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金悖论？——科学主义、科学的文化消费、科学的公共信任危机
霍金逝世，缅怀和赞颂的文章肯定会很多，不差我一份。我也不是要刻意唱反调（他的身残志坚是对无数人的激励；《时间简史》我高中时爱不释手；黑洞辐射理论虽然排不进当代理论物理中最重量级的行列，但毕竟也是很大的成就，而且若非身体的限制，他应该能在学术上走得更远），但是在这些之外，我想不合时宜地提两个一般不太见到谈论的问题。
这两个问题，我把它们都称为“霍金悖论”，以便暗示二者背后的某种联系。第一个可以称为“霍金的智识悖论”：为什么以霍金为代表的当代著名科学家、无论智力与成就都卓尔不凡，却往往在涉及广义哲学问题时显得非常浅薄无知，并且不自觉其无知、或至少不以这种无知为异。历史上并非所有大科学家都如此，比如爱因斯坦对哲学有不浅的了解。但当代科学家流行的观点是：哲学死了、科学淘汰了哲学、科学能够回答一切传统哲学问题。霍金本人在2010年的The Grand Design中说：
How can we understand the world in which we find ourselves? How does the universe behave? What is the nature of reality? Where did all this come from? Did the universe need a creator? …
Traditionally these are questions for philosophy, but philosophy is dead. Philosophy has not kept up with modern developments in science, particularly physics. Scientists have become the bearers of the torch of discovery in our quest for knowledge.
当然，这些说法里面有正确的、值得承认的部分（比如哲学思辨确实无法发现关于世界的描述性“知识”，这部分工作只能由科学来完成），但认为科学能够解答一切哲学问题（包括社会、人生等方面的问题），这就是典型的外行言论（有一个内涵争议很大的词叫“科学主义”，有时被用来指称这种观念）。
比如，霍金关于“上帝不存在”的论证，在哲学从业者看来真是充满最初级的错误；这不是说哲学家都认为“上帝存在”，恰恰相反，当代哲学的主流意见同样是“上帝不存在”（包括我自己也是无神论者），只是哲学界知道要比较靠谱地论证这个结论，中间需要很多概念澄清、思想实验、逻辑反推、论证版本修正、等等一系列工作，而霍金的版本，由于过于简化和充满漏洞（并且由于其巨大的影响力），反而给了有神论者更轻易攻击的靶子（“看，你们无神论者只能做出逻辑这么糟糕的论证”）。这个毛病，不但霍金，当代“新无神论四骑士”里除了Daniel Dannett以外（他自己是个哲学家），别的个个如此。但霍金们自己又意识不到这一点。
类似的，霍金晚年提出的model-dependent realism，其实就是科学哲学里早就说得烂熟的theory-laden observation、Quine thesis、等等的naive/vulgar version；对于这些命题如何理解、需要哪些限定条件，做过深入讨论的科学哲学家，看到霍金的“新洞见”，一定会大摇其头。
对于上面这些抱怨，有人可能会觉得是哲学工作者没事找事：术业有专攻，科学家不了解哲学，有什么了不起？哲学本来对社会的贡献就没有科学那么大，学校教得少了，科研工作者了解得少了，有什么关系？
但是其实是有很大关系的。这就涉及到我想说的第二个问题：“霍金的社会悖论”。过去几十年，社会文化把霍金当作科学偶像来包装、来推崇，也确实有很多人受霍金的激励走上了科研道路。乍看起来，公众对科学家、对科学充满敬仰。但是反过来，我们其实可以注意到过去几十年，科学在公共领域存在越来越严重的信任危机：转基因食品安全不安全？核电安全不安全？疫苗安全不安全？全球变暖是真是假？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到底能信不能信？……诸如此类，往往在重大的科技政策问题上，科学家的主流意见和民众的主流意见截然相反，或者至少民众里有一股足够强大到左右相应公共政策的反科学“基本盘”。
科学在社会文化中的崇高包装和消费，和科学在公共政策中遭遇的怀疑和阻力，二者之间是不是有一些联系？我觉得是有的，虽然并不能用这种联系解释一切。社会文化包装的明星科学家，往往是像霍金这样的“孤胆英雄”，他的研究相比于科学平均态，是更基础性的、理论性的、计算性的、不太依赖合作的；或者也有一些主持整个实验室的科学家，这个实验室的所有运作都是由其一人主导的，是对他/她的主要洞见的一丝不苟的实现（并且研究结论呈现在公众面前是一种有整洁美的、无可争议的形态）。但是这种理想化的包装和想象，和现实的科学运作常常相反：当代科研，越来越多涉及跨学科合作，实验范围越来越大、成本越来越高，也越来越难以被其它实验室重复（规模不够大的实验室无法承担重复检验的成本、而重复检验本身也难以发表论文），此外随着人类深入心理学、营养学、环境改造等（比起物理学等“经典学科”来说更难以控制和分离变量的）实践领域，科研应用后果的不确定性也越来越高，而工业界、商业界的介入也越来越大。现实和理想的落差，在对明星科学家崇拜的同时，也制造着对实际科学从业者的不信任。
但是科学从业者又往往意识不到这种不信任（背后的某些合理性），意识不到科学主义的态度只会强化而不是中和这种不信任，也不理解为什么我们需要从科学以外的视角去介入公众。但科学以外的视角是什么？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但这些视角下面掩藏的，归根到底都是规范性的哲学问题，比如：科学主张的效力界限何在，如何理解知识的可错性和相应的实践风险，如何在认知不确定性下提供或衡量支持或拒绝某种主张的理由，科学主张的份量在民主决策与民主合法性中的地位，等等。
其实我们在讨论这些问题时，往往不自觉地预设和运用着各种各样的哲学前提。但因为当代的顶级科学家蔑视哲学、当代的社会文化推崇顶级科学家的观点，对这些哲学的问题的反思就被很大程度上屏蔽在了关乎现实决策的过程之外，使得争论的各方并不能给出真正有说服力的理由，自己看不到自己的理由不具说服力、同时又能直觉地感觉到对方的理由缺乏说服力，因此愈发地对对方表示不理解、傲慢或憎恨，陷入一种死循环。
所以表面上看是两个悖论，实际上二者又存在一定的联系。至于怎么解决？我能想到的，不过一些纸上谈兵，所以也就不献丑了，只是想把我认为存在的问题呈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