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生蛋的鸡与孵不出鸡的蛋——语言与思考的结

                                                        Ye Leilei zum 32 Geburtstag

                                     在真理的捍卫者面前，我宁可为一虚无主义者。题记

一说起翻译，我们很容易拿今天和当年的“译经”作比较，两者具有相似性，这是我们能进行比较的前提，然而在关注相似性时，很容易让人忽视情境之间的不同，以及将佛经东传这个例子拿来作比，这个行为本身可能有的意蕴色彩。

有识者不难看出，佛经东译对当时儒家道教的冲击，其辩论风格间接影响到理学自身的思想形态。由此似乎也可以看出西方哲学东译对于“现代汉语哲学”的意义。关于历史，似乎有很多可说的，然而无论魏晋还是唐后，我们从典籍中可以了解到的是，两种不同思想形态的争辩与交锋，甚至以公开辩论的形式确实发生过。

当然，有趣之处在于，历史的记录与当时可能的现实之间的“间隙”，或许被人忽视了。我们很容易想象一个“之乎者也”的夫子以及一群跟着之乎者也的弟子，然而没有去想，当时佛教徒，一群秉持不同观念的中国人，是以何种形式才与当时的士人，另一群满口“仁孝礼义”的学人，“成功”发生争辩的。

只有从最初“无君无父”的误解走出来，进入到同一概念的不同可能解释的争执中，理学的开创者们才可能走出决定性的一步。所谓的同一个概念，形式上指的是，双方说的是同一个词。

数百年后，带着这种理解的翻译尝试，至少在吴寿彭版的《形而上学》中可见端倪。然而时代之大变，让国人无从再以文言文作为公开其思考和讨论的形式。而至少让一部分自豪于传统的国学学者讳莫如深的是，现代汉语的西译事业，受馈于日语颇多，也是托历史上“汉字东渡”之福。

汉语没有所谓的假名系统专辟给外来词，关于“形而上”即哲学的专业语汇，日语中也多是汉字形式，日人的勤劳与先行，至今让我们（部分懂日语）的西学者无法回避。就作为开端的这次转渡而言，现代形成了与翻译佛经时完全不同的经验。也即译者不可能直接从当下与现实（讨论）相关的语言（虽不是所讨论的概念语汇本身）中寻找词汇。其所译，多数也无法再与思想讨论直接相关。这也形成了哲学“翻译语言”的“不及物”。

虽不必苛求前人，然而对于这种状况的无反思以及前后译本之间的影响传承（后出的译本需要参考以前的翻译），并不影响另一种极端做法的出现：即直译或生造。

1） 从“大词”说起

“大词”这个词，我借用自陈嘉映先生，此文用来特指一类翻译用词（无论直译或意译），这类词来源如上所述，虽然在译本中有其达意之用，然而也常被不加反思地直接用来论述和说理，甚或描述分析现实问题。我愿称为，大词是一类“不及物”语词的“及物式”误用。

 语词本身是具有描述作用的，然而也有语词并不指示现实，而是催生幻象，比如独角兽。越是远离日常语用的概念，其所指越有可能不明，越可能多义，而在论理语境中，不仅读者不易察觉每个概念的前提，使用语境和局限，作者都容易产生“词为我所用，意为我所赋”的错觉，以至于打着“思想”的名义不知其所往。试举一例，在定义语境下，软实力特指与一国经济生产，军事实力等硬实力相对的文化方面的影响力，然而若作者以一国文化强势输出作为衡量标准，甚至为一元文化独大张本，这就是越界误用了。

由上可见，对概念的定义和受限语境不加反思，是导致大词泛滥，概念误用的原因。这种不加反思的原因之一可能是由“语词对应对译”的错觉产生的。在字面上，软实力是对Softpower的“正确翻译”，然而这并不能保证，与Softpower相连的其他英文概念及其语用也同时被“转渡”入汉语了，如果把语言看成不同的网络，那么语词作为单个的节点尚有可能至少以音译方式实现形式对应，然而对于多节点之间的网络式的关联，这种一一映射的理想就完全不切实了。

进一步而言，语词所指，概念界定的精微之处是无法通过“对译词”实现的，一个概念可能有多个翻译描述其不同侧面，这些侧面都或多或少展示了与另一些词/概念的关联。另外，一个具有多种义项的概念，生造词也只限于以译注的形式提示出多种意思，然而义项彼此之间是否有关联，作者是否有意在多种意思上使用该词，这个导致“生造词”出现的前提，译者是否充足考量过了，因人而异，多数是值得怀疑的。

再次，没有任何一个哲学家可以100%做到完全术语一致地使用概念，哲学不是数理逻辑。上面你说“吐息”下面你可能说“气”，罔顾语言背后的关联，只管形式上一一映射式的术语统一，其所误可能生出两个毫无关系的概念，这是只依靠字典的译者本身的盲点。

最后，没有人保证，作为翻译的概念转向现实描述或者论理使用的情况下，不会在思考这种语境下暗渡陈仓变为大词，翻译中的步步留心与思考时的纵马轻狂不仅不矛盾，反而可能相互促进。因为译者本人的自我同一（翻译与思考是同一人）反而可能使其忽略翻译别人与自己思考是不同语境，将翻译的小心错认为“严谨的保证”而在思考这种最需要创造性的情境下把概念变为大词。

这就出现了，一个本身是译者的作者，在解释其一个大词的时候，往往要带出其他自译的大词才可能（如用“澄明”来解释“无蔽”），而听者则不明就里。由上可知，形式上的对应，并不保证与概念相关的事实关联（即概念的定义，界限和前提）也被理解了，所以解释大词者很有可能在以例服人上哑口无言，因为这些词可能压根就没往他所能感知到的经验里去。

当然这里会面对唯理论者的反驳：如果一些概念本身抽象程度过高，并不直接与经验相关（如“理念”，“灵魂”这种虚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怎么谈举与经验相关的例子说明？笔者并非经验论者，不过作为言者与听者之间“讨论”似乎只有经验这一块共同基础，如果说概念是语词对所感知的不同的划界方式，那么至少你我所感知还是有可通之处，不然也无法理解了。概念的不接地气，并不是其本身足够抽象不可触及如数学术语，而是在其原初被选时就脱离了地气，不说分析哲学，再抽象的概念，也有以合于经验理解的方式来解释，最不济也可以打比方，举类比，借助隐喻。这事儿苏格拉底常干，也不是多羞耻的事情。

当然，精神领袖不一定愿意屈尊俯就，将其真理通俗化或者按其所认定的庸俗化，不过一种既不屑于经验也无缘于讨论，只限于个人演说的学说，还不像数学自有其符号的明晰和跨国界民族性，更多的要仰赖于师尊地位或权威主义，这种真理恐怕也是另一类意义上的中国特色了。

然而看起来哲学和思考并不是一种毕达哥拉斯学派宗教组织从事的结社活动，而更多地有其活生生的基础，这个基础，现象学认定是“实事”（Sachverhalt），或者说事实本身（Sache selbst）也行。回到事情本身，当下这个语境，我愿说，让思考的，讨论的都面对同一个东西，这样不至于所思所说凌空蹈虚，鸡同鸭讲。

虽然哲学争辩看起来多是各人在自己的体系语言里说自己所认定的，一个思想家“误解”或者误读另一个的情况并不少见，不过其实哲学概念，本来就是建立在日常语言之上的一种派生语，也即是说在日常语义和语用的基础上转义他用，如果没有这个基础，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对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还原也不可能，然而这种实践，更多像是从充满康德主义色彩的翻译术语中先抽身回到一个词的词源义（不少也是日常语义）。汉语可说的例子就很多了，比如根据五行说出来的常用的“上火”，不是说你身体里真的有火，而是说你身体里水不足，跟医生说“发炎”开药或许面对的同样的问题。你多喝水，当然火没了，炎也消了。然而“上火”和“发炎”虽然所属语言体系不一样，不妨碍人能发现其背后或许有一共同的东西。当然这里不是说，所有的发炎都可能表现为上火，都可以被认定为上火，是发炎还是上火不需要医生专业判断，发炎都可以按上火治。

我用了胡塞尔的词，不过上述并不在他的定义和所指（直接呈现给意识的东西）中，还要往前走一步，后详。我们可以如何面对翻译里不接地气的概念以及论理中的大词，首先是搁置任何来源不明，定义不清，哪怕看起来高大上的概念，别去用它们。这当然背离我们使用语言的自然倾向，不过仅凭观察某些权威对概念的论理使用（语用）就从而效之，其实跟大家争先说当下的流行语没有什么区别，我不知道啥是“Duang”然后看了个成龙的视频，大家都在帖子里“Duang”我也跟一下免得显得落伍。一种国外学说在中国的勃兴多是这种学舌式的跟语风，大家跟着学，好发大家似懂非懂的文章。

搁置不是目的本身，搁置是为了你有机会借助原文或者更多的语境（以及时间，经验甚至人生历练），去理解概念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当然没有人可以告诉你，在什么时候你就达到“真正理解”了概念然后可以用了。你说这些词，表明你已经有了“理解”，你说你懂了，别人也不能说“你没懂”，不过有讨论机会，借助别人对你的提问和挑错，或许你会发现，哦，我还有其他地方没有看到，这里的用法确实欠妥。

言为人表，人各不同。有些人愿意接受不同意见，因其明白语言厉害于人，自然批评也不会张牙舞爪，恶语相加；有些人只享受在语词里纵横捭阖的高潮感，非我同者，其心必诛，他认为他高于语言之上，与之也无法多言。人生充满非此即彼，回到苏格拉底，为此段作结：自认为已经知道的人，是不会想去知道（寻求理解）的，因为他认为他已经知道了。

2） 语词辨析和概念结晶

以上多少在同义意义上使用语词和概念，以下试图厘清二者。

概念首先是一个词，专业词，有不同于日常语义和语用的他意他用。跟其他语词一样，概念也跟其他概念连着，在概念特定的关联方式中，我们辨识出不同的思考方式。

因为概念脱胎于日常语词，所以很多哲学思考，一开始就是在辨析不同语词的意思，哲人一方面借助梳理日常语言告诉我们的意思，一边试图与之产生距离，说出自己想说的那个意思。一个经过反思清理的语词，并不是完全干净的（sauber），还会保留其可能的多义，不过借助有效率地扫清地基的工作，哲人至少清楚，借助这些词能把事情说清楚到什么程度，这些词本身还可能带来哪些不必要的理解上的歧义。

就形式而言，借助几类不同文体，可以看清概念与语词的差别。讲稿讲究达意，并不严格限定措辞，所以常见同义近义词交替使用，这些词即使被大写特标，我想即使作者也不会同意，它们就是概念本身。或因思维发散，或因教学需要，作者论述不一定严谨，论点或走极端，（就字面来说）甚至可能前后矛盾，但是借助这些语词，可以辨识出以后的思路和成型概念的原型。

著述是“正规”的哲学作品，每个时代每种语言下都有其默循的格式，里面所用的概念，哪怕是日常词，一般人也不见得能懂。概念作为语词，之间有传承关系，旧瓶新酒是很常见的。在论辩文里，尤其困难的是区分批评对象的概念和批评者的概念，没有理解这一层，在理解批评者“再使用”旧概念时就无法察觉其“新”。至于这个“新”和“旧”的语义差别，我还是说个笑话吧：一个去哥斯达黎加野生动物公园旅游晒黑的人，和一个去撒哈拉九死一生变黑的，在我们黄种人眼中，能分清楚哪个更黑么？关于与我们所不同者其间的不同，常人没有那个耐心，注意力和感知能力去计较。

对话，格言，几何公理体或者尼采那种散文，都是别具一格的著述形式，作者认为找不到其他形式能更好地传达其想表达的意思。在这些体裁里区分概念和语词是枉然的，正如希望把柏拉图对话改写成一本正经的论述专著一样，脱了这层皮，就是另一个人。

如果说概念并不直接自动就是语词，那么概念多出了什么东西？我们在日常语言里说“上下左右”这种结对子的词，跟一个哲人费力去区分存在与存在者，真理与意见，谬误有何不同。哪怕再现象学家，也很难描述出一个哲人脑子里概念分殊的过程，可以做的方式是地理学式地描图。把著述中重要的概念拎出来，去看看概念彼此之间的关系，要交代一般人看不到的什么东西。多说也是废话，概念比日常词更抽象，说出了更多东西之类的。为什么康德要搞出知性和理性（Verstand，Vernunft），弗雷格要弄出意义和含义（Sinn，Bedeutung），这些日常语用中没有严格区分的东西。鸡生蛋，因为哲人看到了不一样的东西，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就好像画家一样，脑子里就不一样。

然而我们再试图调转一次棋盘，为什么不能说一只哲学的鸡来自一枚哲学的蛋？一个与他人不同的人，是他认为他与别人不同，然后渐行渐远。还是因为他本来就不同，他只不过是意识到了这点？亚里士多德说，人由其天性（physei）追求知识，而哲学思考产生于惊异，这种想学哲学的冲动或许很多人有过，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走了下来。茨威格有篇中篇《棋王的故事》，谁要是能走火入魔到那种非此门不入，入了之后又咬牙过了关还每天乐在其中，说是哲学蛋也未尝不可，不过思考催病，哲学病从掉落水井里泰勒斯开始就代代传染，吹毛挑刺与众不合，有些甚至搞得自己的生存都成问题。你说概念是哲人本身的写照，也未尝不可，因为他们多数时间都在琢磨那些别人不琢磨的东西，没有工作日和假日的区别。

走到德勒兹般极端，就认为：哲学本身就是概念创造的活动。这好像说，哲人试图用语言结晶其所见的不同，这个词表明，概念就其自身形式有其日常语用上的可理解意思（明晰），然而其内是并非一眼即可穿透的“混沌”。语言到达了它所能及之处，离开这个词，我们就无法看到比日常所见更多的东西。

3） 界限与自由

语言是人的界限经验（之一），我们不可能精准地描述出，搬石头砸了自己脚有多疼。同样，要指望在语言中运作的理性洞察一切，明辨一切甚至预见一切是不可能的。当然是哲人都有真理癖，虽然不是每个真理爱好者都能成为哲人。形而上学的冲动似乎就是去突破界限（康德意义上，理性的僭越本性）。何以如此？

万物皆有因，这是理性给自己的局。根据某种源远流长的一元论传统，这个因最后只有一个。形而上学就是去寻找这个因，自称找到了的，理性被自己的局反设，陷入目的论（反面宿命论）。没有找到的或者不认为其因唯一的，要么怀疑论要么相对主义。

在问“思考/思想是否自由”之前，似乎应该反省两个概念的前提。思想取决于什么，自由取决于什么？

从这个二律背反说起：正题：人生来是自由的，因而其思想也是自由的。

反题：人生来是不自由的，因而其思想不自由。

反题：

思想是对被思考的东西的把握和打量，同时（另一面），如果没有所思者，思考就是空的，即是说，倘若没有将“尚未思但是可思”的东西纳于己下，思考便不成其自身。概念即是思考借助语言的标识牌，借助语言的命名功能，思想也制造出一类观念性区隔，如果你从小就接受的不是马列，而是知性与理性的区分，那么你很有可能就认定，人心内就有两种应分属不同的理性官能，就好像知性是另一个不同于理性的东西。它们之间的这个界限区分，倘人试图抹去，说其实是一个东西，或许你还会不快，怒而反驳。

这里不是想批评，天朝把教育变成了心灵刷漆工程。全民涂一色当然有其经济高效性，这里我要考察一个如今耳熟能详的词及其背后的假定：“洗脑”。这是传销组织和某著名邪教和产生后，民间对于入伙者的描述界定。某人被洗脑了，听起来像是，某人的心被重新上了一道漆。然而这个隐喻似乎假定了灵魂的白板说，以至于人要问，是否不被洗脑这种情况就真的存在。我指的，无论是强加的还是自发寻找的（区别是你被刷还是自己刷），现实中有没有没有被刷过的人？有，没有理性能力的人（智障），没法刷。

正题：

自由是一个很常用的大词，因为它很容易激起某种情绪，去追求或者捍卫这种价值的情绪。这个语境好像西语汉语里大体一致。不过自由这种价值却是近代思潮的产物。

有那么段时期，地主是恶的代名词，周扒皮半夜鸡叫这种形象深入人心，不过在某些作品中，我们也发现这一类漫画不能代表那些仁厚对待长工的人，仓廪实而知礼仪，家里有地的乡绅，也曾是传统儒家文化的底层传承者，宗族社会的底层维系者。在周扒皮和剥削这个概念被接受前，做长工的就是履行其职。

一个不自由的人，如何知道他是不自由的？接上苏格拉底的上半句：一个不知道他自己不知道的人，如何去寻找他自己缺少的东西？在解放者到来之前，他们不知道自己被奴役；在解放者离去之后，他们将不知道（忘记）自己曾被奴役。我无法否定，现在的我的生活其实是一个瓮中的大脑，经过多种外部电流刺激而产生 “活在一个非瓮世界的”错觉，然而我至少可以肯定，我自觉到瓮中大脑这个隐喻，不是个错觉。不自由作为自由的剥夺（缺乏），源于自由作为一个被设定的价值理想（Ideal），跟健康一样，这个价值只有通过与其反面（生病，奴役）的对照才能出现。也即是说，若不生病，没有人想起健康是什么滋味，若是习于洞穴的阴暗，我们也无法感受到光是什么，然而只有光，才能让眼睛分辨，何为阴暗。

倘若没有自由作为思想本身的预设，恐怕就只能囿于接受复述，从外界所接受的。发问，作为哲学的开端，在将“尚未思但是可思”的东西纳于己下之时，就已经是自由的。因为面对这个世界，Logos没有沉默。

——初稿于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