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量正在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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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8日,律師黃思敏與其男友作家黎學文的家門再次被堵鎖眼,維穩單位強行逼迫他們去旅遊。離開前,黎學文寫下文章《軟埋的時代》。沒有意外,這篇文章很快也被軟埋。他們跟國內很多堅持發聲的人一樣,那幾天變成了一個被特別“關照”的節日。其實,也並不特別,因為就頻發的人權事案與刪帖速度來看,軟埋是無休的。黎學文在文章裏除了重釋這種事實以外,還留下了一個公共選擇題:“區別僅僅在於,你離軟埋的距離,你是否選擇抵抗軟埋。”這樣的話語,在歷史上,被無數的人用不同的方式說過。但到今天,這個關於人的基本問題,即個人遭遇的權益問題跟每個人的相關性,仍未得到普遍的行動性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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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樣一種具體而普遍的社會語境中,劉偉偉針對黃思敏與黎學文的現實遭遇,組織了一場共同行動——用不間斷的私人聲明去爭奪被監控空間的公共使用權。從6月8日開始,他邀請廣州的居民在他們二人的住處樓道裏發表個人聲明。整個過程在一個有關部門安裝的監控攝像頭下完成。截止7月初,劉偉偉被制止,有21位參與“爭奪公共空間”的聲明行動。相對於公權力伸進人們的“內褲”,強制檢查私人手機。黃黎二人的境況,被普遍認為是一部分社會人士的特別“待遇”,但事實證明他們的遭遇實則就是進一步大規模思想管制的前夜。在公民 不服從的意義上,劉偉偉用藝術行動去爭奪被監控的樓道空間的使用權,構成了一種針對權力管制的現實較量。此時,公民權利作為抵抗的方法,被藝術行動重置屬性的樓道空間成為了抗爭的空間。
劉偉偉近兩年的工作主要是關注被權力碾壓的個體生存處境,並嘗試在人權事件的旋渦裏創造一些可傳播、抵抗的空間。他此次在上海“要空間”發佈的專案“不受歡迎的人”,以及5月份在北京緩存空間展出的“私人生活”,都跟中國人權律師及其家屬的處境相關。同時,這些工作也為呼籲更多人對律師群體和自身權益的關注。在中國政制的“特色階段”,這些為他人爭取權益的人所遭受的不公,其實也是為每個人分配的一種形象畢露的“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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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夠“活在真實中”。一方面是官方用國族性的經濟增長去障掩、增設權力極化的合法性,用生存壓力去迫使人們忽視權益爭取;另一方面是長久的政治恐懼與權貴資本壟斷的資訊管道,讓很多人無力喘息。這或多或少地構成了個人對軟埋的心裏距離。劉偉偉面對這樣的現實並仍堅持在衝突地帶展開行動的基本想法,他用了一句捧哏的話,“我試試這個世界上還有什麼活著的樂子”,隨後他又借用王小波的話補充道:“這些困難真他媽的有意思”。
也就是說,他的藝術專案還嘗試向社會傳達一個種資訊:面對正在經受著碾壓的私人生活與公共空間,我們應該跨過恐懼去做些應然的事情;或用自我徵召的個人行動(如在真實地點的聲明)去連接那些關乎所有人的社會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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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偉偉於上海·要空間發佈的專案“不受歡迎的人”,更多資訊點擊“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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