含词汇。于是，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在其晚年尤重澄清话语、概念，对“启蒙”、”批判“等人们最熟悉，其实也最陌生模糊的概念、词汇作过考察。他将已几乎被遗忘了的康德“什么是启蒙”一文重新发掘，并赋予其时代的新意义。福柯和康德强调，所谓启蒙，就是走出神父、牧师与信徒之类的权威与对权威服从的关系，与权威平视，方可从未成熟、依赖他人的孩童状态，走向独立的成熟状态。我对“东方红”的挑衅挑战，实际上也是将某种高高在上、神圣的东西拉了下来，在地上与之平视，神圣不再，不在。
顺便得说说，要知道，那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即“义勇军进行曲”也一度被禁，因为其歌词作者田汉被视作“叛徒”和反对过文化圣人鲁迅的坏人，于是，“东方红”一度成为替代国歌，各种大小集会乃至在中国举行的国际盛会的开始，皆全体起立唱“东方红”。我反感乃至有上书修改、废弃“东方红”的念头，其实相当于反感、修改宗教圣歌兼国歌的企图，一个孩子，气势磅礴。而这，就因为武汉的酷热，还有孩子的敏感叫真和他那一身吓人的痱子......
（二）
当时普遍的说法是，唱“东方红”是表达我们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热爱。对我来说，这意思似乎是不要太叫真。歌词是否严谨，比喻是否恰当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表达的“热爱”......对我，这问题似乎更具体、更严重。老师一直是教导我们要做对党诚实、说老实话的革命接班人，父母更是对孩子撒谎深恶痛绝。可不撒谎、说老实话，那我就得承认自己对党对毛主席的是否“热爱”，毫无把握。因为那时看了N次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纪录片，革命小将见到毛主席都无一例外地激动，浑厚好听的画外音说他们流的是幸福的眼泪，因为他们热爱伟大领袖。报纸上也整天说世界人民、全国人民热爱毛主席，还有“造反更觉主席亲”、“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的歌；还有身边的那些、“要求进步”的同学在说到伟大领袖时的激动......看来无数人都热爱毛主席，可能就我在那里犯晕。虽然没亲见，但在电影里看到毛主席呀，我怎么从来就不那么激动，流不出来眼泪呢？在写作文、发言稿，在会上发言时，我怎么也刺激不出对党、对伟大领袖的激情、爱...真是替自己忧虑、着急，虽然还不致于害怕、恨自己。
而且，虽然那时不时兴说爱，“爱”之类的词汇从私人话语中被抽出，如私人财产被充公一样成了公共领域专有的东西，只能在说到党、伟大领袖时说“爱”。但，“能指”不存，“所指”仍在，似乎仍然是知道什么是爱。从小黏糊妈，经常是她上班我还屁颠颠跟在后面哭，不让她走，常常气得妈妈跳脚；爸爸经常出差，他一走我就盼望他回来，翻日历，掰指头算爸爸回家的日子。下放农村的姐姐一次回家过春节，看到她背着包进大院时，惊喜得又是跳又是叫，以至于许久后邻居的小伙伴还模仿我跳、叫的动作取笑我。我是诚实的好孩子，不能撒谎，对毛主席，我没有这家人的依恋、思念、盼望......
没有他人、革命小将的激动，要做诚实的孩子就必须承认自己并不想念毛主席，这实在是糟糕，令人紧张、忧虑，还有孤独，尤其多少有风险。因为每天必须表达爱，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要唱“东方红”和其他歌颂伟大领袖的歌，要写作文和墙报，要在大小会上发言......如果没有对伟大领袖的热爱，在这些场合你的文笔、你的动作表情、声音声调，随时可能出问题。实际上，老师已经几次提醒我，还只是提醒而已，说我的这篇那篇作文、发言稿缺乏革命感情，说这么做，这么写才能表达我们对伟大领袖深厚的革命感情......
为了缓解、驱逐自己因不确定是否爱毛主席的紧张、惶恐，我开始观察他人，观察同学、老师乃至家人、亲戚等等，看他们在唱“东方红”、读毛主席语录时的面部表情，特别是电影里出现毛主席时他们是否热泪盈眶.....其实也就是观察他们是否真的在爱，爱伟大领袖？如果是真爱，那我一定要下功夫，使劲培养自己对毛主席的爱。至于怎么“培养”爱，如果他们不是真爱怎么办，则没有想，也无能力去想：无意识中的禁忌和恐惧如同上帝设置的开关键，在禁忌的那条红线前，脑神经自动跳闸，停止思考。
因为对政治和社会禁忌的直觉、恐惧而停止思考，最终是没能认识到真实，即没能认识到自己、家人和同伴是否真爱伟大领袖这一认知的对象，意味深长。现在流行的知识论多发端于欧美的学院、学者，而极权社会，尤其是中国，认知主体是独特的。在这里，先验的恐惧、对个人命运的焦虑，是决定能否走向真理，能否认知社会与历史现象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是恐惧和焦虑在规定人的意向、感觉和思维范式，规定我们如何认知和叙述这个对象，规定个体、群体之间的沟通如何可能。今天的那些官方半官方学者，那些大小官员和他们的无数的拥戴者之所以在历史与现实世界的真实脚下驻足，其脑神经能自动跳闸，思考能物理性地嘎然而止，也是因为其“存在之畏”，或者是弗洛伊德说的自我维护之畏。是因为这种对自己存在命运的畏惧，使他们在沟通，在国际交往中不能、拒绝理解对象，否则，他们会被权力和体制排斥，其“自我”会解体。所以和他们沟通几乎无可能。现在，几乎每天都在微信朋友、同学圈中吵架，谁也说服不了对方。存在之畏使人们在真实、真理的门口止步，也使人们在荒诞中狂奔。
回到当年。无论如何，多次对小伙伴、家人等等的观察，虽然没有结论，不能也不敢质疑他们对领袖的爱，但到底使自己松了口气。因为发现他们和电影中的那些见到毛主席的红卫兵、工农兵不同，在唱“东方红”时，在各种仪式和集会上，多数人和我相差不多，真激动的少，流着幸福眼泪的更没见过。
（三）
最终使我不再为自己是否爱伟大领袖而焦虑的，是一个影响一生的事件。
那是15岁初中毕业，班上约有一半的同学因家庭出身等问题而不能升高中，得下放农村。我因暗恋其中的一位女生而主动申请并被批准，作为学生骨干陪这些同学去农村。此时，我第一次感受，当然是模糊，远不是清晰、逻辑的理性认知，感受到人工制造的情感带来的强烈不适乃至敌意。同学们的出发点到处是“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干革命”、”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和下乡光荣之类的标语口号，这且不去说它，可那敲锣打鼓，企图营造出因为光荣而欢快的节日气氛，和下乡同学，送行的家人、朋友的悲伤惶恐担忧，还有”为什么他们可以我却不能上高中继续念书“的不平，形成残酷荒诞的强反差。
当然，“残酷荒诞的反差”是我现在回忆时使用的词汇，我读书读报就早，当时不一定不知道这词汇。可是，我们的语言、词汇已经被时代、被体制整理得规矩齐整，如同中药铺里的药柜子。“残酷、荒诞”这类词汇只能、只敢用于对1949年前的“旧社会”的想象和描述。当时的感觉只是极度的不舒适，尤其煩那锣鼓声；不喜欢看那些标语口号。然后是在路上，惊吓地看到那些昨天还在教室高唱“东方红”、在各种场合殷勤表达对伟大领袖的忠诚热爱的同学，一夜之间，童话般地变成了毫无生气、面色阴沉，正走向地狱的鬼影、僵尸。有的女孩还偷偷地抹眼泪。尤其刺疼我的是，昨天还是亲热无间的同班同学，见到我形如路人，一位过去表达对党和伟大领袖的爱时最热烈的前同班班干部，豪不掩饰对我的敌意，我几次讨好地走近她，想说话，她则是横眉冷对，掉头走开。
幸亏有她，我初恋、暗恋的女孩。几乎每两分钟我就会在人群中搜寻她，她也如此，故每次都会遇上她给我的明亮、忧郁的眼神，真真刻骨铭心。我们儿时是邻居，真真青梅竹马。第一天上小学手拉手，然后同桌几年。我们都学龄前入学，故是班上年龄最小的两位。我笨手笨脚老是削断铅笔，她见我铅笔秃了断了就一把拿过去，削得又尖又细......现在，眼看着她，美丽，刚满15岁的少女，如廉价小说里说的“我的心上人”，“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离我而去，孤身一人走向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的远方......此时尚不知何为悲伤何为痛苦的我，此时是不知自己是怎么回事，只是手足无措，只是抓紧时间在人群中搜寻她，只是使劲地看她，只是紧张地准备着即将到来的和她的分离：要不要和她说、怎么和她说我想她......
和上述的“残酷”、“荒诞”一样，”悲伤“、“痛苦”、“绝望”、“虚伪”、“谎言”、“愤怒”之类的词汇多少还是知道的，但，语言在本能中被严格整理，我们没有能力将这些只能用在旧社会、描述敌人、资产阶级的语言词汇用到对新社会的描述，当然也就不会不能用这些词汇去固定、凝视内在的情感。这里不是或不只是恐惧，它更多的是能力丧失，是语言在在本能层面被整治后没有了如此驾驭语言的能力和意志。即使在写私人日记时，也机器般地避免这类词汇，如同今天置入了特定软件的电脑、手机。没有这些词汇的固定、分隔、自视和记录，如上所说，“能指”消失，“所指”仍在，我们内心的各种情感情绪如笼罩山谷、森林的浓雾，一片混沌。情欲当如此，那时身体在苏醒，性欲的蠕动与激动交相发生，如大海潮起潮落。可那时，性、性爱性欲性冲动等词汇早已在书本和日常语言中消失，于是，在懵懂的自我意识中，食欲、性欲、好奇、无聊等，各类欲望、情感、冲动全混在一起，无法认识和管理自己，身体成为自己的已在。我们这些发情的小狗于是四处乱窜，偷吃偷拿偷窥......
语词比观念具体，自我改变似应该，技术上也可以从语言的审视、改变开始。今天，我们得认真看看我们的时代、体制、学院和教化，如何在本能上整理、控制了我们的话语、词汇。无数人在看、说历史、世界时，看、说欧美、香港和台湾时，脱口而出的是“外来敌对势力”、“汉奸卖国”，或“独裁专制”......语言、话语的冲突，即是社会冲突的结果，也是它的原因。
总之，此时的我，还有那三个班的近百名下放的同学，都被不可表述的、浓雾一样的焦虑、对未来的恐惧、对强制下放的不平和远离父母的悲切、绝望所笼罩。当然，仍然是没有人责怪、质疑伟大领袖，本能也知道质疑会带来更大更深的恐惧，人的质疑能力像病毒一样被白细胞排除了体外。只是，此时此地的我，我们，实在是不想听到谁再提“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谁也不要提伟大领袖......事情是如此简单通俗，如此英明、全能的伟大领袖，为什么将孩子们推向痛苦与不幸？
第二天早上，带队老师应该是感受到这气氛，没有按惯例要求唱“东方红”。但在路上，老师实在受不了同学们的垂头丧气，几次欲领唱革命歌曲以重振士气：大家一起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或者，一起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然后他唱个开头喊一、二、三！没人回应，没有，一个都没有，只有使我惊心动魄，目瞪口呆的寂静，无声的抗议。
送同学回校后，虽然仍然没有质疑党和伟大领袖，但，却有了一个深刻的宁静，完全没了对自己是否热爱毛主席的焦虑和恐惧。当然，对她，平平的思念，对她的命运的焦虑，占满了情感和心理空间，至少部分地挤压掉是否爱伟大领袖的焦虑和恐惧，但，更主要也明显的是，我对这个问题已经没了兴趣。
回过头看，这刻骨铭心的经历使我的本能，我的身体知道，人们“爱”伟大领袖与否，取决他的地位、境遇。换句话说，那其实不是爱。我这是一种身体、本能中认知，或者说，是一种实在的但却是语言和理性思维不可企及的新的精神状态，如同曾经的朋友痛扁了你一顿后，你不会再去操心他是否胃痛。也因此有了平静，不再对自己是否爱伟大领袖而焦虑。“东方红”这首歌在心中消失得无踪影。
宗教般的情感如风吹薄雾，几荡然无存，云开日出，理性的思考就可以上路了。当然这只是最原初的开始，但到底是开始。有了对圣歌、国歌般的“东方红”的质疑、抵制垫底，后来的任何圣物圣旨，中央决议与精神、名人名著精神、社会共识等等，大致吓不住我。八十年代开始对毛，对文革及中国当代重要事件的思考、政论写作，路子大通。当然，新的麻烦也接踵而至，那就是政治和同道的审查、压制。
因为酷热而反感、拒斥“东方红”，然后因这种反感、拒斥而审视自己对伟大领袖的爱并询问什么是“爱”......这是对词语及其意义的敏感。在这前后，在日常生活中已经被一批词语、概念整晕，在默默询问它的意义。如什么是党？什么是革命和革命事业，还有什么是接班人？怎么接班？什么是阶级敌人，他们在哪里？等等，好了，现在又加上了什么是爱......这些，不只是我们每天、到处都必须听、看到的东西，尤其是涉及到我们的基本生存。如我们要做英雄，即要体会生命的意义，至少在这个体制、社会中不被边缘化，最好能升迁，被父母、邻居、同伴，尤其是女孩赞赏、羡慕倾慕，你也得知道“革命”和“革命接班人”是什么，知道阶级敌人在哪里并和它搏斗成英雄......这种生活逼迫出的对语言、词汇的敏感，受益终身。也因此，当今天看到“加强政治学习”和“爱国主义教育与宣传”之类的企图时便会想到上述的历程，知道它只会导致沉默、迎合的虚伪与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