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的另一面|民主党右倾的幕后推手（下）

译者 | 何啸风

扭转民主党的路线

1987年9月，当司法委员会暂停审查里根最新的大法官提名，超级保守派罗伯特·博克在参议院投票中被击败。乔·拜登、他的妻子、妹妹和妹夫一进入听证会，现场马上挤满了摄像机、麦克风、记者。宣布参选总统三个半月后，他正式结束了竞选。

拜登的竞选筹款比所有对手都要好得多，他的肯尼迪式光环、中间派的诚意，也吸引了民主党的捐款阶层和媒体机构。虽然他的民调并不出色，可当时为时过早，而且其他候选人也没有大放光彩。我们不难想象，这位年轻、雄心勃勃的候选人在1988年初的初选中至少赢得了一些赞成票。

可是，在11天里，他的竞选活动就宣告结束。这是因为一系列私人丑闻让他的名字在数年里都成为小报作家的笑料，让他数十年不再涉足总统大选。不过，至少在某个方面，他可以感到欣慰：虽然他没当上总统，可他确保下一位当选的民主党总统会是他的写照。

民主党已经因为前两次选举失利而士气低落，1984年的选举他们也是一无所获。虽然里根任期的第一年受困于经济衰退，而且进行了好几轮不受欢迎的预算削减，可是里根仍获得了美国史上最大的压倒性胜利，赢得49个州和525张选举人团票。他的对手沃尔特·蒙代尔是个温和的自由派，在竞选中不遗余力地呼吁加税以减少赤字，最终只获得13张选举人团票。

里根连任一年后，拜登告诉《威尔明顿晨报》：“13年以来，我一直试图扭转民主党的路线。我说的话，本来没有人说。第一，利益集团绑架了我们。第二，整整一代美国人行动起来……现在，每个人都在说这番话。”

其余民主党人都开始走上同样的路线。选举失败后，爱荷华州民主党主席戴夫·纳格尔说：“我们提出新的方案来解决问题，摆脱政府的干预。”在CBS早间新闻上，亚利桑那州长布鲁斯·巴比特和拜登并肩坐着，他说：“我们必须重塑旧的价值观，开始寻找新的国家愿景。”他解释道，这种“愿景”即“财政职责”和“财政预算”。拜登在一旁补充：“我认为民主党人失去了中产阶级，因为他们忘了中产阶级不属于特殊的利益集团。”

就像他抱怨本党的方针一样，他也不停抱怨“利益集团”和“特殊利益方”，这与他心心念念的“资产阶级”形成鲜明对比。

可是，这些暗中势力是哪些人呢？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30年代也抨击”特殊集团”和“特殊利益方”，但他指的是“无耻的钱商”，反对新政的“商业和金融少数派”，这些人的掮客“遍布国会大厅和华盛顿的鸡尾酒会”。拜登的意思，则是截然不同的。

1971年，他第一次胜选时说过：“少数派和既得利益者已经厌倦了空洞的承诺。”7年之后，这帮人反对废除让自己获利的政府项目，拜登对他们大加鞭挞；拜登指责他们让财政支出失控，而他试图控制开支。这时，拜登四处游说来推销他的愿景，催促民主党把国家利益放在利益集团之上。在阿拉巴马，他指责了利益集团，之后又坚持阿拉巴马已经搞定了种族主义的恶魔。

在其他地方，比如特拉华州，他软化了这种攻击。“那些说必须摆脱特殊利益方控制的言论都没抓住重点，”他对特拉华的700位民主党人说，“事实上，我们没有劳动力问题。我们需要劳动力……我很自豪，我所在的政党获得大多数非裔美国人的支持。”

换句话说，不管是支持还是批评特殊利益方（这时更多的是批评），这批选民都投向了民主党：工会成员、非裔美国人、女权主义者、同性恋者、环保主义者，还有其他符合拜登所谓“中产阶级”的人。

以前，“特殊利益方”的暴政指的是大企业和超级富人掌控了政府。现在，“特殊利益方”指的是普通的美国人，新政试图保护他们免受强大势力的侵害。而民主党人新的优先对象是拜登的“中产阶级伙计”：在社会层面上保守，对政府和税收抱有怀疑，在其他方面与强大利益集团的政治愿望保持一致。

而且，“中产阶级伙计”是个南方人。1970年代以来，拜登不停催促民主党人向南方寻求理念和竞选支持。他和吉米·卡特结盟，鼓励保守的南卡罗来纳参议员弗里茨·霍林斯竞选1984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民主党接连选举失利，让党内高层开始倒向拜登。“除非……南方和我们站在一起，否则我们无法掌握国家的议程，”拜登说，“纽约州、加州、伊利诺伊州的民主党人都说，1988年我们要有一位能吸引南方的候选人。”

拜登说得对，民主党长期支持奴隶制和白人至上，“坚实的南方”（solid South）数十年里都是民主党胜利的关键。而当罗斯福领导下的民主党开始拥护民权，南方的顽固势力对进步的变化进行了数十年的阻挠，反对民权立法，削弱新政政策。

像拜登一样，罗斯福也明白南方在选举中的重要性。他试图按照自己的想法对南方进行整治重塑，让南方走向“更明智的民主形式”。虽然他的新政在南方受到欢迎，可他还是没能扫除右翼精英。南方依然是反对工会、经济保守的政治大本营。拜登试图夺回南方，本来可以让罗斯福的努力重获新生，可以利用新的民权保护举措、民主党在黑人选民中的人气，来开展一场大众竞选，把黑人和贫穷白人的共同经济利益团结起来。恰恰相反，拜登明确表示，他不希望让南方支持民主党的立场，而是相反。“民主党迷失了方向，”拜登对北卡罗来纳州的民主党人说，“以前是你们站在民主党那边，现在应当是民主党站在你们这边。”

对于这样的变化，民主党领导委员会（DLC）起了很大作用。这是蒙代尔败选后成立的非正式党组织，旨在推动民主党右转。组织的建立者阿尔·弗罗姆曾在1981年担任众议院民主党核心小组（HDC）的执行主席，当时还发表了“民主经济原则”的声明，向里根的政策表示效忠。DLC由州长和国会议员组成，几乎都是白人，而且大多来自西部，尤其是南部。它希望南部在党内拥有更大的影响力。与此同时，包括高盛高管罗伯特·鲁宾在内的一小批筹款人，也决心将民主党打造成一个偏中间派、对企业更友好的力量。

对这批人来说，拜登自然是好帮手。事实上，弗洛姆和拜登的朋友，民调机构的帕特里克·卡德尔就试图让拜登加入1984年的竞选，为他们喜爱的政策摇旗呐喊。他们对一个长得很像拜登的“史密斯先生”的支持度进行了民调，想用民调结果迫使民主党人放弃蒙代尔。虽然拜登放弃了竞选，可是用弗洛姆的话说，拜登已经是DLC的领袖了。拜登对1988年的竞选怀有期待，和DLC一起开展了一场南方巡游，号召民主党人做出改变。

如本地的一位专栏作家所说，虽然拜登是唯一一个不来自南方的演讲者，可他在这场活动中称北卡罗来纳是“南方的良心”，他“在话语中最不懈地强调南方的主题”。他在弗吉尼亚说，如果参选总统的是保守的民主党参议员、DLC主席查克·罗布竞选总统，民主党的表现会“好得多”。在阿拉巴马，参议院豪威尔·赫夫林盛赞拜登的保守财政，以及对南方“传统和价值”的认同。礼尚往来，拜登对着人群说道：“在伯明翰，黑人要比在费城或纽约有更好的机会。”在他的讲稿中，他删去了虚伪的民权活动的套话，删去了关于伯明翰警察局长“公牛”康纳放狗咬黑人抗议者的内容。佐治亚州保守的专栏作家迪克·威廉姆斯，曾经自诩年轻时捣毁了电视台的工会。在拜登到场之前，他称拜登是党内“最优秀、最聪明的人”。

反对工会，是DLC和所谓“新民主党人”意识形态的核心。虽然劳工组织活动在他的生涯中占有重要地位，可他对这些过往轻描淡写。他在1985年佛罗里达的AFL-CIO年会上发表主题演讲，指责劳工自身的衰落，批评工会害怕变革，只关心自己的利益而非国家利益。第二年，在弗吉尼亚的年会上，他警告人们，就像民主党一样，劳工陷入了“深深的困境”，需要“更大的保护伞”来“为资产阶级遮风挡雨”，这样它才不会被视为“特殊利益方”。在为一位众议院候选人站台时，拜登提醒他，不能想当然地为劳动者表决。拜登还对一位工会听众说：“你得到的不是理所当然的。你得到这么多，已经很幸运了。”

不过，拜登和DLC的这套变革理论很快就被揭穿了。1986年的中期选举时，共和党人数是民主党的5倍，而且声望不减的里根巡游全国呼吁民众给共和党投票。出人意料的是，民主党重新夺得参议院，并且扩大了众议院的优势。民主党没有听取DLC的意见，而是派出经济上中左派的候选人。这样一来，工人家庭一边倒地给民主党投票。民主党对妇女和非裔美国人（90%投票给民主党）的优势，弥补了对白人男性的劣势，在紧张的选举中幸运取胜。甚至在南方，民主党人也借助跨种族的同盟获得胜利。

民主党的翻盘，在理论上遏止了“里根革命”。但在实践中，这场革命已然成功。虽然赢了1986年的选举，可民主党已经内化了拜登等人推动的理念。随着DLC的影响与日俱增，民主党避免提出任何高支出项目。当1988年的党内提名如火如荼之时，拜登又摇身变为“南方代言人”。

像肯尼迪一样把头发往左梳，搞的却是里根的右派政策

蒙代尔失败后，许多人相信，下一场党内提名将是民主党的灵魂之战。正如当时的评论家指出的那样，在老牌自由派（泰德·肯尼迪和纽约州长马里奥·库莫）和新兴的“新自由派”之间，存在的是某种分裂。

事实上，根本都没必要比什么。库莫和肯尼迪都决定不竞选。1987年4月，《迈阿密先驱报》披露，民调领先的哈特与29岁的模特唐娜·赖斯有染，导致他退出竞选，拜登的机会大大提升。真正能够挑战拜登和他的新自由主义同僚的，只有杰西·杰克逊牧师，芝加哥的民权领袖。

杰克逊对于民主党的愿景同DLC全然不同。他嘲笑DLC是“有闲阶级的民主党”。他的“彩虹联盟”没有通过向右转来获得倒向里根的保守派选票。他想用一场经济公正的工人阶级运动，来团结“被禁锢、排斥的人，穷人，白人，黑人，拉丁裔，亚裔，原住民”——换句话说，这群人正是拜登及其同伙眼中威胁主流的“中产阶级伙计”的“特殊利益集团”。全国各地的人们加入了杰克逊的运动，包括劳工领袖，白人农民，曾经嘲笑他的黑人官员，时任伯灵顿市长伯尼·桑德斯。对桑德斯来说，杰克逊的竞选活动反映的正是自己的愿景——围绕经济大众项目而建立的工人阶级运动。民主党建制派如临大敌，尤其是杰克逊已经吸引越来越多的人群——随着哈特的退出，他现在是支持率最高的候选人。以DLC为首的党内精英们开始动员“除了杰西谁上都行”（Anybody But Jesse）的运动。他们认为，他的竞选失败，不光是因为他的方案，而且是因为他的种族。后一种说辞，在20年后奥巴马竞选总统时又一次出现了。

拜登和杰克逊以前就交过手。1970年代，他们在“校车政策”（busing）（编者注：美国为了推动种族融合而让校巴接送公立学校孩童上下学的政策）问题上的立场相反。不过，拜登对杰克逊1984年的竞选怀有善意。他对记者说，杰克逊可以带动数百万未登记的黑人选民为民主党投票，尤其是在南方。可是，现在，杰克逊不光威胁拜登的总统野心，还威胁他扭转民主党方向的意图。在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的1986年大会上，拜登说：“我们不能把中产阶级和彩虹联盟、黑人、拉丁裔、同性恋、低下阶层白人对立起来。”

很快，他就把在这次大会上，呼吁群众“抛弃这样的想法：在运动中黑人应该独自行动……只有黑人能代表黑人”。拜登语带暗示地挖苦了杰克逊，因为杰克逊在新泽西州帮助一位黑人议员挑战白人议员。在另一次挖苦中，他对路易斯安那的民主党人说：“忽视这样的想法……把公共讨论简化为贫富的选择，无视中产阶级的危机。”最引起争议的事情是，他满心欢喜地“想要进入杰西·杰克逊的副总统名单”，可是四年后，他明确表示把杰克逊逐出自己的副总统名单。在反对杰克逊的民主党人眼里，拜登是唯一有“胆量”表达他们想法的候选人。与此同时，杰克逊也全力以赴，来到威尔明顿，批评“民主党中间派……借着肯尼迪的名声，却依附里根的反动势力”。他抨击削减赤字的人，说他们“像肯尼迪一样把头发往左梳，搞的却是里根的右派政策”。

我们都知道杰克逊说的是谁。拜登开展的就是一场肯尼迪式的竞选，依靠他的年轻、外貌、魅力。拜登说，他不认为“总统当选不是依靠具体的政策”，而是“关于美国愿景的广泛理念”。帕特里克•卡德尔很好地表现了这一想法。1984年，他没能说服拜登参选总统，转而把用在拜登身上那一套策略转移到同样年轻的新自由派哈特。一年后，卡德尔参与炮制了史上最大的营销失误之一——“新可口可乐”（编注：1985年可口可乐公司在颓势下为了适应市场调整了可乐配方，但消费者并不买账，“新可口可乐”为这一可口可乐的非官方名称）。它上演了79天，最终惨遭下架。

在提交给IMPAC ’88（推动民主党右转的百万富翁团体）的92页的备忘录里，卡德尔给出了对即将到来的选举的思考。卡德尔拿1960年作为1988年的榜样，拿肯尼迪作为正确候选人的榜样。他理想中的候选人是某个“内部反对派”，他既是世代变迁的化身（有点奇怪但不知道怎么翻），又不会威胁建制派，在犯罪、堕胎、赤字、军队等议题上持保守立场。卡德尔认为，“婴儿潮一代”是胜利的关键，这代人占1988年选民的58%，被人们视为无意识形态、无党派、反建制派的。

这就是1988年拜登竞选时的气氛。他谈到婴儿潮一代的崛起：“我的指尖都能感受到。我们看到文化的展现。需要有人做出政治的表现。”因此，他的竞选演讲成了怀念60年代的摇滚巡演，有意识地唱出肯尼迪式的赞歌，表达对未来模糊而又动人的憧憬，频频致敬这位前总统，以及其他60年代的自由派偶像。他在使用了多年的一番演讲中对观众说：“我们的英雄被杀了，这不意味着我们的梦想也埋葬在千万人心中了。”这番演讲的核心是他误读的历史，他认为肯尼迪“点燃的是罗斯福以来最伟大的世代运动的篝火”。尽管如此，凭借拜登的演讲技巧，这样的演讲还是迷惑了全国各地的观众，虽然不是所有人都买帐。

然而，大谈特谈我们站在“关键分水岭”，追求“黎明的曙光”，拥有“重塑品格和未来的难得机会”，这些都不是替代性的政治方案。拜登仍然强调，美国经济困境的解决方案“在政府外部”，批评“华盛顿陈旧的经济政策”。他坚称，美国工厂需要自己的内部幼儿园，但不是由政府强加的；相反，白宫应该先建立自己的幼儿园，这样一来“主管们看到总统这样做，也会跟着做的”。

他承诺1993年之前实现预算平衡，尽管他不会增税。他的很多重要观点是从对手那里偷来的，比如企业关闭工厂前有90天来通知工人。他向公众表明自己对“校车政策”和堕胎的保守立场。拜登没有完全放弃民主党对老人的优待，而且推出了帮助国内贫困儿童的计划。但是，按照他的理念，这种计划一般是政府的项目，一半是企业和富人私下的志愿服务。他提出一些重大的目标，比如11岁以下贫困儿童的免费医疗，但他也提出一些不太重要的目标，比如以福利金为生的人参加的工作培训和教育项目。还有一些不上不下的目标，比如在4年内把最低工资提高1美元。

一如既往，拜登在筹集资金上困难不大。在3月的短短27天中，他筹集了令人瞠目结舌的170万美元，比任何候选人都高。1988年7月，他筹集了320万美元，仅次于马萨诸塞州长麦克·杜卡基斯。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在国会中是以色列的“好朋友”之一，以色列的说客承担各种各项事务，为竞选活动筹款。然而，即使受到媒体的热烈欢迎，这笔资金并没有转化为压倒性的支持：当他宣布退出时，他在爱荷华州的支持率仅为10％。

要不是9月的一系列丑闻打乱了竞选活动，他至少是一名竞争者。第一件丑闻由杜卡基斯的助手向媒体透露：拜登关于家族历史的演讲，剽窃自英国工党领导人尼尔·金诺克。和拜登一样，尼尔•金诺克也想让自己的政党摆脱经济上的民粹主义历史。又过了几天，媒体发现有一些段落抄袭了休伯特·汉弗莱和罗伯特·肯尼迪的话。与此同时，他被爆出1965年因为从某份法律评论上摘取5页内容而未通过一门法律课程。

接下来被曝光的是拜登常常提到的自己参加的民权活动。这不光是他那玫瑰色的竞选演讲的重点，也被他用来反对“校车政策”。他在竞选期间说，他们一群同学们常常和班里唯一的黑人学生一起去当地的餐馆，一直到这位同学被禁止在此用餐。《费城问询报》找到在费城当医生的这位同学，他说拜登这帮人根本不是一起离开餐馆的——实际上，这帮人吃完饭就走了，根本没发现他已经被赶走了。在记者的逼问下，拜登承认自己的民权活动“没有什么成果”。他仅仅参加过一次隔离电影院的抗议。那是他在某个夏天在全是黑人的游泳池工作后，第一次睁眼看待种族主义。拜登坦承：“我不是活动家，是民权运动唤醒了我，它不是我参与的结果，而是我意识到在发生的结果。”

不光是民权运动。同样是9月，拜登把自己描绘成越战的反对者：“我们都说，这太蠢了，必须结束它。”可是，拜登和内莉亚的老朋友告诉媒体，拜登“很长时间都是支持者”，只不过当选参议院后改变了观点。拜登只好承认，他曾经反对如今支持的运动，这是因为“反战运动正酣之时，我已经结婚了。我正在上法学院。我穿着运动服。”他又补充道：“你面前的是一个中产阶级的小伙子……我对防弹背心和扎染衬衫不感兴趣。”

《新闻周刊》发掘了一段公共事务卫星电视网（C-Span）4月7日在新罕布什尔州的C-镜头。一位观众问拜登上过哪所法学院，在班里排第几名。拜登把这个问题当作挑衅，严厉地回击了他。他说自己在班里“名列前茅”，拿了三个学位，“是政治学系的优秀学生”，以全额奖学金就读法学院。接着，他跟提问者说：“你想要的话，我很愿意坐下来，和你比一比智商。”他说的话都是假的。拜登在本科和法学院的成绩都是垫底，只有一个学位，另一个是辅修的，得到奖学金也是经济原因。他后来解释说：“我生气的时候会夸大其词。”

要是他的竞选与众不同，也许这些丑闻也不在话下。可是，他的竞选没有什么实质内容，加上他那“总是说别人不想听的话”（tell- ’em-what-they-don’t-wanna-hear）的性格，竞选活动走进了死胡同。9月23日，拜登走进人头攒动的听证会，宣布退出选举。

拜登灰头土脸地退出选举，结果却因祸得福。退选后不久，拜登终于查出了选举期间受到忽视的头痛问题。住院之后，医生在拜登的脑中发现了两个动脉瘤。在接下来的七个月中，他接受了两次高风险的颅骨手术，经历了一次肺部血块手术。手术前，一位牧师为他举行祈祷仪式。医生告诉他，要是继续竞选，他将死在途中。相反，他以一种似乎更精明、更老练的外表，在1988年9月回到参议院，并受到英雄般的欢迎。

“我认为我很擅长自己的工作，”拜登回顾道，“我很喜欢自己的工作。我不会心甘情愿地放弃这份工作。”

原文来自Jacobin杂志

原文作者：Branko Marcetic; 原文标题：Joe Biden Helped Pull the Democrats to the Ri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