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魯迅年譜》說起 ──兼談黃源《魯迅書簡追憶》文壇實錄

北京魯迅博物館副館長黃喬生的《魯迅年譜》於2021年11出版，並於2022年5月第二次印刷。與魯迅相關的龐雜資料，涉及家庭、情感、求學、處世、交遊、工作和譯述等的人事網絡，訴諸他本來一個迷人但不平凡的人生。作者通過對大量珍貴史料的整理研究，將魯迅的活動、言論、著作和影響，用簡練的語言總結，按時間順序整理成譜，相關事件前後互現。資料梳理詳盡，是黃喬生千鈞重負的著作。

顯然，黃喬生在讀魯迅的道路中，走得踏實而具耐力，他鉅細無遺地發掘出更多生活複雜關係中的魯迅，提供給讀者一個真情流露且正義凜然的魯迅形象。

不過，從文壇交遊的角度而言，該書在其他文人書簡方面的蒐集或有不完整的地方，就以黃源為例，他是魯迅生命最後三年間的學生兼工作伙伴。在許鞍華執導的《黃金時代》裡，黃源只有一晃而過的幾個鏡頭，如送蕭紅赴日本那場戲，才知道有那麼一個人，在魯迅身邉，默默守衛著他。本文一方面探討北京魯迅博物館相關「魯迅年譜」出版的情況，一方面透過《魯迅書簡追憶》相互對照，提供《魯迅年譜》中魯迅對於黃源扶持事件始末的相關資料。

北京魯迅博物館相關的「魯迅年譜」

魯博研究員蕭振鳴的《魯迅美術年譜》，由國家圖書館出版社於2010年出版。該著作以魯迅生平及重要著譯活動貫穿編年，譜錄了魯迅從出生到逝世的美術活動，並按照魯迅《擬播布美術意見書》中對於「美術」一詞的闡釋，舉凡有關建築、考古、碑拓、雕塑、繪畫、書籍裝幀、書法、雕版諸項均收入譜中。凡是魯迅所論美術文章、演講、書信均按首發時間選錄或作提要收入譜中。

由於魯迅早期日記已佚，存世的日說是從1912年5月5日至1936年10月18日，所以對於魯迅早期美術活動的記述是以魯迅自述、現存魯迅遺物及同時代回憶錄為主要參考史料。民國元年以後則以魯迅日記、現存魯迅遺物、同時代回憶錄及魯迅研究成果為基本史料。以上記錄均以「存其信而缺其疑」為收錄原則。

《魯迅美術年譜》中「本事」均作箋釋，箋釋緊隨「本事」之後。書籍、碑拓、美術藏品亦均作箋釋並注明存佚情況。存佚情況不明者不注。存佚根據魯迅博物館、上海魯迅紀念館及國家圖書館館藏目錄。這就為讀者的進一步查找提供了方便。另外，該著作還引錄了大量圖片，主要包括：重要生平史料、魯迅書法墨跡、繪畫、封面設計、所評書畫、重要著譯版本封面、友人所贈書畫等。這為讀者閱讀提供了豐富的興味。

至於副館長黃喬生在1986年自南京大學中文系研究生畢業後，被分配到魯迅博物館研究室，很多同學羡慕他分到魯博研究室。作為內地魯迅研究專家，他一直關注魯迅的研究狀況，跟進和蒐集有關各地有關魯迅的史料。黃喬生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是極少有人預見到魯迅的官方研究興盛期已近尾聲的學者之一。他說：

「我剛來就趕上魯迅逝世60周年，當時在社科院搞了一個紀念大會，錢鍾書致開幕辭，他說魯迅是個偉人，要從多方面研究……那時劉再復還在國內，是社科院魯研室主任，那個會他也參加了。」 

黃喬生認為魯迅早逝，沒有留下一部自傳。但因為應別人約請，他也寫過簡單的幾篇自敘。為了填補魯迅自敘傳的空白，黃喬生遂於2019年4月由中華書局，出版了《何者魯迅》，試從魯迅的「自敘傳」展開，參閱魯迅同時代人的記錄，以敘述史實為主，輔以簡單解說，並配以史料圖片，以求回歸「人」的視角，深入淺出地為讀者追溯魯迅短暫而不凡的一生。 褪去「神化」的光環和「符號化」的偏見，魯迅究竟生為「何者」，受「何者」鼓舞，與「何者」訣別，憎惡着「何者」，又熱愛着「何者」？

需要說明的是，黃喬生從上世紀八十年代末進入魯博，三十多年來在魯迅研究的路上，先後於2008年出版《周氏三兄弟》，2013年出版《魯迅：戰士與文人》和2015年出版《八道灣十一號》等著作。

《魯迅美術年譜》和《魯迅年譜》先後出版是「魯迅學」的重要里程碑，不僅在魯迅研究的學術基礎上，圓滿展現魯博在魯迅研究價值的更上一層樓。也適當化解學者錢理群曾指出魯迅研究界或隱或顯地存在著一種現象的看法，即在「將魯迅凡俗化」的旗號下，必定消解或削弱魯迅的精神意義和價值。

黃喬生研究魯迅已35年，他的著作從不故作高深，也沒有那麼晦澀難懂。他認為「研究魯迅就像釀酒，放置的時間一長，酒的辣味就變成了香味，喝起來柔綿可口，大家就更愛喝了。」

《魯迅書簡追憶》文壇實錄

在2004年出版的《我們都是魯迅的學生》，通過巴金與黃源的通信，知道他們倆各自在1937年日軍侵佔上海時，分赴不同的戰場，巴金赴廣州編輯《烽火》抗日雜誌，黃源則投入武裝抗日戰線。兩人一別就是十多年。

黃裳在〈憶黃河清〉文章中記下了黃源與巴金這兩位老朋友在上海，久別重逢的談話是傾瀉不盡的，他當時坐在一邊只有旁聽的份。「上世紀三十年代他們都還是文學青年，但同在魯迅先生那篇著名的答徐懋庸的長信裡出現，也同在兩個口號論爭裡有份。這一切，在我聽來有如聽白頭宮女閑話天寶遺事，不大明白，但又有趣，這情形直到今天在我依然是處於朦朧狀態中。」

黃源是在1933年生活書店大型文學雜誌《文學》創刊後，經胡愈之推薦，協助茅盾做編輯校對工作，而《譯文》則於1934年8月創刊。黃源當時是生活書店的雇員，主要工作是編《文學》，《譯文》則是利用業餘時間在魯迅指導下作種種編輯瑣事，也因此得與魯迅有密切接觸機會，自此成為魯迅的弟子。如果說，當初確有一個黃金時代，那麼，魯迅身邊的這個年輕人絕對是一個不能忽視的角色。在《黃金時代》電影中，他的戲份不會比蕭軍蕭紅少。

許廣平在回憶裡提到，蕭紅因為把魯迅當作父親般依賴著，常常在新村的家裡一待就是大半天，跟魯迅聊這聊那，在電影中也有出現這個情節。而此時魯迅的身體已經相當虛弱，這讓許廣平感到十分擔憂。其時，黃源在這方面就非常注意，他每次到新村，如果那時魯迅正在休息，他就在樓下耐心等待。

黃源的《魯迅書簡追憶》是一冊可貴的文壇實錄，它雖然不完整卻難得地記下了魯迅生命最後兩年一些重要活動的實況。作為回憶實錄，整體是以魯迅寄給黃源的信件為經，連串起來的重要史實為緯。

就以翻譯《死魂靈》為例，黃源更是起著重要的作用。魯迅之所以翻譯《死魂靈》，是因為鄭振鐸的推動。鄭振鐸在北平燕京大學教書，受到排擠，回到上海，為生活書店主編大型文學刊物《世界文庫》。此前鄭振鐸與魯迅合作編刊《北平箋譜》。為了編纂此書，兩人通信頻繁，魯迅還讚賞鄭振鐸的《訪箋雜記》是篇有趣的文章。可以說，當時二人的關係是融洽的。鄭振鐸移家北行前幾次拜訪魯迅，敲定了為《文庫》翻譯果戈里的《死魂靈》，從此鎖定了魯迅整整一年的『苦差』，也催生了這部名作名譯。黃源曾說：「對《死魂靈》的譯文不能輕估，等於打一個死硬仗。所以許廣平一談起《死魂靈》，心痛如絞。」

《死魂靈》是從德譯本重譯的，原書則是黃源送給魯迅的。《魯迅日記》裡於1934年11月27日記下：「下午河清來，並贈德譯本《果戈里全集》一部五本，值十八元，以其太巨，還以十五元也。」魯迅因原書太貴，堅持只收下寫有「魯迅先生惠存」的第一本，並以十五元買下其餘四本。所以魯迅譯《死魂靈》是重譯。順帶一提，黃喬生的《魯迅年譜》並沒有記載這一天魯迅與黃源的見面。

黃裳曾經在一次閑談中問巴金，「你認為最好的文學譯本是哪一種？」他脫口答道：「《死魂靈》」。那時還沒有根據原文的直譯本，即使如此，黃裳以為巴金的回答依舊是不可移易的。

《魯迅書簡追憶》中記載魯迅對生活書店旗下的幾個刊物，是不遺餘力地支持的。他當時正在緊張吃力地為《世界文庫》翻譯《死魂靈》，還為《文學》寫了五六篇「文學論壇」的短評，又要求魯迅的新近散文，同時在刊物上登出預告來，說是「題未定」。本來一直做著翻譯的工作，要改換筆調來寫散文，是有困難的，但魯迅對友人是有求必應的。散文於是以〈「題未定」草〉為命題。

魯迅在〈「題未定」草一〉（收錄在《且介亭雜文二集》）中流露翻譯《死魂靈》是自找苦吃，其中一個原因是「譬如一個名詞或動詞，寫不出，創作時候可以迴避，翻譯上卻不成，也還得想，一直弄到頭昏眼花，好像在腦子裡面摸一個急於要開箱子的鎖匙，卻沒有。」魯迅以為這種「苦」來自《死魂靈》的寫法雖平鋪直敘，但細讀之下，到處是刺，有的明白，有的卻隱藏，要仔細才感受得到。

雖然重譯，也得竭力保存它的鋒頭。例如裡面確沒有電燈和汽車，然而十九世紀上半期的菜單，賭具，服裝，對魯迅而言，也都甚為陌生。這就使他勢必至於字典不離手，硬著頭皮譯下去。

《死魂靈》的譯本，本來是在生活書店的《世界文庫》裡連載的。第一部譯後已告一段落，鄭振鐸仍堅請魯迅續譯，終未得允。其間的複雜關係，黃源有詳細記載：

「西諦（鄭振鐸）不我交卸《死魂靈》第二部。」當時魯迅先生和鄭振鐸的關係是友好的。八月六日，「西諦招夜飯，晚與廣平携海嬰同至其寓，同席十二人，贈其女玩具四合，取《十竹箋譜》五本，箋紙數十盒而歸。」

八月十三日「得西諦信」。鄭振鐸提出不許交卸《死魂靈》第二部的，肯定就在這期間。魯迅先生當日下午的覆信已失，但從「不許」二字看來，可以斷定魯迅先生打算應許了。然而，天有不測風雲，事情也有變化。到十月四日，卻說：「至於第二部（原稿就是不完的）是否仍給他們登下去，我此時還沒有決定。」（《魯迅書信集》）但到十月十七夜，已斷然決定：「幸譯本（案：指《死魂靈》第一部）已告一段落，可以休息了。此後預告，請除我名。」（《魯迅書信集》）兩個月前「不許我交卸」的，至此斷然回絕了。這是魯迅先生的「翻手為雲覆手雨」嗎？當然不是。讀者如其細心讀這一段時期的魯迅書信，會摸清其中的緣故的。

「倒黃事件」始末

魯迅晚年譯《死魂靈》譯得很辛苦，黃源不忍心他病中譯稿傷神費力，每次拿到譯稿，有時就會先壓下一段時間，或者建議把文章登一半，剩下一半留作下一期發。因為他知道，一旦登完，魯迅又會不顧性命去翻譯。不僅在工作的細節上考慮周到，在大是大非面前，他更是堅定不移緊跟魯迅。

在《譯文》停刊與「倒黃事件」中，黃源面對生活書店的壓力，面對胡愈之等名流前輩的誤解，一向文弱的黃源這一次卻很堅決，寧可辭去《文學》編輯的職務丟了飯碗也不妥協。就因為魯迅的態度與作風，使我們經由事情始末，了解作為年青人的導師，是如何扶持與維護他認為正義的人。

魯迅和生活書店一向合作無間，原本說好繼續發行由魯迅主持的《譯文叢書》，卻因人事變動而毀約。譯文社於1935年9月15日出面在南京飯店請客，同席共十人，魯迅、茅盾、黎烈文、黃源、巴金、吳朗西、胡風和傅東華、許廣平和海嬰。席上關於出版的公事，很簡單地談過後就是任意談天，席上誰也沒有一句講起生活書店的事。魯迅在處理此事的過程中，一直是氣定神閑，還簽好與生活書店訂的《譯文》第二年出版合約。

黃源在《魯迅書簡追憶》記戴當時魯迅的反應：「《譯文》第二年的合同，我已簽了字，昨天他們推翻了。」他隨手指指桌上的合同，又說，「這樣，這合同不算數了。」接着他拿起合同，將它撕成條條，放下後，抬起頭，嚴正地說：「生活書店要繼續出版《譯文》，我提議，與黃源訂合同，由黃源簽字。」聲調很堅決。黃源的回憶是珍貴的，他在書中還寫到：會議沒有幾分鐘就這樣結束了。……魯迅先生生平時最好說話，但碰到這種時刻，誰也不敢多說。魯迅先生這樣撇開其他問題，單刀直入，堅決、果斷地處理問題，我還是第一次碰到……他不怕得罪一大批人，哪怕其中有的是有長久歷史關係的。……

黃源不無感慨的認為兩年半來，魯迅為生活書店出版的《文學》、《譯文》、《大白》、《世界文庫》四個雜誌合計發表了譯作七十八篇，外加一部長篇《死魂靈》。其中單是1935年，發表的文章就多至四十七篇（包括《死魂靈》），這對雜誌社來說是多麼大的支持。

至於「倒黃事件」中的始作俑者，我們在《魯迅書簡追憶》找到有關生活書店「新亞公司夜飯」事件的記載。黃源曾根據魯迅9月17日日記：「晚明甫（茅盾）及西諦來，少坐同往新亞公司夜飯，同席共七人」。七人為鄒韜奮、畢雲程、傅東華、鄭振鐸、胡愈之、茅盾、魯迅也。黃源記憶特別深刻，因為生活書店提出撤換他的《譯文》編輯職務，要魯迅承認。魯迅認為「我已簽字了，他們卻又提出撤換編輯。這是未曾有過的惡例。黃源不承認，刊物便只得中止了。同席七人中除了魯迅之外，沒有一人談過當時席上情況。因此，我們看不到實錄。《魯迅書簡追憶》引魯迅9月24日致黃源的信：

「前天沈先生（茅盾）來，說鄭先生（西諦）前去提議，可調解《譯文》事……當經我們商定接收；……今天上午沈先生和黎先生（烈文）同來，拿的是胡先生（愈之）的信，說此事鄒先生（韜奮）不能同意，情願停刊。那麼，這事情結束了。他們那邊人馬也真多，忽而這人，忽而那人。回想起來：第一回，我對於合同已經簽字了，他們忽而出了一大批人馬，翻了局面；第二回，鄭先生的提議，我們接收了，又忽而化為胡先生來取消。一下子對我們開了兩回玩笑，大家白跑……」

這在《魯迅年譜》裡也有自述被「耍」的經過，同時對「那邊人馬」的界定，十分清楚。《譯文》停刊後有一段時間，黃源內心彷徨，曾一度想去日本，已經跟魯迅辭別了，但走到弄堂口，想到對方是大批人馬，而魯迅孤身奮戰，自己怎麼能在這時候離開呢？他最終還是沒有走。

巴金研究會出版的第八期《點滴》中，收有一篇署名肖毛的〈魯迅‧黃源‧巴金和《譯文叢書》〉文章，該文中小標題有「魯迅怎樣被生活書店涮了兩回」等，鈎稽文獻，敘述完整，但缺憾的是未見作者引用《魯迅書簡追憶》裡許多當事人的現場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