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致命的自负》：3.中文版导言和译者的话

我读哈耶克《致命的自负》

3.中文版导言和译者的话

《致命的自负》中文版（冯克利/胡晋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在正文之前，有一篇不长的中文版导言，对书的中心内容作最简要的提示。由于《致命的自负》是哈耶克生前最后一部作品，也是他最重要和最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之一，其中对社会主义做了最彻底的批判，认为社会主义的思想主张是一种“致命的自负”“一种谬误”。

导言对此特别指出：哈耶克的“所谓‘极权社会主义’是指20世纪上半叶出现在欧洲的那种‘社会主义’，它与20世纪后半叶在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中崛起的‘第三世界社会主义’有本质的不同。”在这里，导言作者有意对哈耶克书中所指的“社会主义”前面加多了“极权”两个字，以便与一般的社会主义相区别，又认定这种“极权社会主义”实际上是20世纪上半叶出现在欧洲的那种“社会主义”。显然，导言就是要在读者阅读之前进行特别的导向，以使读者认为与现存的社会主义政权无关。如果看过哈耶克最早期批判社会主义的专著《通往奴役之路》，就知道，他是写给“所有党派中的社会主义者”看的，而书中的内容包括了对德国的民族社会主义（纳粹）和苏联的共产主义的抨击。实际上，所有社会主义都在他的火力之下。

导言还特别指出，哈耶克的思想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的，又指出哈耶克推崇的自由市场经济“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市场经济所造成的环境问题、物质不平等给人们带来的痛苦以及资源浪费、人的技能天赋的不能充分发挥等等”。这是提示人们要像从前阅读其他海外译著那样要“批判地”看待。

以我的理解，该导言的作用只有一个，就是事先给读者打好预防针，以防中国大陆的读者对号入座，将中国的情况与书中的描述相对应。此外，也许也是为了该书能在中国大陆出版，与其他许多译作的译者前言那样，迁就大陆的政治生态，为能通过审核，特别做一些门面功夫，有意曲解书的中心思想，以便使中国大陆自身的历史和现状跳出该书批评的范围。总之，我认为不必对导言过于在意，只当没看见，直接跳过去最好，看了也无妨。

中文版在正文之前还有一篇较长的“译者的话”。译者对原书全文早已通篇看过，必有心得，“译者的话”可看作是他的心得笔记，值得认真看一遍。以下即是“译者的话”中对《致命的自负》的摘要式简介。

从《通往奴役之路》到这本《致命的自负》，在将近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中，哈耶克已经成为享誉世界的思想家，他的学说成分日趋驳杂而精深，他的知识基础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除原有的经济学之外，他又从哲学、法学、历史、心理学、语言学、文化人类学、生物学等各门学科中汲取证据，形成了一个既繁复但又具有逻辑一贯性的论证体系。哈耶克变成了一个在本世纪已很不多见的“知识贵族”，一个我们从帕斯卡、斯宾诺莎、笛卡尔和康德之类大思想家身上才可以得窥其风采的人物。宏大的认识论视界反映在哈耶克的思想中，便是他从整体上把近代世界作为一种文明——一种以市场秩序为特征的法制文明看待。另一方面，哈耶克的思想依然十分单纯：他几十年著书立说只是为了一个十分单一的目标。他不断扩大视野，不懈地调动各个领域中的知识，惟一的动机就是他终生未变的一种强烈关切，即论证市场秩序的形成与个人自由的关系和这种文明受到威胁的原因。换句话来说，哈耶克就是毕生在维护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反对社会主义，尤其是社会主义核心的计划经济。

哈耶克在漫长的时间里顽强反对计划经济的原因是，在他看来，一切打算对整个社会实行计划的企图，不管它们是出于何种高尚的动机，都是建立在一种危险的知识自负上。问题不在于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所设定的目标在道德上是否可取，而是用它所倡导的办法能否达到这些目标。为证明社会主义这种立场的错误，在《致命的自负》中，哈耶克提出了“扩展秩序”这一核心概念。这个概念脱胎于他50年代以后开始系统阐述的“自发秩序”的思想。

哈耶克立论的起点是：人类从早期原始社会休戚与共的小部落，发展成广土众民、和睦相处并形成巨大而复杂交往关系的巨型社会，在一个类似于自然选择的过程中形成一套调节人际关系的规则。这套规则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人类特意计划或追求的结果，而是在无人能预知其后果的情况下，在漫长的岁月中自发进化而形成的。文明的成长与其说是由于理性的完善和强大政治国家的建立，倒不如说国家和理性精神的产生是它们的结果。

哈耶克借助于一些研究“复杂现象”的学科知识（如生物学、化学和现代协同论、系统论等），把社会比做一个“有机体”。对于包含着无限多的要素、相互作用关系极为复杂的有机体而言，人类的理智在其秩序模式的形成机制上所能达到的认知水平是十分有限的。

许多知识分子没有真正理解或根本不愿理解这种抽象的自发模式在一切生命领域所起的作用，而把复杂结构解释成某个主体的自觉设计的结果，把人类社会获得的一切优势和机会，一概归功于理性设计而不是对传统规则的遵从。众多知识分子所以倾向于社会主义的选择，都是因为他们不承认人类通过理性而得到的各种知识体系，也受着某些传统行为实践模式的制约。

哈耶克曾多次借用“知其然”和“知其所以然”这两个概念来说明人类知识的性质。所谓“知其然”的知识，是一种我们通过学习和模仿而获得的遵守行为模式的“知识”，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知识，但我们能利用自己的感官意识它们，并使自己的行为与其相适应。在哈耶克看来，这种通过学习和模仿而形成的遵守规则的行为模式，是一个进化和选择过程的产物，它超越并制约着我们的本能，但又不是来自理性。哈耶克强调存在着这种处在“本能和理性之间”的能力，乃是因为他认为对文明的发展至关重要的“扩展秩序”，就是这种能力和进化选择过程相互作用的产物。

出现在这种扩展秩序里的合作的一个特点是，人们相互获益，并不是因为他们从现代科学的意义上理解了这种秩序，而是因为他们在相互交往中可以用这些规则来弥补自己的无知。与此相比，试图为每个成员设定一个幸福标准的计划经济，就像早期社会中休戚与共人人相识的秩序一样，是一种相对而言只能惠及少数人的封闭制度。哈耶克承认原始社会可能存在和谐状态，但原始社会的这种和谐，是以个人既无财产，特殊知识也得不到利用为前提，因而它是以停滞不前为代价的。

扩展秩序最大的益处，便是它为每个人利用自己的知识（大多数都是“知其所以然”的知识）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制度空间。随着分工与贸易的发展和产权制度的确立，个人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私人知识以及利用这些知识的能力。这种知识的分散性、多样性和易变性，决定了没有任何一个机构或头脑能够随时全部掌握它们。为了让这种个人知识服务于社会，就只能依靠市场这一超越个人的收集信息制度。它还会不断扩大参与协作的社会成员之间在天赋、技能和趣味上的差异，从而大大促进一个多样化世界的形成。这种制度另一个极为奇特的作用是，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再也没有必要像在小团体中那样必须追求统一的目标，他们可以完全互不相识，只根据个人能力和价值引导去安排自己的生活目标。哈耶克借用大卫·休谟的话说：“为别人提供服务，这无需他怀有真诚的善意”，“即使是坏人，为公益服务也符合他的利益”。

从哈耶克的这一立场，我们不但可以逻辑地推导出对政府权力应当加以限制的结论，而且能够把他从知识利用的角度对这个问题的论证，视为他对传统政治理论做出的一项重要贡献：把限制权力的必要性建立于充分经济基础的知识传播的原理之上。国家这一强制性力量与过去的部落统治方式最大的不同，是它没有必要再为整个共同体制定统一的目标并集中财富去实现这一目标，而只需把自己的功能限制在提供公共安全和保障产权与公正规则的实施上。此为所谓“国家的无目标性”。

以上为“译者的话”概括出的本书主要内容。译者在基本介绍完之后对哈耶克的理论提出了些许质疑：如果像哈耶克那样仅仅以自愿自发的交换行为来解释“扩展秩序”的形成，则中国这种早期便已形成的巨型文明会成为难以理解的现象。因此译者倾向于认为，他对文明成因的说明，并不像他想像的那样具有无时空之分的普适性，而仅仅更适合于解释近代资本主义。就古代社会与它的衔接过程而言，哈耶克的理论就远不像（譬如说）韦伯对文化形态和“理化性过程”的分析那样更具解释力。

译者自认为哈耶克的理论不能解释中国的现象，其实不过是又一个所谓“中国例外论”而已。我们对于“中国特殊论”“中国国情论”“中国例外论”已经听得够多了，都是民族主义的老论调。最典型的就是认为，民主、自由、平等及人权等思想，是根源于西方社会，非普世价值，不适合中国。我相信，中国人、中国文化、中国社会从生物学或社会学方面都并不特殊，无论人种进化、文化和文明发展等诸多方面与全世界其他人种其他文明都以相同的方式在发展，只不过有快慢之分，不能用一个“例外”“特殊”等理由来搪塞，来否认自身的问题。

译者也还是认为，无可否认的是，哈耶克在许多方面对现代市场文明的运行原理目光锐利且直言不讳。针对20世纪的极权主义和官僚制度对自由的威胁，他把如何使有益于人类的知识得到开发利用视为判断社会秩序有利与否的重要甚至是惟一重要的标准，这也是他为经济学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

八千多字的“译者的话”所提供的内容概要，经我三下五除二精简之后，只有两千来字。显然，凭这么简要的介绍，是不可能真正理解哈耶克深邃的思想的。我们还是应该逐章读一遍，再看看我们能够理解多少。然后各位读者，或许可以各自施展才华，展开大批判，坚决批倒批臭一切错误的思想、错误的主义，再以清醒的头脑去审视我们眼前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