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尋：全盤保守主義與僭主政治——美國大選的思想觀察｜《思想》42期：解讀川普現象
本文共8923字，預計閱讀時長40分鐘。
此文開放給所有讀者。這是這一期雜誌第二部分的內容，關注川普現象導致的華人自由派的爭論、分裂、對立。希望通過這系列文章，深入澄清左與右、進步價值與保守主義、文化多元與文明衝突、世俗政治與宗教背景等等問題。
《思想》圍爐將持續更新，加入圍爐可以看到更多內容。歡迎讀者訂閱😊。
沒有誰能設想這樣的結局，也沒有誰敢設想這樣的結局。1月4日，川普威脅喬治亞州州務卿「找出」他所需的一萬多張選票的電話，被媒體曝光，在「第二次水門事件」的一派譁然中，我本以為「百萬大遊行」將因此取消。但川普竟再次鋌而走險，在兩天後的集會中，繼續攻擊民主黨選票舞弊，激怒支持者前去國會山，阻止他們「偷走我們的勝利」，終於釀成了占領國會的暴亂。這是美國大選史上空前的悲劇，卻不是川普開創的唯一惡例：自去年在全民票選中失敗以來，川普不僅拒絕祝賀拜登勝選，更一再發起數十樁無根據的訴訟，拖延總統權力過渡，謀劃以緊急狀態翻盤。1月13日，川普已被國會第二次彈劾，注定將以被審判的奇恥大辱收場。但其淋漓盡致的僭主政治（tyranny）展演，將持久震驚世界——
為什麼，在具有得天獨厚的民主傳統的美國，也會產生川普這樣以合法總統之名，行一人統治之實（autocracy）的僭主？
兩個多月來，國、內外都出現了巨量的「華（人）川（普）粉（絲）」，並由此引發了對美國政治的空前論戰，這顯示全球思想市場（global marketplace of ideas）已在中文世界形成。但兩月來持續延燒的，卻仍是三十年前的保守主義議題：他們近乎一致地斷言，川普將「鐵定當選」；而在敗局已定之後，又拒不接受。
進入大選年以來，我一直期待，川普的慘敗本身可以使華人川粉從保守主義的氛圍中警醒。但現在看，川普的競選策略——將美國的全球化困境歸咎為外部敵人與巨型跨國公司的陰謀，民主黨左翼中的內部敵人對國家的出賣——及以脫鉤重回孤立時代的國際主張，都極易與保守主義對傳統榮光的誇誕心理和將現實挫折述諸重啟歷史的習慣，一拍即合——目下中文世界，已經出現了以《川普主義》為名並相號召的學術著作，保守主義與僭主政治膜拜的關係已昭然若揭。如果不能從國際思想史的角度，透視三十年中國保守主義思想形成的機制，我們也就浪費了這麼好的一次提前到來的危機。
一
作為甲午戰爭以來影響中國最大的國家和今日世界的樞紐，對美國大選事務的究心，無異於對自身命運的關懷：有再多的人參與預測或影響親友投票，都是正常的。但必須說，川普的敗選完全超出了中文社會的預期， 更令自媒體集體站到了美國主流媒體的對立面：他們無視川普之敗，乃是歷史級別的慘敗——對方七百萬票是選舉史上的第三高負，而連任不成功也是近三十年的第一次！
我當然知道「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一類的政治常識。但敵人的敵人，卻仍然可能是敵人而非朋友，尤其在事關善惡、是非的問題上。2016年川普勝選，其對「MAG（N）A」（美國獨「大」）的一再宣稱，對政治就是「臭又硬的玩意兒」的無情標榜——“Politics is a nasty and tough thing！”（獲勝致辭），對撥弄民粹的喜好，無不震驚著所有關心世界政治前途的人士。
但在中國，這卻被視為美國從「公民─國家」回轉「帝國政治」的標誌；其所流露的君主人格，更被旋風般地「人─神」化了：虔誠的福音會教徒、保守的商業世家子弟、堅定的安蘭德─尼采主義者，而且「養育了美麗的公主（未來總統）」！……如果說這一切，只是一個政治素人在登場之初難免引起的錯覺，四年來尤其是新冠瘟疫流行以來，其以連任為唯一目的的荒政、亂政——為保經濟增長，竟不進行危機關停，反而攻擊民主黨誇大死亡人數，無視民生，終致全國大規模感染……難道還不足以表明：這只是一個將政治作為棍子並隨時準備用它攻擊程序式合法性危薄之處的僭主？
所以，早在總統辯論期間，自媒體哄傳拜登「醜聞硬碟」之際，我就不信，四年前的故技重施可以再一次震驚民眾。10月底，已有8000多萬人提前投票的消息，支援了我的判斷；我預估，最終的投票數可能超過1億5000萬，而川普輸掉1000萬票，也都可能。我預料到，發佈這樣的預測會被視為挑釁；但仍沒預料到會出現那樣多真理在握的華川粉，尤其是他們中的「華（人）基（督）粉」——他們用正邪之戰、天選之子與魔鬼計畫等詞彙嘲笑「世俗之輩」的無知，對我主張進步主義（progressivism） 在美國的回歸，尤其不能容忍——
「不就是民主黨左派那套？大政府、高稅收、干預主義、福利國家、理性至上、無神論、墮胎、同性婚姻麼？……」
哦，果然，連羅斯福新政也是要反對的！近三十年來，由於反激進主義當令，已經是「只有保守主義，才是真正的自由主義了」。但保守主義在美國，總還是自由主義的啊。如果模仿柯克（Russell Kirk）的濫調，連進步主義也在必須反對之列，這是要以基督教作標準，來鍛煉「真自由主義」 的新門檻了！為什麼一個把歐洲傳統生搬到美國的二流思想家（詳第四節），也能使他們信心十足，無視政教合一的笑談，不顧把總統大選等同於教皇推舉的荒唐？
二
答案是「保守主義」。但這不是一般所言的「保守主義」。與90年代初肇興的文化保守主義不同；這是一種要求在政治、經濟、文化、宗教等各方面，採取系統性、進攻性立場的「全盤保守主義」（wholesale conservatism）：任何層面的不一致，都將被視為「半吊子」。
而且，它還有一個秘而不宣的美國名稱：「亨廷頓主義」。
筆者無意冒瀆亨廷頓。但九十年代初，由余英時先生等發起的對五四新文化激進主義性質的溯源、裁斷，及其與大革命（社會革命）、文化大革命……劫難關聯 的思想史批判，雖然造成了新的風氣，但充其量也只是學術領域內傳統文化的復興而已。《文明的衝突？》一書所引發的，卻是朝野內外的地震。由他所論，冷戰結束以後的國際關係，將由意識形態對抗，轉向文明衝突的預言，當即便賦予了傳統文化無與倫比的未來內涵——據說，那是未來國家政治力量的源頭活水。
到目前為止，以《文明的衝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2002）的引進為開端，亨氏所有的專著除一種外，都已有中譯【1】：《文化的重要作用》、《我們是誰？》、《美國政治》、《軍人與國家》，除最後一種，都為新華出版社出版。這是二戰結束以來，所有研究國際關係理論的大師包括坎南、布熱津斯基等人，從未有過的待遇。而實際上，它們大都不僅不是所謂國際關係理論的著作，且挑明了是美國「國家政治（national politics）」研究。所以，早在90年代就有人追問——亨廷頓對中國，究竟意味著什麼？
但這不是「真假亨廷頓與東西亨廷頓」的問題（秦暉）。《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第三波》，批評民主化對秩序和權威的衝擊，使人疑慮他本就薄弱的自由主義色彩。2004年，其生前最重要的著作《我們是誰？》出版後，「薩克遜清教徒」文明認同的「國族挑戰」，被迅速用於解釋「文明的衝突」，其自由主義的世界信念似乎再也不存在了。是的，如果「我們的文明」（the civilization of ours）只是白種盎格魯薩克遜清教徒（WASP）文明，由諸歷史文明（civilizations）自由競爭與發展的空間，就只是代表文明責任的我們文明，與其他歷史文明之間的衝突。
既然如此，為什麼他之前所論「文明的衝突」，不既是國際關係博弈的準則，也是國內政治的方向？既是宗教文化競爭的原理，也是國家經濟的戰略呢……？下面將證明，這只是一種情感邏輯。但在一些以國家精英或國師自居者看來，卻正是這一「邏輯」讓美國制霸世界成功的秘密，突然變得顯豁。最近，推動00年代第二次保守主義浪潮的核心人物劉小楓，就是以對這一秘密的突然解悟，來紀念他三十年來的學思歷程的。
在文章開頭，他罕見地承認，自己三十年前並未領會亨氏「文明衝突論」的精意；而近期翻譯出版的亨氏早期著作《軍人與國家》中一段對馬漢（Mahan）的評論，則使他豁然開朗——既然亨廷頓早就知道，馬漢闡述的不過是由美國來承擔的「西方基督教文明主導整個地球，並支配其未來」的昭昭天命，那麼，只有將《文明的衝突？》與馬漢的《展望20世紀》對讀才能算合格。而如此一來，馬漢書中最關鍵的那個世界歷史哲學問題：「是東方文明還是西方文明，將主導整個地球並支配其未來？」才是文明衝突論的本質。原來，亨廷頓貌似國際政治理論的大師，兜售的卻無外乎馬基雅維利式的、西方基督教文明對東方文明的冷酷毒計【2】。
文中他不斷提示，菲律賓就是馬漢等人設計好的、宰製東方的跳板，「要從文明的高度進行審視」。而按他一貫的「西學研究」原則，要嘴上說的是西方問題，心裡想的是中國問題，才算入流。但他竟沒有在文中提出亨廷頓那樣的世界歷史哲學，難道揭示亨廷頓文明衝突論的秘密毒計，就只需從「軍政」方面進行部署落實？但他已無需明言。點出亨廷頓的「西方基督教文明」一語已然足夠：亨廷頓不是早已在《我們是誰？》中講了嘛，「WASP」就是美國文明成功的秘密嘛；中國成功與否的關鍵，就看能否掌握這一秘密，創造出中國自己的WASP嘛。
從全球思想市場的角度，本應專門談及近二十年流行的新保守主義。但其核心人物的心跡自述表明：亨廷頓仍是聚光燈下的A角。只有回到亨廷頓，不，「亨廷頓主義」的「顯白的教誨」，他們從雷根政府（1981-1989）以來的各界高官中挖掘出的施特勞斯學派的秘聞，才更淪肌浹髓。至於，這是不是「黃漢儒教」一類的「中國方案（道路、模式）」，下面再做評斷。但這才是他三十年後，重新解讀「文明衝突論」的根本原因。
而按照這一西方基督教文明與其他文明衝突的「精微」理解，美國大選不就是奉行亨廷頓教旨的WASP，與被世俗主義、多元主義、進步主義、現代主義……敗壞的「末人」（the last man ）之間的「敵我」戰爭麼？難道，這不正是那些寄希望於川普用包括政變的方式翻盤者，所深信不疑的美國文明的底牌？他們不模仿據說是「美國保守主義之父」柯克的嚴厲口吻，不懷念孤立主義的「國父」時代……不將正尋求連任的福音派總統川普，奉為「以保守主義的智慧／常識治國」的完美代表，豈不是更不正常嗎？
三
但這樣說不意味著筆者就同意，亨廷頓主義是對全球思想市場潮流的正確把握。或毋寧說，亨廷頓理論，即使一度是思想市場上最具競爭力的知識—方法，在佈局者從自身現實利益出發，擇其虛構了以它為頂點的思想金字塔三十年後，已成為類似 「龐氏騙局」（Ponzi scheme）的裝置。真正重要的問題是，如何解釋亨廷頓主義形成的機制 ?它既是心理的，也是制度的；它不僅使後來者接受了這一佈局，只在其下層重複增擴，且日漸發展出全盤保守化的觀念氛圍和論戰風格。
一度同樣被視為保守主義大師的哈耶克，在其經典的〈為什麼我不是一個保守主義者？〉中，有一個關鍵論斷：保守主義只是一種「本質上是投機主義」的對現狀的態度，而並無真正的原則。我本不想列述那些被他稱為地道的保守主義態度：對變化的恐懼、對權力的偏愛、對秩序的敬畏、對傳統的懷舊和神秘化……但即使在這一點上也可見出，哈耶克所欣賞的前瞻性的態度與之如何大相徑庭；而他真正主張的，卻是理性的原則——他因此確信，「創新乃是人類成就的本質所在」，由此自發產生的秩序，也才有真正的調節能力。中國保守主義，卻將自發自生秩序理解為自然主義的經驗之物，並與傳統格局混為一談，發展出「現實理性」的高論。事實上，他們原始性的問題，也是根據他們對現狀的無限肯定而提出來的——
「從目前的現實出發，我們究竟有什麼是可以conserve保守的？」
而其答案，也無不是那些具有明顯現實優勢的新傳統。一位欲通三千年傳統於一統（「通三統」）的新左派，就是如此設計其「社會主義儒家共和國」的。當然，這下談的是「軟實力」：「要談中國的軟實力，我們就得首先問自己，我們中國人有什麼自家的東西，自家的傳統？……否定了中國的古典文明傳統，又否定了中國的社會主義傳統，那中國還有什麼東西呢？還有什麼中國的軟實力可言呢？否定了這兩個主要的傳統，那麼中國的大地上自然就只有美國的軟實力、日本的……」【3】不是說好「三統」麼？「市場經濟信念和對於自由的追求」的後三十年傳統，到哪裡去了？難道那不過是由前兩個傳統直接延伸出來的，無需一談嗎？
我們當然清楚，被這一統不通之輩放在「憲法高度」上的，是從西方新左派學舌而來的所謂「毛澤東的平等傳統」：與這一政治性原則相較，所謂儒家傳統與共和國傳統，不過是文化上的保守主義、經濟上的自由主義的代名詞，根本不具有與之平等的地位，而且必將被「一統」到文革後期的毛澤東儒學和鄉鎮企業那裡去【4】。哈耶克對由社會主義跳轉而來的保守主義不需要進行任何轉化的論斷，再一次顯示出其普遍性。
在這樣的背景下，能夠進入公開市場發表、閱讀的，當然也就只能是與之不違如愚的「德意志保守主義」了。曼海姆（Karl Mannheim）在名著《保守主義》中已經指出，德國思想中的保守主義傳統並非所謂「民族性」的表現，而是因為它的知識分子：他們雖都有過贊同法國大革命的時期，卻因德國社會不能養活他們而回到體制。他們「都是典型的辯護家、意識形態專家」，善於為自己效力的對象提供基礎和支援，「而不管它本身是什麼。」因而，作為他們最高成就的浪漫哲學，也無非是對即將消逝的舊歐洲這一現實的「非理性」肯定，從根本上看仍是反動的。
通過對德國早期保守主義的社會學溯源，這位韋伯的繼承人，也就找到了魏瑪德國（1918-1933）失敗的根源：保守主義將納粹看作是自己召喚出的力量，並期待用後者對付頑固的左翼。其中的代表性的人物，卻正好是近三十年來中文西學譯介的銷量明星：尼采、海德格爾、施米特、斯賓格勒、梅尼克（Friedrich Meinecke，或譯「邁內克」）、施特勞斯。近十年來，學界各門，不僅人人爭當「右派」，甚至已經到了離開「帝國、秩序、文明、傳統、成熟、敵我、常識、平衡」等幾個關鍵詞，無法說出自認為有思想學術感覺的話語的地步——由此，不正可見出亨廷頓主義形成的機理？
四
公正地說，在德國形而上學的長期誘惑之後，中國社會科學在90年代的重建，無論如何是值得歡迎的變化。但亨廷頓的主義化卻表明，這仍是那老調的重彈。
以無人不知的有關WASP文明論的渲染撏撦而言，《我們是誰？》一書，只有第四章才是對盎格魯清教徒文化的論述——請注意，只有「盎格魯」和「新教」——而且完全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典範之下的學術操作，看不到特殊主義的更不用說種族主義的痕跡。理由也很簡單，那將與他回應「美利堅國族認同的挑戰」的目標自相矛盾：如果被稱為「熔爐」的價值也都只是地方主義的、歷史主義的，那他如何能在理論上克服這一挑戰？如果只是為了尋求「政治」的解決，他為何不藏起這一「殖民主義的詭計」，而將WASP置於現實的危險之中？——是的，在所有的城市地區，他們都已不是人口多數——難道，亨廷頓原來並沒有讀懂馬基雅維利的「狐狸」？
這當然不是在反對「亨廷頓是一個保守主義者」的說法。但即使要將亨氏固定在保守主義的標本架上，他也絕不屬於他在〈作為意識形態的保守主義〉中所嘲諷的「貴族式的」、「自主式的」保守主義：巧合的是，在這篇因高度理論化而無人問津的文獻中，隨處可見他對將歐洲傳統生搬到美國的「新保守主義」者，尤其是對柯克的批評。
為將歐洲貴族制輸入布爾喬亞的美國，他們夢想一個更少民主、更少平等也更少工業化的時代，一個精英統治而大眾安守本分的時代。（但）對現存美國政治和社會體系的排斥，使他們不可能成為真正的（truly）保守主義者。當代美國在拉塞爾．柯克眼中再糟不過了，比如說：「瀕臨自殺」、「廉價」、「物質主義」、「絕育的」，還有「標準化」。這是一個保守主義者的語言？還是現實社會的中傷者的語言？在柯克的書中沒有對美國憲政民主的強力捍衛，取而代之的滿是對已逝時代的做作、感傷的、懷鄉病式的、古玩家的渴望。他和他的同伴與現代美國，既沒趕不上調兒，也沒踩上點兒。【5】
我並不指望那些試圖用亨氏為柯克增重者，可以面對這些批評（及其中照出的自我形象）。但我們已不能不注意到，亨廷頓對保守主義的批評。實際上，在以伯克為判準的檢視中，亨廷頓否定了「貴族式」、「自主式」的保守主義詮釋的確當性：以伯克所喜好的社會組織而言，他只能是一個「自由派，輝格黨人，自由貿易論者。」 這是對在政治制度、經濟模式、文化價值上都認同自由主義的、最典型的自由主義者的表達。只不過，為了強調意識形態的「應變」（situational）能力，他選擇了以捍衛自由制度為先務的立場：如果不望文生義，這不可能是為了保守主義自身——他否定之——而存在的立場，而只能是為了實存的自由的處境，所作的迎應。
在亨廷頓被全盤保守化為「亨廷頓主義」的過程中，這是被彎曲得最為厲害的所在。包括伯克在內的保守主義者，都被假定擁有一個保守主義的心靈（Conservative Mind），在任何情勢下，都採取內外一致、前後一貫的「邏輯」：向後看。所以，無論是馬漢、亨廷頓，還是警告中美「必有一戰」的艾力森（G. Allison），一切智深謀遠之士，都必定是永懷羅馬榮光的「真正的保守主義者」，都必定以源自帝國的傲慢與偏見，隨時佈設對其他文明的陷阱。
然而，這卻正是亨廷頓所批斥的保守主義的「反─動分子」、「激進分子」的特徵：他們以現存社會的否定者自居，臆想在將來重建他認為過去存在過的理想社會；他們拒絕在「向後的改變」和「向前的改變」之間作出區分，無視歷史中的倒退與重複；所以，最終，他們必定「支援回到一個事實上從來沒有存在過的、理想化的『黃金時代』。」（前引亨氏文，頁460。）亨廷頓甚至給出了這些反-動者的名字：梅斯特（J. de Maistre），科迪斯（Juan Donoso Cortés）……這些在法國大革命的恐怖中進入歐洲保守主義的幽靈。但本文的目的，只在於證成全盤保守主義的形成機制和扭曲程度——即本文所指的「亨廷頓主義」化——而不包括對亨廷頓理論本身的辯白。實際上，對伯克的過於偏愛，使亨氏對歐洲保守主義中的德意志反─動派，如海德格、施米特、梅尼克等人幾乎毫無興趣。
但伯克的法國大革命批判，有一個巨大的遺憾：由於不幸於1797年故去，他並未及見拿破崙的稱帝（1804-1813），更無法對僭主政治這一法國革命的大悲劇有所反思——將《法國革命論》中預言的「軍事獨裁」等同於僭主政治，只是論者的一知半解。
親歷拿破崙統治的絕望，並將苦難轉化為思想遺產的是貢斯當（Benjamin Constant）的《僭主政治》（1813）。一開始他就指出，僭政（usurpation，tyranny）是與傳統的「君主統治」完全不同的、新型的獨裁（autocracy），雖然它們在形式上都擁有一個君主。但君主的合法性來自血緣、傳統、習俗，而僭主的合法性則自稱，來自處於其暴力威脅之下的人民的「要求」，或國家迫切的「需要」。所以，拿破崙們一方面模仿古代君王的統治，以使人民無償地獻出更多的權利，一方面卻維持著其受人民擁戴的現代領袖的表象。
簡言之，僭主政治並不依靠純然的暴力或赤裸裸的邪惡意志，反而經常採用「貌似合理的措施、工具性的計較、短視的馬基雅維利主義或意識形態式乖謬」達成；其真正的危害，也不在於像雅各賓主義那樣公開展示的殘忍和暴行，而在於在日常生活中人們所被迫做出的讓步，在於它對「人類團結與尊嚴的緩慢腐蝕，在於犯罪和陰謀的普遍化。」【6】
拿破崙崛起以來，以梅斯特為代表的保守主義者，卻旋即陷入對僭主政治的怨-羨之中：一方面羞憤作為「暴發戶」的僭主對教廷、皇室和自己所持的貴族階層的折辱，一方面卻很快就欣賞起了作為「強力政治人物」的僭主對「群氓」的鐵腕——據伯林（I. Berlin）研究——他甚至渴望能夠親見拿破崙，以奉上維持「絕對權力」的妙計，只因其恩主過於反對，才未成行；而拿破崙也在梅斯特的作品中「聽到了政治上的同情之聲」【7】。
本文沒有篇幅來證實，梅斯特未及面呈的「君主寶鑒」，是不是他在《論教皇》中提出的，「在國家主權和個人自由之間居間調停」那樣的超然權力？但下節的內容將顯示，那正是他的後輩們尤其是魏瑪時期的施米特之流，一直視若拱璧的。我們在此處只需指出，保守主義迷戀內在、完整，崇尚權威、強力，好古、弄神的傾向，不僅極易與僭主合作，且正是僭主政治最喜營造的民眾心理。
五
讓我們重新回到川普的敗選。
我並不像「川普主義」那樣認為，川普是（全盤）保守主義者，儘管他熟悉並喜歡它的氛圍。但正如公開談論過柯克對自己關鍵影響【8】的副總統彭斯，只不過是他所選擇的「無用的忠誠」的工具；宗教、政治、憲法、國父、時賢、盟邦……於他，同樣只有一個目的：勝選。他標榜追隨林肯，「為黑人做過很多」，卻一直「白人至上主義」的訴訟不斷；他開口輒稱秩序與法律，卻一再對最高法院人事進行黨派化安排——新任命的三個大法官都是共和黨，而對國會的立法權力，更一再杯葛；「讓美國再次偉大」，該是他的旗幟了，但他手毀盟邦如棄紙，枉顧羅馬、大不列顛、戰後美國等所有偉大國家無不是世界性的國家，絕不孤立自存；至於宗教信仰，恐怕連華基粉，也無法使他的言行看起來與一般的信眾水準「大概齊」……。總之，對他來說，只有「無敵川普」才是無敵的。為此，他可以嘲笑希拉蕊等一切弱者，是loser；而在翻盤一個個成為現實後，他卻一再高叫：他是「陰謀的受害者」，他的勝利被「偷竊」了；他必須使用手中的權力重新奪回。
所以，早在2016年川普勝選當天，我就寫下了對他作為「政治僭主」的判辭：
那些沒有學過希臘，遂以為民主制度能抵禦一切病毒（木馬呢？）的幼稚分子，看好了——讓現實的鞭子，教你仰望柏拉圖。那些在七十多年依靠善意維持的國際關係中不知饜足，罵罵咧咧的內外五毛們，聽好了——再也沒人敲門來叫，別打你媽媽：因為，那純屬你家私事……
我沒想到，因川普而起的二十世紀的僭主政治研究，自此會成為全球思想市場的新的潮流。斯奈德《論僭政：二十世紀的二十個教訓》【9】在2017出版後，一舉成為迄今最受矚目的著作，並極為罕見地擁有了兩種研究手冊。
這位執教耶魯的政治史名家，從歐洲極權主義的歷史中提煉出二十個最重要的教訓，警告美國：威權主義已經到來，沒有什麼可以「例外」地倖免於難的理由。這些教誨中最令人讚歎的，當然是他的為自由而戰的勇氣：「如果我們之中無人準備好為自由而死，那麼所有人都會在僭政之下死亡。」但他不是道德主義的良心論者。他清楚沒有制度和組織保護的良心，是如何在納粹德國隨風散盡的。所以，他警醒要 2. 捍衛組織；13. 建立私人私生活；14. 奉行實體（corporeal）政治。」事實上，斯奈德在僭政批判中提出的最值得珍視的教訓，竟然也是有關日常生活世界的抵抗的——「相信真實（10. Believe in truth）」。
放棄事實，就是放棄自由。如果沒有事情是真的，此後也就無人能夠批評權力，因為沒有可以支持那樣做的（事實上的）基礎了。如果沒有事情是真的，那麼所有一切就都是奇觀（spectacle），最大的錢包最能支付最亮「瞎眼」的焰火。
在一個所謂「後真相」的時代，這意味著什麼，斯奈德是深知其要的：
Post-truth is Pre-fascism. （ 後真相，就是前法西斯。）
所以，當川普在大眾投票中失敗卻揚言只有自己的選票合法，而民主黨與大數字公司合謀舞弊「偷走了自己的勝利」的危機時刻，他鼓舞自己站了出來，無畏地警告美國：那個毀滅德國魏瑪共和的謠言——猶太人「背後捅刀（stab in the back）」——已在美國重現，「川普的大選謊言把美國推向一人專制」
作為大屠殺的著名研究者，斯奈德當然清楚，「猶太人的背後捅刀」不過是德國的保守主義者與軍事強人興登堡自我美化的謊言。雖然借助了勝利國沒有實施國內占領、在國外的投降少有人知的假象，但真正被利用的卻是民眾沉溺於帝國軍事光榮的懷舊心理。他們不願接受德國在歐洲的二流地位，將責任推諉給接受凡爾賽戰敗條約的共和國領導階層——那些企圖將德國從夢寐中拯救出來的溫和的理性主義者、「見利忘義」的猶太人、社會主義者：他們被稱為「11月罪人」。出賣國家的罪名使他們成為隨時待宰的羔羊，在當時雖未被立即報復，卻為同樣深信這一神話的「下士」希特勒，在攫取權力後反復敲詐利用：他把他們稱為德國「內部最危險的敵人」，揚言只有從肉體上將他們消除，才能掃清帝國復興的障礙。這就是「反猶主義」的根源。
而對川普來說，要為今日美國現實困境負責的，是那些主張社會主義、高稅收、干預主義、福利國家……的左翼民主黨，被全球化利益驅動的、貪得無厭的大數位公司，被理性、科學欺騙的進步主義者、無神論者……他們聯手覆滅了這個偉大國家的希望，他們是這個國家的「內部的敵人」，現在他們又偷走了他的勝利，使他成了「內部敵人的受害者」，所以採取任何行動，都是正當的、防衛性的。
這是一個危險的策略，斯奈德說。一個合法民選的總統，竟然以「內部敵人的受害者」的說辭，使自己受託管理的國民成為可以公開報復的「內部敵人」，這是在重蹈魏瑪僭主政治的覆轍。但川普所說的偷竊，並不真實！為此，他也給出了這場真相之戰中最完美的論證。
和總統選舉一起產生的議員們，他們的名字都寫在同一張選票之上，為什麼他們中竟沒有一個人發現偷竊？ ——因為，這根本就不存在。
我無法評估，斯奈德以一個職業歷史學家對學術倫理的堅守，為他自己和美國「（所）找出（的這個）事實」，對今次美國大選的意義。但他以極度的嚴肅，對僭主政治的抵抗，則一再令我想起，前述貢斯當的傑作《論僭主政治》。
我也由此注意到，由斯奈德推薦的另一部更直接地討論了保守主義在魏瑪共和隕落中的責任問題的著作：赫特的《民主之死》。其所揭示的巴本與希特勒的致命合作，則刷新了我對魏瑪失敗的全部理解。
巴本這位靠支持老軍頭興登堡競選總統成功，從而成為總理的天主教黨叛徒，也正是力推希特勒上位的關鍵人物：他向垂暮的總統保證，自己可以控制他並擔任其內閣副職。但因在納粹一家獨大之前，對民主規範的表面尊重可以使希特勒獲得呼吸的空間，保守主義和他之間，以形式合法性兌換實力的交易才可以進行；但希特勒入閣之後，保守黨在內閣人數上的優勢已完全失去了意義。
只有在這時，巴本才能想起「人道主義與良心自由」的教誨，才能感到德國必須作為中歐諸民族中的一個，而不是自我孤立的極度迫切（1934年馬堡大學講演）。但為時已晚，魏瑪反對政黨之間長期的爾虞我詐，使他們中的一些人認為，即使「由一個希特勒那樣的人，來實施無法律的、野蠻的獨裁統治。」「也老大不願與他們的對手進行妥協。」巴本既不能與右翼的反對派和解，也不能與左翼的社會民主黨形成新的多數派，只能坐待「長刀之夜」的降臨。雖然巴本在長刀清洗中被捕不久便被釋放，但德國從此再也沒有批評納粹的聲音了。斯奈德意味深長地總結道——
這一歷史對今日的保守主義者的教訓，已極為明顯：不要反對那些使共和國連接在一起的原則，因為總有一天需要秩序；不要摧毀那些尊重規則的反對者，有一天你會懷念他們。」 【11】
我想略加補充並發揮的是，巴本那位崇尚反動的保守主義革命的師爺施米特此時的下落：他立即轉身跑向納粹，並隨即在8月出版的《德意志法律新聞》上，為清洗者獻上辯護辭—— 《元首保護法律》——禮贊那是希特勒「行政管制法的最高形式」【12】。不用說那樣「崇高的決斷」，只有他所崇拜的梅斯特口中神聖的王者，才能做出的。所以，這些年我不免總是想起，莎士比亞在《科利奧蘭納斯》中為那位敵視庸眾的非凡人物在離開羅馬時，所創作的恨世疾言——
雖然我隻身而去，像一條獨龍，但我也將使那些人在談起我時，如見到它的沼澤，瞿然變色。
了不起的朱生豪用神來之筆，把劇名譯為《英雄叛國記》，則使我從一開始就理解了：售惡者和僭主的心智和歸宿。
2020.11-2021.2，北京
【註釋】
- 亨廷頓著作在兩岸三地均有翻譯，為求簡明，此處以大陸出版情況為限：《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北京：生活．讀．新知三聯書店，1989）、《第三波》（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8）、《文明的衝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華出版社，2002）、《文化的重要作用》（北京：新華出版社，2002）、《我們是誰？》（北京：新華出版社，2005）、《美國政治》（北京：新華出版社，2017）、《軍人與國家》（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7） 。
- 劉小楓，《重評「文明衝突論」》，香港《二十一世紀》，2020年9月號。
- 甘陽，〈社會主義、保守主義、自由主義：關於中國的軟實力〉,《21世紀經濟報導》， 2005年12月26日
- 參氏文〈中國道路：三十年與六十年〉。
-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51, No. 2, 1957, p. 471.
- B. Fontana, Introduction to Constant：Political Writings, Cambridge University
- 伯林，〈梅斯特與法西斯主義的起源〉，《扭曲的人性之材》（南京：譯林出版社，2008），頁149。 Press, 1988, pp. 35-36.
- Pence’s key influence: conservative thinker Russell Kirk （indystar.com）.
- Timothy Snyder, On Tyranny: Twenty Lessons from the Twentieth Century, Tim Duggan Books, 2017.
- Benjamin C. Hett, The Death of Democracy, Henry Holt and Co., 2018.
- Timothy Snyder, “How did Nazis gain power in Germany?”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14/06, 2018.
- Carl Schmitt, “Der Führer schützt das Recht,” Deutsche Juristen- Zeitung, 15, 1934.
趙尋，北京大學博士，香港大學前研究員，主要研究興趣為思想史、文明史、政治哲學與文學研究，著有《階級的誕生》、《保守主義之誤》、《重歸政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