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不諱直言（民主與勇氣之二）

曾經有段日子，我迷上了古代希臘的一切，甚至到了自修古希臘文的地步。可是，花在那些典籍的時間上越多，我就越是覺得迷惑，那些遠古異邦人的世界就和他們留下來的文字一樣，晶瑩如一只在陽光下折射出重重虹彩的稜鏡，只是我找不到任何可以穿透進去的入口。便說民主，雅典的驕傲，從那時到現在都有人在無窮地記述與論說，表面上看早已講得清清楚楚，但仔細再想卻又總是令我捉摸不定，感受不到那些言語對應的現實。例如雅典人喜歡在談論政治的時候強調勇氣的重要，但這勇氣又不是從軍上陣的勇武，而是與民主相關的「公民勇氣」（或可譯做『平民勇氣』）。幾個世紀之後，西塞羅更乾脆把勇氣界定為一種「公民美德」，認為這是良序共和不可或缺的元素。但這究竟是什麼意思呢？民主為什麼會和勇氣有關？又為什麼今天的政治學者和哲學家在分析民主的時候都不大把勇氣當成要緊的概念，而古希臘人卻要再三申說它在民主政治當中的角色呢？

以今人角度臆想，大概會以為勇氣主要是爭取民主過程裏的要素，即所謂雞蛋面對高牆時的勇氣，又或者對權力道出真相的勇氣。沒錯，雅典人確實是將勇氣與言論自由連在一起談的。就像傅柯在《無畏的言談》裏所說的，講真話總是要冒險的，甚至是生命的危險；在希臘人看來，沒有風險的言說根本就不夠格叫做「真話」（parrhesia）。放在政治背景底下，一個人說真話竟要背負這麼大的風險，可見這個社會大概不是個民主社會。

好比「犬儒」狄奧根尼（Diogenes）與亞歷山大大帝的著名對話。面對着不可一世的帝王，坐在地上曬太陽的哲人竟然不起身不抬頭，好整以暇地譏諷道：一個人自稱國王，就好比一個小孩贏了遊戲，然後替自己頭上戴冠一樣，幼稚可笑。看見亞歷山大一身發亮的盔甲，哲學家又比之為懦夫，說這是心有畏懼的表現，一個心懷怖畏的人又怎能稱孤道寡呢？不只傅柯把這番交談當成無畏真言的範例，古典世界一樣普遍歌頌狄奧根尼的勇氣，認為他既勇敢又機智地擊倒了世界的王者。

這是一個帝國裏的故事。在帝國之內，自由自在地以言辭挑戰帝王，自然需要勇氣。但在一個像雅典這樣實行民主政制，公民享有言論自由的城邦裏頭，為什麼他們還要念茲在茲地大談民主、言論自由，以及勇敢等三者之間的關聯呢？

我知道，那是因為自由的公民可能還是會害怕真話將起其他公民的反感。例如先天口吃，卻以口含石子誦詩苦練雄辯術的大演說家狄摩西尼（Demosthenes）便曾說過：「我覺得自己要比你們那些魯莽的政客勇敢得多了。……他們做那一大堆事情，並非出於勇敢，反而只是想為了自己的安全而贏取大眾的歡心罷了。但一個人要是敢於反對你們的偏好，從不為了討巧而發言，純粹想推動城邦整體的利益的話──這人才是真正的勇者，而且他還是一個有用的公民。」

也就是說，即便是在民主的雅典，無畏的言談也還是危險的，因為它或許會令人不快。尤其是違逆大眾意思的話，雖然你以為那是你的真心誠意，可人家卻會因為你的真誠而排拒你、鄙視你、辱駡你。最極端的程度，甚至可以為你帶來殺身之禍，就像蘇格拉底那樣。

不過，蘇格拉底之死畢竟是個不尋常的案例。一般公民平日在一個月四次的公民集會上頭發言，是用不着擔心生命安全的，他們唯一需要掛慮的，頂多就是惹人嫌棄和排斥罷了。既然如此，雅典人又何必那麼嚴重地把這種憂慮上升到「冒險」的程度，將不諱直言類比於戰場上的無懼犧牲，煞有介事地大談勇敢與自由言論之間的關連呢？

讓我們回到當代瑞士內亞本塞州的州民大會，看看Diccon Bewes在《Swiss Watching: Inside the land of Milk and Money》裏頭說的一個故事。有一年，全歐洲的媒體都跑來採訪這個著名的州民大會，因為當年會議上頭有一項能夠給他們帶回去填充國際花邊新聞的辯論，主題是天體健行。原來這麼保守的州也有人喜歡上了裸身於山野之間的爽快，人家穿戴齊全裝備登山，他們則一絲不掛地享受樹林裏的清風，兩者遭遇得多，難免就要生起衝突。於是有人就提出立案，禁止遊人赤裸行山。這場辯論為時甚短，投票結果也和大多數人所料想的一樣，大比數地否定了天體健行的自由。

但這事最有趣的地方不在於是次投票的主題，而是那少數幾個主張天體健行權利的州民。就在鏡頭之下，就在全州公民的注視之下，那幾個人舉起了手，公然表明自己的立場。在他們身邊的，可能是自己的親戚，可能是鄰居，是工作上的同事，是教會裏的弟兄姐妹。這一下子，他們的特殊愛好表露無遺。他們會不會自此遇到異樣的眼光呢？在社區大多數人都站在自己對立面的時候，他們怕不怕引來閒話，甚或遭到歧視呢？不要忘記，這是全瑞士人口最少的州，全部人口不過一萬多人，所有人認識所有人，所有人看着所有人長大變老，乃徹徹底底的熟人社會。在你認識你熟悉的絕大多數人都反對天體健行，都覺得這種行為很傷風敗俗很變態的情況底下，你敢不敢當眾舉手，讓他們知道你的愛好，讓他們發現你真正的立場和本色？

這或許就是民主雅典的必要元素──「公民勇氣」了。雅典的公民人數只佔它全部人口的十分之一，而且三權不分，人權觀念也不如現代健全。如此一座城邦，直接民主往往也就意味着全部公民都可以管治全部公民，個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可以拿來讓大家投票決定。於是許多公共決策都會涉及到一個個體的偏好，趣向，以及真正關乎「我是誰」這個重大問題的神聖領域。很多時候，一個人真得有莫大勇氣，才敢公然反對那些你熟知的伙伴，使他們得見你的真容。

難怪漢娜．阿倫特在談古希臘的公共領域時要這麼強調勇敢：「勇氣，甚至是膽識，已經表現於一個人離開個人私密的場所，彰顯與暴露個人之自我，展現自己是誰的特質。……公民離開家庭，目的便是踏入險境，以成就榮耀之事業，而較單純的目的則是奉獻自己生命於公共事務……任何人一踏入公共領域，首先得有冒險的準備。所以勇氣乃是政治美德的表現。」

在公共領域之中發言，在她看來，「等於能夠展現自己，被他們看到，聽到。對希臘人而言這是一種依附於公共生活的特權，在自家私人範圍內就沒有這種特權，不會被人看到或聽到」。而行使這項特權，你是需要勇氣的。

從前我讀這些論述，總以為他們談的是一種概念的、抽象的東西。如今我才明白，他們所謂的「公民勇氣」原來是這麼地具體，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現實。

（注：原文發表於《蘋果日報》，2014年7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