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机器换人”，是威胁还是红利？

文/Huang Yu 

翻译/何啸风 

2013年以来，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2017年更是创下8.7万台的销售记录。随着2015年《中国制造2025》规划的出台，机器人化已成为公众讨论的热门话题。虽然媒体的反应出现了两极分化：有人担心大规模失业的出现，有人看重新岗位的出现。可是，关于机器人化对劳动力市场和车间机制的影响，还缺少扎实的研究。在本文中，笔者基于2015年底以来对珠三角地区的实地考察，试图对“机器人威胁”和 “机器人红利 ”这两种论调进行评价，尝试就工人应该如何应对当前的技术革命提出一些看法。

从“无人工厂”到“机器人创造就业”

令企业头疼不已的周期性用工荒，引发了中国的机器人革命。《中国制造2025》出台后不久，官方媒体高度赞赏机器人在削减劳动力方面的能力。当时，两则新闻广为流传。第一则新闻是，东莞一家手机配件厂家在2015年成立了首个“无人工厂”。该厂家表示，一台机械手臂可以替代6至8名工人，产品不良率至少降低20%。值得注意的是，该厂家还获得东莞市政府“机器换人”项目的补贴。可见，政府和行业试图联合起来解决劳动力短缺的难题。

第二则新闻侧重报道江苏昆山的富士康工厂裁掉6000名工人，裁员数量超过了2016年劳动力总数的一半。几年前，在臭名昭著的工人跳楼事件发生之后，富士康的创始人兼CEO郭台铭不时提起要用100万机器人取代人力的计划。他毫不掩饰地称赞机器人相对人的优势，他说“人也是动物，如何管理这100万动物让我头疼。”

虽然大部分媒体报道都接受“无人工厂”的论调，还是有少数记者对地方政府推动机器人化背后的动机进行批评。例如，邢理建在《北京青年报》上写道：

“鉴于机器换人地区的政府，无须为被换下来的外来员工承担再就业责任，数万、十数万甚至更多数量的外来员工黯然离开后，地方政府治安、教育、医疗、住房等公共配套投入，亦得到大幅减轻。”

随着近几年媒体报道开始强调大规模失业的风险会成为潜在的社会威胁，公众讨论的话题也从“机器换人”转向“机器人创造就业”。这些报道或是追溯历史上的例子来淡化新科技的威胁，或是引用研究成果来证明AI和机器人技术创造的岗位比淘汰的岗位多得多。例如，有的报道力挺“卢德谬误”的概念，认为新科技不会导致总失业率上升。有记者反驳说，汽车淘汰了马车，数码相机淘汰了胶片相机，手机淘汰了传呼机，可是它们创造的岗位都比淘汰的岗位多得多。

日前，国际机器人联合会（IFR）的一份报告被频频引用。因为它提出，每部署一台机器人，就会创造3.6个岗位。2017年7月，国务院出台《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后，媒体也纷纷亮出积极的态度。一篇报道表示，在英国，80万个低技能工作岗位已被淘汰。但与此同时，它们也帮助创造了350万个新的就业机会。另一篇报道认为，机器人带来的岗位削减会在2019年结束。从2020年开始，机器人创造的相关就业机会将转向积极一面，光是在美国，到2025年将有200万个新就业机会会被创造出来。

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的媒体不光把AI和机器人化描绘成某种必然趋势，而且把它们视为社会的福音。可是，我们不应该无视机器人对劳动力市场的危害。最近一项研究回顾了美国1997-2007年的就业，发现每增加一台机器人，就意味着通勤范围内少了3-5.6个工作岗位，更不用说本地工资会下降0.25%-0.5%。由于中国的机器人工业化才开始急剧扩张，关于机器人化对工人潜在影响的综合调研还不多。不过，笔者的研究表明，在4家可以对比自动化前后就业数据的企业中，生产线上的劳动力惊人地减少了67%-85%。除此之外，虽然媒体和企业代表试图淡化自动化对劳动力的影响，可是，在人们日益谈论“用工荒”问题的同时，我们必须注意到，东莞市的补贴项目在2017年初已经裁掉19万工人，该数字远远超过2015年人们预计的10万工人的缺口 。

不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普遍应用机器人而导致工人流落街头的情况。虽然中国对机器人的需求在5年内不断飙升，但2016年全国的总销售量也仅为8.7万台，机器人持有量也只是每万名员工68台。相比于2016年2.82亿的农民工数量，这两个数字根本微不足道。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技术升级本身并非线性平稳的过程，而存在各种停滞和波折。打个比方，尽管富士康为昆山工厂的机器人化造势，可是，由于频频出现问题和故障，它无法让Foxbots广泛应用到流水线上。部分原因在于，一开始发明工业机器人主要针对的是汽车行业的焊接、喷漆等重活儿，而擅长轻活儿、活动自如、多用途的机器人是相对新近的。设计成多用途、可以和人类一同工作的首款协作机器人面世于2014年，预计到2020年其需求将增长约10倍。

因此，未来数十年，我们很可能看到制造业劳动力市场的萎缩，众多农民工或者转向服务业，或者回归农村。事实上，2011年以来，服务业的就业人数已经超过了制造业。然而，相比于制造业，服务业的劳动条件更不稳定、更不受管制。在某些次级部门，劳动关系不透明，缺乏合同保障，加班费时有时无等情况甚为普遍。更有甚者，机器人也已进入服务业，有可能给服务业人员带来重大影响。那么，回归农业呢？务农维生的前景并不是太乐观。农业部近期宣布，全国35.1%的农田已从小农户手里流转给农村精英或农业企业。假如工人被机器人取代又无地可种，那么，中国或许很快会出现城市贫民窟，以及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加剧。可是，中央政府既没有开展关于自动化对工人影响的全面研究，也没有为潜在的问题制定任何前瞻方案。地方政府更是不愿将农民工视为永久居民，也不愿承担产业升级可能给工人带来的负面影响。农民工再次又被遗忘。

技能降格还是技能升格？

相比于机器人影响就业的讨论，媒体甚少关注自动化对工人技能的影响。虽然今天人们多半无视这个话题，不过，这可是数十年前学术界争相热议的话题。研究1960-1980年代美国和日本工业自动化进程的社会学家向我们表明，数控机床的引进是如何让概念和执行分离，从而让操作工的技能降格。当自动化机器迫使工人将劳动过程的控制权交给管理层，主管们迅速用非工会的白领雇员取代了工会的熟练操作工，以此压制工人的主动权。笔者的研究表明，在以往依赖手工技能的部门，如木工、服装、金属加工等，技能降格的后果非常明显。例如，在某家生产自行车头盔的工厂，机器人化使得切割通风孔的培训时间从6个月缩短到仅仅3天。同样，在一家造门的工厂，自动化让木匠技能降格，能被新手替代。这种情况下，自动化带来的技能降格效应，可能潜在地促进了老手和新手的共同利益。可是，面对政府对工人集体权益的限制，工人组织和工人活动的管控日益严格，工人团结一致的广泛基础似乎机会渺茫。

尽管出现了技能降格，但实际上，熟练工人的缺乏才是中国推动“智能制造”的最大障碍。2016年12月，中央政府发布了《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预计2020年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的人才缺口将达到惊人的300万，2025年将达到450万。《指南》还提出，到2020年，除了22%受过高等教育的 “人才”，工人主体（78%）应该是能够操作机器人和自动化设备的熟练蓝领工人。他们来自两个渠道：就业再培训或职业学校。

由于中国过去的发展道路依靠的是劳动密集型和低技术的体力劳动，所以很多厂家的劳动力再培训都进展缓慢，甚至推三阻四。笔者在东莞调研的8个厂家，只有一家投入资金培训工人，而且是因为该公司经营的是高精度金属加工，生产过程需要充分的技能。老板周先生曾在国企工作，他在公司内部设立学徒项目，培养熟练工人，让他们可以更换工装夹具、调试计算机数控机床，而且最终可以参与制定工艺流程。他明白，科技固然重要，但只有把技术跟与之相关的、合适的人员技能结合起来，才能发挥机器的真正价值。用他的话说：“机器每个人都能买到，但我们必须制定一个好的工艺流程。硬件是一部分，软件另一部分。”作为一家中小型企业，周先生公司的情况很不寻常。由于人员流动率高，东莞很少有用人单位愿意投入资金培训工人。最近一项调查表明，2010-2013年，珠三角地区晋升管理岗或技术岗的农民工比例从24.85%下降到12.86%，而留在操作岗的农民工比例则从75.15%上升到87.14%。

机器人操作岗的需求很高，但厂家提供内部培训的积极性很低，二者的矛盾导致市面上出现招聘机构运作的就业再培训项目。2016年，笔者走访了东莞的一个培训项目，以评估机器人化提升技能的潜力。接受培训之后，机器人所取代的工厂操作工有没有可能晋升为先进设备的操作者？该这个培训项目提供两套课程：第一套是是初级课程，收费6000元，可以选择2个月全日制教学，或者5个半月的周末教学。第二套是高级课程，为期四个月，收费15800元。然而，大多数学员并不是低技能的流水线操作工，而是训练有素的电工和机器维修工，他们想提升自己的技能。笔者采访的一名学员有高中学历，曾在一家金属加工公司做了4年电工，在一个家电公司负责电梯维修时还自学PLC编程，最终在一家生产喷砂设备的公司找担任工程师职位。2016年，看到部分企业客户大规模机器人化之后，他决定辞去月薪7000元的工作，报名了机器人培训项目。职业学校的主管保证学员们保证结业一年后月薪会跃至1万元以上。虽然有些媒体报道吹捧机器人化提高工人技能的潜力，可是，他们普遍掩盖了一个事实：能晋升为机器人工程师的，只有这些具备一定电路和PLC编程技能的人。对于绝大多数流水线操作人员，机会是很有限的。

也许，职业学校才是为机器人化的制造业提供熟练工人最可靠的来源。2020年，中国对职业人才的需求预计将达到7900万，而人才供给只有6300万，缺口达1600万——高达20%的缺口。虽然国家和企业都同意有必要扩大技术和职业培训（TVET），可是，由谁来承担这一职责，仍然是激烈争论的问题。最近，国家颁布《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该文件勾勒了技术和职业培训的路线图。在规划里，政府号召企业成为技术和职业培训的主要提供者，推动技术和职业培训的私有化，要求“到2020年，大中型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比例达到80%以上。”对于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做法，政府会给予税收优惠以为奖励。然而，有专家质疑，大企业通过私有化措施提供职业培训能不能实现系统改善，尤其是考虑到中小企业严重缺乏人才，它们限于规模和资金无法与职业院校达成合作协议。

与此同时，职业和技术培训的私有化也吸引了非制造业企业的投资。最近，笔者参观了一所位于某西部贫困省份的职业学校，这所新成立的学校采取“民办公助”的政策，即由地方政府支付教师工资，而学校的所有者（某家房地产开发商）则承担学校运营的其他费用。事实上，开发商决定投资职业教育，目的是以低价攫取土地修建商品房。笔者参观学校的时候，看到校园旁边修建中的高档住宅小区。为了响应国家扶贫计划，该省力求成为大数据中心，并且鼓励当地职业学校开设相关课程，以满足劳动力市场的需求。2017年，该校开始开设大数据、智能产品开发、工业机器人科技等课程。然而，由于这个山区的家长对这些新概念、新科技还很陌生，每门课程招收的学生连10个人都不到。如今，学生们已经快完成第一年的学习，可供他们实训的实验室还在修建中。由于对自己毕业后能否成为熟练的程序员信心不足，他们中的许多人打算从事这些高科技产品的销售工作。

两条路线的斗争

从“无人工厂”到“机器人创造就业机会”，这两种论调的变化，试图淡化的是工业自动化给人口第一大国带来的岗位消失的后果。这两种论调都呼应着“机器人红利”的概念，将机器而非人的劳动作为价值的来源，使得工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进一步边缘化。从这个角度上说，广东省政府在2015-2017年三年间冻结最低工资也就不足为奇了。可是，既然技术升级帮助众多企业降低成本、增加利润，工人理应争取“机器人红利”应得的份额。至少，这是美国工会采取的主要诉求。通过这种做法，“当资本家追求的更高劳动强度超出体力和脑力的极限”工人就能适应新的生产模式。现在，对于已经建立了集体谈判机制的企业（尤其是利润丰厚的车企），提高工资和缩短工时应该成为关键的诉求。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小企业，这种诉求或许比较难实现。不过，有一次，笔者在2015年底向一些工人展示了初步调查结果后，他们开始质疑为什么东莞政府只给企业提供补贴，而不给下岗工人提供补贴。提高工人对自己应得权益的认识，或许正是制定恰当策略的第一步。

工人们必须知道，工业自动化对劳动力会产生什么长远影响。以往的例子或许能提供一些启发。早在1970年代，哈里·布雷弗曼就揭示了劳动生产率和工人阶级消费的提高是怎么给工人运动带来潜在的负面影响的。这是因为，结成公会的工人阶级“逐渐打消了从资本家手里夺回生产控制权的意愿和壮志，转而对产品的份额讨价还价”。类似的，在利润最大化的驱使下，苏联企业采取了削减劳动力、增加劳动强度的策略，导致全国范围的严重失业。吸取了苏联的教训，毛泽东的政策强调，推动技术革命的主力应该是工人，而非机器。在毛泽东时代，人们认为，要实现产业升级，只能通过“群众运动”，而不是技术专家的统治。总的来说，工人应该明白，技术变革从来都不是一个中立的过程，而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场所。一旦资本通过投资机器人化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工人们必须抓住时机，为自己的权利和地位而斗争。

*本文原文来自Made in China Journal（2018年4月刊），作者Huang Yu，原文标题 Robot Threat or Robot Dividend? A Struggle between Two Lin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