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九七》願祖國傾聽海外兒女心聲：徐四民談政協會議三大禁區

徐四民在四九年中共建國時便當上了第一屆的政協委員，是目前港澳區最資深的政協委員。徐四民在緬甸出生，年輕時因投入抗日運動而被日軍追殺，在緬甸四處匿藏逃亡達三年之久。徐四民是緬甸的華僑首富，一九六二年緬甸軍事政變，政府把所有大企業都收歸國有，徐四民感到無生意可做，在六四年返回中國，一直至七六年才離開中國到香港。

徐四民一向以敢言見稱，八七年胡耀邦下台之後，國內掀起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浪潮，他當年便提出要與被親為「保守」的中共理論界兩位權威群，上電親公開究論，後來被人冠以「徐大炮」的稱號。

六四事件之後，徐四民對北京的做法表示強烈不滿。六四之後的第一次政協會議，他不獲准像以往幾年一樣，可以在大會台上發言，但他仍然可以透過書面發言將意見表達。不過在徐四民的書面發言印發出來不到三天，政協一些小組便對他展開批評，有些甚至指他以往在大會的發言，起著推動八九反革命暴亂的作用。

徐四民因病遲了幾天才到北京開會，至政協閉幕時剛巧在北京逗留十日，這十天的感受，徐四民說有點像楚國的屈原，無限委屈。

徐四民八零年所著的自傳《一個華僑的經歷》，裏面有這樣的幾句話：「中國是……我的祖國之外，更是我偉大的教師⋯⋯我愛她，儘管她也給我不少痛苦。我永遠寄望於她，雖然她也曾使我失望過。」「願祖國能認真傾聽她海外兒女的心聲！」這幾句話也許反映了徐四民十年後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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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在北京開會十天，你有什麼經驗？

徐：這十天的經驗，首先要談會議召開之前的背景。這是六·四事件之後第一次召開的人大及政協會議，同時東歐幾個社會主義的共產黨政權垮台了。即使作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心的蘇聯，它的黨中央也開會決定放棄一黨專政。人大政協兩會之後，一連串的敏感的日期要到來，好像四五、四月十五日，五四及六四風波的周年，再加上國內社會治安情況非常嚴重，所以一到北京就感到氣氛相當嚴峻。

＃諸多忌諱氣氛緊張

馮：從記者的採訪安排，去年我們即使探訪港澳區委員也很困難，今年是否放寬了？

徐：從表面上看，一些不合理的限制，今年倒是沒有，但從參加會議的委員、工作人員及政協領導人的談吐來看，心情卻十分緊張。有些老朋友見面，握握手，眼對眼望一望，除了互相問候身體之外，對國家大事卻很少人敢觸及，雖然在國內，我有很多新聞界的朋友，但在這十天當中，沒有一個人採訪過我，連一個電話都沒有，氣氛是相當緊張的。

馮：在你們政協的小組討論及簡報當中，有沒有一些禁區是不敢碰的？

徐：我認為今年，「我完全擁護」這類的聲音是多了，回復好像五十年代開會的情況，而要求民主改革的意見就少了。

歸納起來，我察覺到有三個禁區不能接觸——第一是對六四事件的檢討，關於六四事件的處理方法是否正確，沒有人敢接觸。第二個禁區就是不敢接觸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例如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制能否成功，要不要適應世界潮流，走向多黨制，容許反對黨的存在。第三個禁區就是經濟問題，對按照經濟規律辦事，市場供求關係、擴大私有制等問題，誰也不敢碰。除了這三個禁區之外，這些委員對他們本單位、本地區的問題，倒是有相當反應，包括治安問題及對貪污特權的不滿等。

＃激烈言論拒諸門外

馮：我聽說在政協內部，對你今次會議期間的表現也有些不滿，究竟情況是怎樣的？

徐：這十天，我是有情緒的，但為了工作，我個人的不滿也就不談了。對於其中經過，傳媒也有報導，有些是真實的，有些則不是，在此我也應該簡單的說明。在三月二十二日，我參加政協的小組討論。在小組中我對李鵬的政府工作報告發表意見，對工作報告中採取的只是治標而非治本的措施，我提出了很多批評。同時也批評北京方面在香港工作的失誤，以致香港群眾不滿。但是第二天簡報出來的時候，並沒有摘要的登出我的發言，只是寫我的發言，原文送到大會秘書處。以往一般的處理方法，就是三言兩語，摘主要的內容登出，有時摘些次要的，這次連次要的也不摘，是從未試過的，因此內地的委員覺得驚奇，以為我的發言很有問題，所以用這個特殊的方法處理，他們認為這是一個警告的訊號。

第二次，在小組發言時，我準備對財政部長及國家計委的報告提出批評。我是第一個到小組會場，我一早便給工作大員遞上要求發言的條子，但我們的組長在主持會議時，卻把我押到最後，經過十四個委員的發言，到會議結束前兩分鐘才讓我講話，當時在場的中外記者都感到奇怪。這也是一個訊號。

在簡報和對我在小組發言的處理，也可看到我今次是沒有可能在台上發言，甚至懷疑書面發言都不可以。

馮：但是後來你還是可以書面發言，這是否是一個進步，或是妥協的結果？

徐：我的書面發言，是在三月二十五日在香港交上去的，但發出來時的編號，卻列在－百八十三份發言稿中最後的十件當中，這就說明即使是書面發言，內部也經過了層層的審查，最後能夠書面發言，我想是經過認真的考慮。當時我就想到事情不會是這麼簡單，發表之後，一定還有下文。用國內習慣的語言，就是會有些批判。果然不出所料，我的發言是在三月二十六日晚上印發出來的，經過兩天，在二十九日政協的閉幕禮，我臨上車到會場前就看到有三份簡報批判我的發言。

馮：批判的內容嚴厲嗎？

徐：有客氣也有嚴厲的。客氣的就說我對中國的國情不瞭解。中國新聞界的吳冷西，對我的批評比較溫婉，他說我所持的是資產階級的民主觀，與國內的社會主義民主觀不同，大家可以保留自己不同的看法。但是有兩個組，對我的批評便很嚴厲，甚至指我去年在政協大會的發言，起到推動去年暴亂的作用，也有批評指我要求取消通緝令，目的是要把嚴家其【電子版註：他後來改了名字寫法作「祺」，但當時寫「其」是對的】、吾爾開希等人請回中國繼續搗亂。這兩個批評是比較嚴厲的，此外他們對我把學生的行為肯定為愛國，也有不同看法。

馮：有人批評政協是花瓶，通過這次會議，或從以往的經驗，你有沒有這樣的感覺？

徐：如果按照共產黨的政策及政協的章程，政協應該是大有作為的，雖然也許不是西方的民主，但起碼對溝通不同的意見還能夠起一些作用，不過由於兩會是在嚴峻的背景下召開的，所以沒有起到這樣的作用。

外邊都說，共產黨是管權，政府是管錢，人大光舉手，政協管發言，政協就起着花瓶的作用。但我認為做花瓶也是不容易的，因為做花瓶起碼要美觀，如果連美觀的作用也起不了，那連花瓶的作用也沒有。

＃昔日四五如今六四太失望

馮：通過這次會議，你認為國內的形勢怎樣？

徐：我從北京回來香港，在機場說了兩句話，就是「危機跟希望同在，困難與穩定並存」。關於危機方面，大家都不能否認，這兩年來李鵬的治理整頓，只是起到治標而非治本的作用。在經濟方面，國家對企業的虧損補貼，不但沒有減少，反而越來越大，去年才六百億，但九零年便預計會增加到六百五十七億。物價的補貼也增加了，兩者加起上來已超過一千億。

此外，財政赤字嚴重，人民待業、企業停工的情況無法解決。對通貨的控制，政府用高利息來吸收老百姓的鈔票，吸收的數目聽說達幾千億之巨，如果有一天老百姓拿到利息，但因通貨膨脹而買不到東西，這些存款就好比一隻關在不牢固籠子裏的老虎，牠一旦衝出來，問題就嚴重。

從政治體制來看，問題沒有根本解決，從經濟的問題來看，也沒有治本的辦法，這樣拖下去危機是很大的，因此雖然暫時穩定，但仍有很大危機，所以我說「希望跟危機同在，穩定跟困難並存」。

馮：你看未來的形勢會怎樣發展？

徐：一般國際對中國問題的觀察家，都把中國分成兩大派系——改革派與保守派，但經過「六．四」風波，這樣做分析已經過時了。經歷了這麼大的動盪之後，改革派與保守派都沒有了，而是重新以利益為依歸來組合，這方面的變化會相當大。現在有人注意，如果作為名義上的總書記和名義上軍方的第一號人物江澤民，跟軍隊有實力的楊尚昆結合起來，他的力量會是很大的，這些新的動態都引起了人的注意。

另一個動態就是，共產黨一些老人的影響力很大，有所謂「八老」，但如果注意政局的話，都可見到「八老」正逐步減少影響力。這些老人家的聲音，在六四風波之後越來越少了，即使是最後一位最有影響力的鄧小平也是這樣。我看學生短期內不會再起動亂，但新的力量組合所造成的突然變化，及經濟上危機所爆發的變化，都是觀察中國問題的人要留意的事情。

馮：經過今次會議之後，你覺得自己的處境怎樣？

徐：我的處境並沒有得到理解。我是好心帶了滅火器，協助消防，希望在火警發生之前將火撲滅掉，或出一分力去滅火，但是人家卻把我的滅火器當作炸藥筒。我的心情有點像楚國的屈原，但時代進步了，我不會像屈原那麼傻，去投汨羅江，我還要看祖國的變化，因為只是共產黨和某些領導人存在危機，國家和中國人民是不會存在危機的。

馮：你提過七六年離開大陸，是因為目睹了四五天安門事件，十多年後又出現六四事件，你會否更加失望？

徐：七六年四月五日，我還在北京，當日我也到天安門向周恩來致敬，我看到學生被警察和便衣用棍毆打，我當時便感覺到非常失望。「六四事件」看起來有許多情況與「四五」事件是很相同的，當時把鄧小平打成反革命幕後的策動者，這是冤枉的，後來都平反了。許多情況好像歷史在重演，使我非常感慨。

＃對大陸民主要求較高

馮：有人認為你對中國的批評很大膽，但在香港問題上卻很保守，你為何會有不同的態度？

徐：說我在大陸問題是民主派，在香港問題是保守派，我認為這個批評很恰當，我完全接受。因為與大陸比較，香港的民主比大陸好得多，大陸非常缺乏民主，所以我對大陸的要求比較高。同時我作為一個政協委員，共產黨看得起我有論政議政的能力，才找我當政協委員，因此我在這方面有義務要發揮作用，對大陸的要求也較高，人家看起來就指我在大陸民主問題上是民主派。

但香港關鍵的問題，還是要依靠大陸，如果對大陸的民主要求高一些，對香港也是一個幫助。此外，我對香港目前的民主，例如新聞言論自由、三權分開運作，我是比較滿意的，所以在香港問題上，我是求穩定不苛求民主。

馮：我接觸的港澳政協委員，有些指你恃老賣老，你怎麼看？

徐：這樣的批評應該引起我的警惕。有時候我比較激動，對一些領導人的批評有時不留餘地，像港澳領導人對香港的講話，我便經常公開批評，這就更使人感覺我這俑人老氣橫秋，我看這是值得我警惕的。

馮：你曾提過對共產黨的批評是有恃無恐，究竟你有何所恃？

徐：我認為我所有的批評都是從善意出發，而且是建設性的，同時我對我的國家一片真心，我對得住自己的真心，所以我有恃無恐。我並非恃老賣老，雖然人家說我「大炮」，但我每一句話都是經過很慎重的考慮才提出來的，不是隨便發炮。

（一九九零年四月二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