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调研手记： 抗疫神话之外，看见底层困境

新冠疫情全球持续蔓延已逾半年，我们所熟悉的世界和生活已被其彻底改变。作为新冠病毒最早爆发的国家，中国目前虽仍有零星爆发，但大体上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然而，疫情防控的代价是极为惨痛的，疫情对经济和民生的巨大冲击在方方面面都有显现。在盘点中国抗疫经验的时候，疫情带来的这些次生灾害无疑也值得我们认真加以总结。尽管中国感染病毒的人数相比其他国家要少得多，但经济的大规模停摆让许多底层打工者及其家庭处于停手停口的窘境。令人遗憾的是，在主流媒体和学术界的中国抗疫叙事中，底层的艰难处境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自四月份以来，本文作者先后在北京、广州两地的流动人口社区和工业园区进行了调研，与打工者们进行了采访和交流。期间所了解的故事虽然支离破碎，但也足以折射中国的三亿新工人在疫情中的遭遇。本文草草记录了调研过程中的见闻感受，希望能唤起读者对打工者困境的共情，并带着这份共情去思考危机的应对和化解之道。

北京市，五环外，工人服务中心：

疫情下的底层女性与儿童

四月初，我在北京北五环外一家工人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和几位打工姐妹做了两次焦点小组采访，了解大家在疫情期间的生活状况。这两次采访的这些打工姐妹，有不少人都已经在北京生活了十余年甚至二十年，孩子就出生在北京，其家庭在北京也有了相对稳定的收入和社会关系。尽管如此，疫情带来的冲击也让她们怀疑自己是否还能继续支撑在北京的生活。

彦姐家里是做天然气管道施工的，疫情以来完全无法开工，家庭收入来源彻底断绝。而他们所从事的这一行由于是技术工种，为了防止工人流失形成的行业惯例是不论是否开工，家里雇的工人都必须按月开工资。据她所知同行里有的人已经开始靠借贷过日子。彦姐夫妻俩靠家里的存款在维持着。她告诉笔者，如果疫情不尽早结束的话，她的家庭经济状况很快也会到山穷水尽的地步。

另一位受采访的何姐，老公是做油漆和刮腻子的大工，本来收入不错。家里两个儿子将近三十都还没有结婚。夫妻俩省吃俭用在老家县城给儿子买了房。结果老二儿子的房子刚装修好，疫情就来了。疫情期间老公和两个儿子全部都失业，她估计从年初到现在，全家收入减少了八九万。而买房子的房贷还必须要还。债务压力让何姐非常焦虑。在老家呆了三个月之后，老公带着二儿子去了陕西，找了一个建筑工地上的工作。其实在此之前老公在北京已经工作生活了二十多年。因为北京疫情防控严格，完全找不到活干，他不得已托老乡找到陕西的这份工作。

之前何姐在北京做家政，因为干活麻利为人爽快，深得雇主信任，工作一直非常稳定。疫情爆发之后，各小区采取了封闭式管理。何姐的雇主流失大半。但有两位雇主给她办了小区出入证，让她继续过去干活。随着疫情越来越严重，雇主开始居家办公，孩子也呆在家里上网课。雇主开始担心何姐搭乘公交来干活会带来感染的风险。于是在三月份之后何姐所有的活儿都没了。为了节约房租和其他生活开支，何姐一度打算卖掉北京出租房里的家当回老家。然而夫妻俩在北京生活了二十几年，在老家已经不具备能带来就业机会的人际关系网络。用何姐本人的话说：“你在外面呆了那么多年，突然就这么回来了，去哪儿找人给你介绍活干嘛。再说老家能找到的活儿本来就少。”中心的工作人员也劝她，如果现在要贱卖家当离开北京的话，需要想清楚疫情过后是否还要回来。如果疫情过后还回来的话，重新置办一套家当又将是一大笔支出。何姐思前想后，还是留了下来。丢了家政的活儿之后，何姐在东三旗一家饺子馆找到一份工作，店里洗碗配菜端盘子都是她一个人干。干一个月只休息一天，每天工作十个小时。如此高的劳动强度，每个月工资只有三千元。在上个月接受中心负责人Q姐采访的时候，何姐无奈地说：“现在没有别的奢求，只要能平平安安活着混口饭吃，每月把房租交上就行。”

在我采访的工友姐妹中，何姐的状况是具有普遍性的。这些外来女工的丈夫在北京从事的工作大多是装修、采暖工程和运输等等。而她们本人则大多从事家政保洁、商场导购、推销等工作，疫情期间，所有这些行业都无法开工，很多打工者的家庭收入来源彻底断绝。采访中，一位姐妹梅姐说起她住的平西府村，前两天有一个32岁的男性打工者在村边小树林上吊自杀。“兔死狐悲”，梅姐用这个词来形容自己听闻这一事件时的感受：“如果不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谁会选择走这一步呢？”疫情期间，更多的失业者选择了离开北京，蛰居在家乡以降低生活开支成本。四月份，有的媒体从业者注意到咸鱼等二手交易网站一度出现大量低价甩卖生活日用品的情况，而卖家所在的城市大都是北京。然而，对于那些人到中年的打工者来说，要走要留都不容易。选择回乡意味着收入来源彻底断绝。而自己在北京生活了一二十年，孩子也在这里出生长大，回乡也意味着孩子将要面对全新的生活世界。这一切令选择离开的决定变得极其困难。

我采访过的社区姐妹大都正经历着这样的左右为难。受访者田姐表示，她会观望到七月份暑假，如果北京的学校下学期还是不能正常开学的话，她将会考虑回乡。之所以做这样的决定，是因为北京的民办学校在疫情期间暴露出资源匮乏、网课不正规的状况。这让她非常担心孩子留在北京学业受到耽误。

然而，以笔者所了解到的情况，回乡似乎并不能让孩子的处境好转。实务学堂是北京一家为外来务工子弟提供职业技能培训的创新实验学校。疫情期间，学校曾组织学生用写作记录回乡的见闻感受。在孩子们的文字里笔者了解到他们面对的各种困境。有的同学写到疫情期间自己的父母和叔叔伯伯全部失业，两三个家庭回乡跟爷爷奶奶同住，各种日常家庭纠纷和摩擦给孩子带来不少困扰。而有的孩子生活在单亲家庭，母亲常年在外打工实际上已经无家可回。疫情期间离开北京之后不得不投靠非直系亲友，寄人篱下的处境让孩子倍感歧视和屈辱。

如前所述，笔者所采访的这些中心姐妹，其家庭在打工者群体中还是状况比较好的，他们尚且面临如此巨大的冲击，那些更弱势的打工者在疫情下的处境就更加艰难。笔者一位朋友家的小时工阿姨来自西北某省，丈夫之前做保安，后来查出肺癌做了手术。这位大姐成为家中唯一的收入来源。疫情爆发后，大姐之前的八户雇主只剩下一家还继续找她干活。收入锐减之后，大姐不得不采取各种极端措施节省开支。丈夫本应该去医院复查，夫妻俩商量之后决定不去了。大姐去农贸市场买了一大袋面粉扛回家自己发面蒸馒头，每天三顿饭馒头开水就辣椒面。生活质量已经到了不能再低的地步。

通过采访和其他渠道了解到的这些故事令人心情极为沉重。三十多年来大量农村劳动力持续进入城市，已经使得广大乡村处于事实上的空心化状态。而打工者在城市也被排斥在社会福利和支持网络的系统之外。当疫情使经济大规模停摆的时候，“回不去的乡村，呆不下的城市”让打工者面临的巨大困境格外凸显。

实际上，疫情爆发之后政府也的确采取了很多措施来保障民生。但就笔者本人的观察，这些措施并未能有效化解打工群体面临的困境。例如，政府号召减免房租。但是绝大多数打工者是通过私人房东获得房屋租赁的。这些私人房东并没有减低房租的动力和压力。至于中介平台例如自如居、贝壳找房等，疫情期间爆出的付给房东租金减少，但收取租客租金维持不变，甚至以防疫为名强行禁止租客入住并且拒绝退回租金的情况不时见诸媒体。此外，政府保障民生的资金投入绝大多数都是以消费劵的形式发放的。然而，类似那位去农贸市场买面粉蒸馒头的家政大姐，她的消费能力已经低到使她无法去超市购买日常必需品的地步。在这样的情况下，消费劵的发放固然提振了普通市民阶级的消费热情，却忽略了社会当中那些处于最弱势地位、最需要得到照顾的群体。如果这些人群得不到应有的照顾，那么疫情就有可能带来社会动荡的潜在风险。在这样的情况下，笔者以为政府保障民生的投入不应以刺激消费为导向。一些欧洲国家所提倡的全民基本收入保障制度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

广东省，黄埔、顺德、番禺：

在世界工厂与第三产业间彷徨无地的打工者们

五月中旬，笔者前往广东，在黄埔工业园区和顺德、番禺的流动人口社区进行了几次座谈和采访。在黄埔，笔者与十余名流水线工人进行了座谈，了解到疫情对出口企业和打工者的影响经历了一个非常具有戏剧性的过程。武汉封城之后，大量湖北、河南籍的工人被困在家乡无法返工。而海外订单在当时并未受到影响。于是工厂出现用工短缺，工价一度上涨。很多老工人在春节假期期间频繁收到工厂的电话，要求尽快回厂复工。工价上涨工厂缺人的消息传开后，很多原本在家乡本省就业的打工者也来到珠三角。然而短短几周之后，疫情在欧美爆发，海外订单锐减。工厂普遍开始减产，工人的收入也急剧下降。那些初来乍到的打工者更是处境尴尬。据一位来自贵州的女工介绍，她的家乡是侗族大歌发源地，很多年轻人都在旅游行业打工。疫情期间，旅游业完全没有了客源，旅游景点和酒店全部歇业。当地年轻人辗转听在外打工的老乡说说珠三角工价上涨，于是一批一批去到了东莞和深圳。而当他们到达的时候，大量的工厂已经开始减产停产。于是很多年轻人辗转在珠三角，陷入进退不得的境地。

那些在珠三角打工已经一二十年的工友，此次疫情中的处境也非常糟糕。座谈中有两位在流水线上做计件工的工友介绍了他们疫情以来的工作和生活状况。他们在黄埔工业区的本田摩托车厂做计件工，负责把下线的摩托车推到厂区外等候装箱运走。疫情之前，他们每推一辆车挣一元钱，疫情之后工价降到推一辆车八毛甚至五毛。而且因为减产，工厂把一部分流水线上的工人分流出来，跟他们一起推车，工价降低加上工作量减少，导致他们的收入大幅度下降。随着海外疫情加重，工厂订单进一步减少，工厂开始采取每周做三歇四的办法来压低产量，工人的收入还在持续地锐减。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工人干脆辞工。舍不得辞工的工人，也只能在轮休时寻找跑美团、发小广告等兼职来增加收入。

这两位本田的工友在工厂停产之后找到了一份新工作，帮中国移动推广一个扫码支付的项目。每天去跑各种奶茶店、小吃店和小超市等，游说商家使用这个扫码支付。所获报酬是谈成一个商家可以得到八十元，另外可以从商家扫码消费的流水收入中获得千分之三的提成。他们告诉笔者，这份工作做得非常艰难，没有底薪，只有谈成业务才能获得收入。移动要求他们除了跟商家谈合作之外，还要给接受使用扫码支付业务的商家义务做商业推广活动。而事实上，因为中国移动会从从商家扫码支付的每一笔交易中抽成，因此绝大多数商家并没有很大的动力去尝试使用扫码支付业务。这使得他们的业务做得格外艰难。据这两位工友介绍，从四月十八日开始接受这份工作到接受笔者采访的五月十六日，他们只谈成了一家奶茶店。为了让这家奶茶店吸引更多消费者，他们每周需要花一到两天在奶茶店所在的商场为其义务进行商业推广。据工友们介绍，在疫情之前，类似这样的工作都会有一两千元的底薪做保障。疫情之后底薪没有了。此外疫情期间工业园区推进了很多拆迁项目。他们跑业务的那一片商铺可能面临拆迁。一旦拆迁成为现实，就意味着他们前期付出的心血完全付诸东流。

一位做工友服务中心的公益人士小X告诉笔者，类似的情况在工业区是比较普遍的。工厂停工停产使得大量工人尝试进入第三产业。然而第三产业恰恰在疫情中受到冲击最为严重。当大量劳动力涌入时，也使得第三产业原有的劳动者的待遇和劳动保障大幅度降低。参与座谈的工友有的做销售推广，有的卖保险，他们普遍对自己当下的处境感到不安。据他们说，目前在珠三角，类似跑美团做促销之类的工作现在都已经不再有底薪。工人收入大幅度降低，但支出并没有减少，相反物价有所上升。这使得打工者的社区当中普遍弥漫着焦虑的情绪。

笔者与小X聊天，问他既然疫情之下打工生活如此艰难，为什么打工者不选择回到农村躲避疫情的冲击呢？小X告知笔者，现在的年轻一代打工者大多已没有了务农经历，很多人甚至是在珠三角长大的打工二代。更何况，家乡的土地基本都已流转出去了。这就意味着打工者一旦选择回到农村，就会面临收入断绝的困境。而事实的另一个方面是，新一代打工者中相当多的人都已经买了车，或者在老家买了房，每个月都要还银行的贷款月供。这就意味着工人每个月都必须有一定数量的现金收入，否则就会陷入绝境。实际上，在疫情到来之前，很多工友就已处在支出大于收入的境况中。因为入不敷出，很多工友会在网上寻求申请小额贷款。这导致各种诈骗性的网贷在工业区极度猖獗，也进一步恶化了工人的处境。小X说，他最新了解到的情况是，工人为了套取现金会去以商家的名义申请购买pos刷卡机，然后互相之间来回刷卡。这是工人在网贷、卡债之后的想出的一个新点子。但pos机刷卡每一笔都有手续费。这意味着工人为了获得现金流已经到了不管不顾的地步。

债务缠身、现金流短缺是当下工人面临的普遍困境，也是新一代打工者与其前辈最大的区别。

小X比较了当下面临疫情危机的新一代打工者和2008金融危机时的打工者，认为两者最大的区别是后者普遍没有银行债务。2008年金融海啸时，珠三角大量工厂关门停产，失业的工人只能回乡。因为当时的打工者没有债务，因此经济危机期间大家顶多不消费，也就熬过来了。实际上，这也是中国在2008金融海啸时能安然度过的一个重要原因——底层并没有因为大量失业而生活无着，导致社会动荡。但今天的情形已经完全不同，当下打工者的债务包袱非常沉重。据小X估计，背着银行贷款的打工者占了打工者总数的40%左右。这就意味着，如果疫情导致工人失去现金收入的情况持续发展，其中很多人只能选择断供，那就会有一波巨大的危机进入金融业。

谈及当下的疫情危机，小X感到非常忧虑。而在反思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一恶劣局面时，小X认为，2008金融海啸之后，中国并没有认真吸取美国次贷危机的经验教训，反而通过鼓励信贷消费来盲目扩张汽车和房地产市场。换句话说，2008年之后的十余年里，中国实际上是以更为巨大的规模复制了导致美国次贷危机的金融资本扩展，而金融资本的急剧扩张是以深度捆绑抵御风险能力很低的基层打工群体为前提的。而此次疫情所导致的停工停产，已经让此举带来的潜在危机慢慢浮现出来。这一危机可能会带来严重后果，也必将导致政府在应对疫情带来的各种社会经济问题时，失去很多回旋的余地。

反思和质询：抗疫中的见与不见

在全球知识界对疫情的反思中，病毒给底层弱势人群带来的困境是一个普遍受关注的话题——各行各业的底层劳动者正是感染风险最大的人群。而三十余年来主导全球政治经济结构的新自由主义，更把他们推向了毫无安全保障可言的处境。从第三世界到西方发达国家，底层劳工在疫情中的绝望处境引发了不少讨论，进而开启了对新自由主义的总体性反思和对未来世界可能性的想象与探索。笔者同意很多国外学者的判断：新冠疫情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的终结，在疫情中，我们有必要思考如何去创造一个更加公平正义的世界。

回到中国的语境中来考虑的话，如何破除发展主义的迷思，让整个社会、尤其是底层社会获得应有的生存保障，无疑是疫情中亟需我们思考和解决的问题。改革开放三四十年来，我们的经济高速成长是以底层所做出的极大牺牲为代价实现的。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早已深深卷入了全球新自由主义的进程，而底层社会，尤其是新工人群体在疫情中的遭遇令人感慨唏嘘。但更值得注意的是，迄今为止政府各部门所出台的抗击疫情的各项措施，显然都还未能充分考虑到如何去化解这个庞大的人群所面对的困境。

中国抗疫在遏制病毒传播蔓延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然而，对抗疫情显然不仅是一个疾病防控的问题。本文所描述的、疫情带来的种种次生灾害，让原本就弱势的打工者群体越发处境艰难。而在当下中国抗疫的叙事中，对这一方面的认识明显十分欠缺。2020新冠疫情再次把一个巨大的挑战抛到我们面前，而这一次我们恐怕已经很难以牺牲底层社会为代价来度过难关了。在实地调研的过程中，笔者深刻感受到，底层打工者当下所背负的压力已经到达了极限。如果不能得到妥善解决的话，有可能带来巨大的社会危机。

不久之前，一位著名的三农研究学者做了一个讨论新冷战问题的在线讲座。在讲座中他明确表示，乡村振兴是我们面对疫情和新冷战等诸多危机的唯一解决之道。对此，笔者深表认同。当下正处在快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很多社会问题和矛盾都集中体现在三农领域。然而遗憾的是，认真听完他的演讲之后，笔者并未听到这位学者有提出任何乡村振兴的具体实施方案。事实上，正如小X所指出的那样，今天进城打工者的日常生活已经被资本主义消费逻辑和金融投机深度捆绑。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想象一个逆城市化的田园乌托邦并不能帮助我们应对当下的危机。振兴三农的口号，如何能落实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发展主义的反思和检讨，并在此基础上着手探索、开创一种另类的社会模式？笔者以为，这是一个极为艰巨的任务，有待更深入的调查研究、更彻底的公共反思和讨论。

后记

本文所记录的采访调研发生在2020年四五月份，迄今已有三四个月。疫情导致国内国际经济形势瞬息万变。当下工人的就业状况与采访时相比，想必已经有不小变化。因此本文仅仅是对新冠疫情发展过程中某个特定阶段打工群体处境的记录，笔者无意于依据这一记录对当下或者未来经济、社会形势及其发展趋势做出任何判断，而且笔者以为轻易做出这样的判断难免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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