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女权主义和平 "有可能吗？

作者：Lucy Martirosyan 译者：阿K 来源：openDemocracy

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的和平谈判30多年来一直被男性所垄断，也一直失败。现在随着这对死对头有望在年底前签署和平协议，南高加索地区的一些女权主义者正在尝试将建设和平的方式掌握在自己手中。

女权主义和平不仅要求结束战争和暴力，而且要求废除父权制、军事化、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和男性主导地位。对一些女权主义者来说，建立一种横向的领导方式也很重要，而并非自上而下的支配，这意味着等级制度将被拆解，决策权利由人民共享。

考虑到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都处在高度父权制的社会中，她们的诉求听起来像是一个遥远的梦想，但 "当我们谈论起女权主义和平时，并不是说在某一天，我们就突然让这个乌托邦成为现实，而理解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萨马德扎德解释道

萨马德扎德是女权主义和平集体（FPC）的联合创始人，该集体是为应对2020年第二次卡拉巴赫战争而创建的独立网络平台。阿塞拜疆的研究人员和活动人士为这个阿塞拜疆-英语网站提供资料，旨在向读者介绍女权主义文学，并分享该地区的女权主义文章和论述。

9月12日，阿塞拜疆在边境袭击了亚美尼亚，杀死了100多名亚美尼亚士兵。在军事行动升级的两天后，FPC发表了一份反战声明。

'对阿塞拜疆当局的侵略行为的回答应该来自阿塞拜疆人民：我们不能在统治阶级发动的战争中处于同样的地位，它把我们的人民、我们的资源和我们的肉体变成战争工具！'

声明发表时，萨马扎德--她通常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工作，但目前正在英国攻读硕士学位--正在第比利斯访问。第二天，她与其他两位阿塞拜疆人一起在格鲁吉亚首都领导了一次自发的三人抗议活动，反对阿塞拜疆对亚美尼亚的袭击。

虽然她希望有更多的人参加，但萨马扎德认为这次抗议很重要。她说：'即使只有三个人，这也是为了表明有阿塞拜疆人反对阿塞拜疆对亚美尼亚的侵略。

“亚美尼亚没有得到像乌克兰那样的关注，”萨马扎德补充说。“这是我们想在我们自己的南高加索地区提出的观点；也许我们在谈论地区安全与和平时应该关心它。”

萨马德扎德愿意冒着示威反对阿塞拜疆领导人伊利哈姆阿利耶夫政权的风险，尽管该国有监禁异见人士的历史。就在本月，一名支持民主的活动人士因涉嫌在社交媒体上批评警察而被捕。阿塞拜疆的女权主义者也经常在网上被男性嘲笑，而限制性的法律阻止了非政府组织在该国的独立运作。

赋予亚美尼亚妇女权力

自战争以来，亚美尼亚的大多数女权主义者的情绪一直很低落。几位前亚美尼亚女权主义和平倡导者拒绝接受openDemocracy的采访，主要理由是精疲力竭。

一些女权主义者拒绝继续从事和平与安全或女权主义与安全的工作。她们开始有点不再相信这些论调了，"亚美尼亚女权主义和平研究员利达-米纳相 (Lida Minasyan) 说。

但米纳相并没有放弃。”我一直在思考，假如说我这十年的运动参与是一无所获最终失败的话，那至少它让我吸收了充分的教训，让我得以继续投入抗争，"她说。'也许现在正是采取行动的最佳时机。

2020年，同样是为了应对战争，米纳西扬与他人共同创立了 "妇女议程"，这是一个非政府组织，旨在提升和赋权亚美尼亚妇女参与和平工作。

在两年前的战争中，经过为期六周的血腥对峙，双方有5000多名士兵丧生。这场对峙导致阿塞拜疆控制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及其周围的七个地区，亚美尼亚在90年代自赢得第一次战争以来一直控制着这些地区。

六个月后，阿塞拜疆部队非法驻扎在亚美尼亚南部的叙尼克地区，并一直驻扎至今。最近几周，2022年9月13日达成的停火协议在近两个星期内每天都被践踏，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都指责对方先开火。欧盟部署了一个由40名平民观察员组成的小组以监测边界的亚美尼亚一侧（他们迄今未对违反行为发表任何评论）。

米纳相说：“现在在亚美尼亚谈论和平十分具有挑战性，因为你不知道你可能面临什么样的危险，谈论女权主义已经很困难了，但当这两者结合起来，就变得更加敏感了。”

设在奥斯陆的人权组织人权之家基金会的一份报告指出，女权主义者和人权捍卫者在当地没有任何法律保护，她们”主要是被平民激进爱国组织当作目标，这些行为者往往受到半民主政府的鼓动、鼓励和支持。“

”我们作为个人和组织在网络上和现实中都遭受到了无数的攻击，“米纳相解释并补充说：向警方报告袭击事件的活动家没有得到回应。”这就是父权制。“

妇女议程目前的重点是让亚美尼亚妇女（尤其是与阿塞拜疆接壤地区的妇女，如叙尼克省）参与地方、国家和国际层面的和平谈判。虽然妇女占亚美尼亚人口的52.2%，基本达到了300万，但她们在高层决策和应急计划中的代表性仍然低得吓人。

2020年战争之后，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9.1万名流离失所者中，88%是亚美尼亚的妇女、儿童和老人。由于战争造成土地、住房和牲畜的损失，妇女的生计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母亲和女儿们通常还背负着必须重新开始的负担，比如寻找新的家园、收入、学校和网络以及必须照顾和供养家人。

米纳相说：”如果妇女不能参与所有这些进程，甚至没有人适当考虑过她们的需求，我们就无法建立女权主义和平。“

互相宽恕？

也许和平最难的障碍仍然是让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彼此坐下来谈一谈，更不用说原谅了，双方仍然对彼此造成的创伤和战争暴行感到痛苦不堪。

2020年战争之后，两国之间缺乏富有成效的会谈，导致一些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开始了自己的在线草根项目，以鼓励跨境讨论。最近，在9月18日，280多名活动家、学者和作家，大部分是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签署了一份反战声明，谴责阿利耶夫对亚美尼亚的攻击。

亚美尼亚独立的女权主义和平研究员阿米恩（她要求openDemocracy不使用她的全名）认为，沟通和同理心应该独立于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不受国家或非政府组织等第三方角色的干扰。

'它总是与政府有关，它总是与权力有关。它总是与地缘政治有关，但与普通人无关，"自2009年以来一直参与亚美尼亚和平建设项目的阿米恩说：”因为对普通人来说，没有人想死，没有人想让自己的孩子死去。“

大约四五年前，阿米恩开始将她作为女权主义者的工作与'自由主义和平建设'区分开来，当时她开始批评她所描述的'制度化的、基于民族主义的和平方法'，这些方法忽视了边境城镇人民以及境内流离失所者和妇女的想法与诉求。

她说：“这在过去 20 到 25 年里行不通，现在也行不通，”

阿米恩认为，阿塞拜疆人目前对第二次卡拉巴赫战争的胜利情绪与第一次卡拉巴赫战争后亚美尼亚人的态度相似。当亚美尼亚'赢得'第一次战争，将大约60万阿塞拜疆人赶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和周边领土时，亚美尼亚人的胜利和胜利的态度持续了将近20年，直到2020年。她说：“现在的情况在阿塞拜疆也是如此。”

阿米恩对这种永无止境的胜利之战提出质疑，并主张在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之间进行批判性思考，以找到再次共同生活和彼此共存的方法。

她说：“这绝对不是在说：好吧，这一次你会赢了，那下一次我也会赢，而我们将像机器一样无休止继续着这场战争"

不只是梦想

娜丽雅并不认为自己是和平建设者，她是一名阿塞拜疆艺术家和电影制片人，90年代在阿塞拜疆长大。对她来说，让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相互交流、坐下来谈谈是她正在努力实现的一个现实。

”对我来说，这不是一个梦想，我明白这是有可能实现得。"她说。

她将这份自信一部分归功于她十岁那年在欧洲结识了一位亚美尼亚女孩。20 年后的今天，她们仍然是朋友。

"当我小的时候，我感觉到了战争，"她解释说。"而我看到一个来自亚美尼亚的女孩，我的大脑绝不是在对自己说：'不，你不能相信她。'而她也一样。"

娜丽雅目前正在第比利斯访问，她希望在那里组织活动，最终为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建立一个驻场艺术空间。她把它想象成一个治疗和创造的地方--主要是为那些由于战争和缺乏机会而想离开自己国家的年轻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准备得。她设想它将成为一个艺术、舞蹈、表演和缝纫制作的空间。

“通过使用艺术和治疗方法，它允许人们经历享受生命的过程，以便他们能够感觉好一些，"娜丽雅说。“它能让人们学习在审查制度以外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 她之所以选择格鲁吉亚，是因为这个地方对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来说感觉 "很实用"，因为他们在访问对方的国家时面临着个人安全风险。

她的艺术作品也植根于女权主义和同性恋的意识形态以及非等级化的方式。

她说："我也对民族主义的想法很着迷，因为它是这样一个建构的想法。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被文化差异所分割，比如语言或宗教。但是在很多事情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的存在。”

'我们有同样的婚礼，同样的家庭，所以在这里，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呢？"她说。

虽然她的项目还没有开始，但现在，她正在组织一场与格鲁吉亚艺术家和活动家的社交晚宴，以鼓励南高加索地区的伤痕愈合与建设团结。

“对我来说，这不只是一个和平建设者的梦想”娜莉娅说。“我是作为一个艺术家来对待它的，我相信文化应该是一个桥梁工具，可以打开人们的思想和思维模式，让他们更加宽容地对待彼此，并进行愈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