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龍 | 我的六四初體驗，1990

明天就是六四30週年的紀念日了。

看到站上@公長 、@火鳥 、@Hymnsin 分享了自己“當初是如何知道六四”的經歷（拉到下方可以看到這幾篇文章），想來接力一下，也許這些記憶能夠連結在一起，它們會走出火鳥所說的“记忆都在心里，没有回应，无法扩散，无法凝结”的孤島。

我是通過我的父親第一次知道六四運動的，已經記不清自己當時多大和具體的場景了，我只記得父親說，當年電視上一直在播，其實全國沒有人不知道。

那一年，父親大學剛畢業，自願回鄉成為了一名村官。父親說起這件事情時，語調平緩，他記得當年趙紫陽走到廣場和學生談話，學生哭了，“大家都很激動”。父親始終迴避為這場運動的結局下一個道德註腳，只是會強調，廣場上的坦克和子彈是很可怕的，但“這就是政治”。我後來慢慢發現，父親對我職業和生活選擇的干涉，很多時候都離不開這個判斷。

而那一年，我的叔叔是在海南參與遊行的一名大學生（正如公長所說，這場運動並非只在北京發生，全國的大學生都在響應，我當初從叔叔口中得知這一點時也很驚訝），他就讀於地質學系，正要搭車北上，還沒坐上車，鎮壓就發生了。叔叔後來談起這件事情，說當時幾乎全國的大學生都想北上走進廣場啊，但現在也慶辛自己當年沒有去，因為後來畢業時，每個人都要接受是否參與了六四運動的調查，如果真的去了，畢業分配就麻煩了。叔叔現在有著讓很多人羨慕的穩定工作，是一名公務員。

我喜歡與長輩聊六四，每一次追問他們常常會比上一次更願意多說一點。雖然我們現在的政治立場不同，但當他們與我說起他們作為親歷者的故事與感受，我會覺得此刻我們建構起一種共同體，因為我們共享一個秘密，它只能關起門來說，平時也很少提起，但我們都知道它是存在的——不是通過外媒新聞或者紀錄片，而是通過真實的人生，確認了它的存在，長輩們把這種確認傳給了我。

這兩天看到夕岸《被圍困的六四論述，需重新對接後冷戰的時代光譜》一文，提到對六四論述被他者化（“只有它能夠和主流建制派議程結合時，它才會被搬上檯面，變成一種工具價值”）、狹隘化（”既沒法和中國當前的思潮與運動形成呼應，更沒法與其他地區的社運產生任何積極的連結“）的擔憂。@流維 在Matters回應此文，認為在與遺忘和極權鬥爭的漫長時日中，像六四這種常識被反復地重複，有其重要與必要性。

而作為一名在牆內的人，最深的感受是六四二字要被看見已經越來越難（這兩天看到很多朋友原來用的vpn失效了），更遑論六四論述與左翼社會運動的結合了——國內一些具有左翼性質的組織今年也遭受到從所未有的壓力。

如果說六四真的有一種富有生命力的流動方式，我會認為，它應該首先來自這種真實的經驗交流，不是宏大敘事的，不是批判的，而首先是一種確認，然後是一種理解，盡可能走近那個時空下的故事，並去理解當時父輩們的選擇，以及那個選擇與我們當下生活的聯繫。由此，也許我們會感知到，不僅是智識上的了解，而是包括情緒上的體會到，六四不僅是一種話語建構，而是影響了我們生活的一個重要事實，我們是歷史的一代。

這也許是在六四論述被專政者完全改寫前，我們在目前的環境下，還可以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