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荒谬的世界，我们该怎么办？｜疫症日记04

因为这场席卷的疫症，很多人想起了加缪的《鼠疫》。这段时间，我也在想这部小说，但想到更多的，却是加缪带给我的所有启示。这篇文章希望把加缪的其他作品和他的一生联系起来，讲一些我的感受。

克尔凯郭尔写的那本《人生道路诸阶段》，一直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名字，如果要把加缪的人生分成诸阶段，他大概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三个时代吧：荒诞的时代、反抗的时代和自由的时代。

这段时间频频让我们想起的《鼠疫》，那是属于加缪第二个时代的作品，而更为人熟知的《局外人》和《西西弗斯神话》则是第一个时代的作品。

很多时候我们联想到加缪，就联想到荒谬，联想到局外人莫索尔和西西弗斯的疏离与无力，但那不是加缪的全部。

让我从加缪的第一个荒谬时代说起。

曾经在《赠你一个城市的历史与落日》那篇文章里，我也引用了加缪回忆自己早期人生的话：

“我诞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稍长时，经历了一九二九年的危机；二十岁又遭受希特勒的迫害。然后是埃塞俄比亚战争、西班牙内战以及慕尼黑协定。这些就是我们教育的基础。接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败退，以及希特勒蹂躏我们的家乡。”

“生长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我们相信什么呢？没有。除了那种我们最初就被迫置身其中的顽强否定外，一无所有。我们自谓生存其中的世界，是一个荒谬的、无处可以避难的世界。”

早年经历的一切，阿尔及利亚的历史与太阳、希特勒的迫害、埃塞俄比亚战争、西班牙内战、慕尼黑协定、第二次世界大战、沦陷的国土、被蹂躏的故乡，让加缪感受到的没有其他任何东西，只有无法理解的荒谬。

在这里，加缪所称的荒谬不是形而上学的，他所感受到的荒谬，就是这个世界所发生灾难的真实情境。

在《西西弗斯神话》中，他对荒谬做过解释，荒谬不是一种事物，荒谬是一种关系，是人与这个糟糕世界的关系。没有人，或者没有世界，或者两者皆无，就不会存在荒谬。

恰恰是人和世界共存，而加缪所身处的那个世界，又是如此匪夷所思的糟糕。也因此，荒谬诞生于人和世界之间，似乎成为了人和这个世界的全部关系。

所以在这个极端糟糕的时代，加缪是迷茫的，痛苦的，继而疏离的，逃避的，是“被迫置身其中的顽强否定”。于是在这样荒谬的时代，他先后写了《卡利古拉》、《局外人》和《西西弗斯神话》。

在这三本书中，加缪将人类孤身所能面对的境况，探讨至几乎全部的可能。

卡利古拉是强者，是虚无的皇帝，也是无法反抗命运的征服者；局外人莫索尔是弱者，是被命运摆布的小人物，他无所谓自己母亲的死亡，无所谓工作的无意义，无所谓误杀了一个人，无所谓被判死刑，他如此疏离，只能漠视一切，成为这个世界乃至自己生命的局外人。

而在加缪唯一的理论性著作《西西弗斯神话》中，西西弗斯则成为了一个综合体，他最终的解决办法，只能是轻视诸神的判决，用轻视的意志，来超越命运，来蔑视诸神的惩罚，并且假定自己是快乐的，因为“上山的奋斗”已经足够充盈自己的内心。

老实讲，这也是我前面几年的某些心态，但其实那也有意无意地误解了加缪。

似乎加缪描述了一个无可奈何、一无是处的人类处境，卡利古拉和莫索尔都以死亡告别了荒谬（如前所讲，荒谬是人和世界的关系，人一旦没了，荒谬也自然没了），西西弗斯则永无止境地承受并蔑视荒谬（这个答案也显然无法令人满意），然后一切就到此为止了，这是我们无法改变的世界，就这样吧。

可用人的死亡来终结荒谬的关系，是可行和可欲的吗？当然不可以。

在《西西弗斯神话》中，加缪既反对以自杀来结束荒谬，也同样反对了克尔凯郭尔、雅斯贝尔斯等人用“信仰的一跃”来结束荒谬——克尔凯郭尔认为，人在理性无法企及世界的真相之处，只能完成向神的信仰跨越。而这在加缪看来，和自杀别无二致，在他的论述中，这信仰的一跃，毋宁说是精神的自杀（我认为加缪并非在反对基督教，而是反对在这种处境下的一跃）。

可是，那我们还能怎么办呢？

在那本书里，加缪提供了几种无法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去过唐璜的人生吧，或是去过戏剧（就是做戏剧演员）的人生吧，再或者，去做征服者的人生吧……但其实，29岁的加缪仍然无法提供一个令他自己满意的答案。

要等到此后的十年，才会有一个新的答案出现。

于是，在此后的十年，加缪创造了他自己新的时代，“反抗的时代”。

写完“荒谬三部曲”之后，加缪说，“荒诞结束，自由之始”——读这句话时，我们得提醒自己，这是自由的开始，而不是自由本身。

那是1941年到1951年，《鼠疫》就在其中，并且成为其中最值得解读、最给人启示的一部作品。

那段时间，加缪写了《误会》、《鼠疫》和《反抗者》，第一本是戏剧，第二本是小说，第三本是散论。

《误会》可能还沿袭着荒谬时代的部分特质，但加缪却认为，这“不是完全消极的”，他想说的是，“幸福不是一切，人还有责任”。

这一思路随之就来到了《鼠疫》。加缪意义上的“反抗”，在这时候真正的开始了。遭遇鼠疫的无聊城市奥兰，和封城后的人群，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寓言，隐喻着巴黎地下抗德运动中的两亿欧洲人。

这个故事是反抗“瘟疫命运”的故事，也是反抗荒谬世界的故事——荒谬在这里并不是纯粹形而上的，它是真实的灾难。

而这本书里故事中的主人公，不再像卡利古拉、莫索尔或是西西弗斯一样孤立无援，茕茕孑立，要么不做抵抗，要么只能轻视，所有人都原子般疏离，也不知道彼此的存在。

在《鼠疫》中，主人公们在整体性的灾难下，共同反抗瘟疫的命运。共同的命运让医生里尔、神父帕纳鲁等人一起（甚至那个最初一直谋划着逃出城去的记者朗贝尔也是），从身体与心灵的共同层面联合与救助世人。

因为，“无论你愿不愿意，我们都是盟友，一起承受死亡与疾病的命运，与之作战。就连上帝，如今也无法将我们分开了。”

我重读这本小说时仍有同样的感觉——这场对命运的瘟疫的反抗，没有热血沸腾，没有必胜信念，甚至没有创造奇迹的情节，瘟疫是自己散去的——散到人类看不见的地方，隐藏在人类以为胜利的世界之中，某一天会再回来。故事里的人们，更多的是一种“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的责任——这似乎在对应着那句话，“幸福不是一切，人还有责任”。

我会倾向于说，加缪在这里要表达的是，“个人幸福不是一切，人还有责任”。

因为人不仅是私人的、原子的，人还是公共的、城邦的。

主人公里尔在结局时死去，他没有看到瘟疫消散的那天，但他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反抗了瘟疫的命运。而他的反抗，让他也看到了别人的反抗，正如别人也看到他的反抗一样，这些反抗者从心灵与行动的层面，联合起来了。

因此，面对荒谬，加缪在《鼠疫》里，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

他在之后的《反抗者》中，大致也是想说，在荒谬的经验中，荒谬的痛苦是个人的。每个人在看不见彼此的世界，承受着来自世界的荒谬，孤立无援，无可奈何。而反抗的出现，才使我们意识到，“痛苦原来是集体的，这是我们的共同遭遇。”

化用了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加缪更认为，在我们日常的普通生活中，个体的一次反抗，就类似于“我思”，一次“反抗”，便是一次存在的证明，这是我们最初的显著事实。

而当这事实再进一步，就会造成另一事实，我们因为反抗而看到了对方的反抗，我们不再是原子化的孤独个体，它在所有人的身上，建立起第一个共同价值：我反抗，所以我们存在。

写完《反抗者》后，加缪问自己，“世界会自由吗？”

显然是没有的，他还在路上。尽管二战结束了，他即将面对的，又是新的荒谬，和新的反抗。

只是，他人生最后要努力创造的“自由的年代”，还没到有最终答案（或许也永远也不会有最终的答案？）的时候，加缪就怀揣着最后的遗作手稿《第一个人》，因一场车祸，而突然去世了。

这场车祸像极了他最初的小说。因为去年一本新书的出版，让加缪的死也成了一个巨大的谜团，他到底是死于一场偶发意外，还是死于一场克格勃阴谋？这个多年以后的死亡谜团，竟然让形而上和形而下的荒谬，同时兼备了。

加缪不是卡夫卡。

他写作虚无、疏离和异化后，又写了反抗与自由，写了人类联合的可能与责任，也深刻地拥抱现世的人道。也许这也是为什么苏珊·桑塔格会认为，在所有现代主义小说家里，只有在加缪的作品里，才能读到对人类的爱吧。他反对任何形式的自杀（精神与肉体的），重燃了人道主义的光芒，也点亮了现在处于深深困境中的我们。

这些就是加缪在这场疫症中带给我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人生道路的诸阶段，此刻我们困住，像莫索尔，像西西弗斯一样。但要记得加缪的一生实践告诉我们的事情。

加缪最终是否自由了？我不知道。我想，他也许有未来得及告诉世人的答案吧。但他已经告诉我们足够多了。

身处于无处不在的荒谬之中，虚无、疏离、异化，就是精神的自杀，而我们要超越荒谬地活下去。

（疫症中的日记第四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