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在正式开启向共存模式的转向之前，采取一系列有序的开放动作以实现平稳过渡，包括对疫苗的强制接种、口罩佩戴的要求、公共场所的人数限制、药品和抗原检测试剂的免费发放，以及居家自愈和分级诊疗的程序等

新冠普遍感染之后，全社会整体医疗负担将会有10-30%的增加，且将长期持续。这意味着医疗系统的压力、各类疾病患者就医的困难、医保开支的负担和超额死亡会持续增加。我们应该在正式开启向共存模式的转向之前，采取一系列有序的开放动作以实现平稳过渡，包括对疫苗的强制接种、口罩佩戴的要求、公共场所的人数限制、药品和抗原检测试剂的免费发放，以及居家自愈和分级诊疗的程序等等。国内大部分人完成接种程序已经过了1年之久，为全人群、而不仅仅是高风险人群补种一轮加强针是必要的，且应该优先推广经过临床验证的异源疫苗序贯接种（辉瑞/莫德纳双价疫苗等）。阻止新冠高危人群感染后转重才是阻止医疗资源耗竭、重症和死亡人数提升的关键，因此为高危人群开辟线上线下就诊/处方通道，方便高危人群在症状出现早期快速获得药物（辉瑞的奈玛特韦/利托那韦和默沙东的莫努匹韦等），有效防止病情转重。优化新冠病毒监测工作，了解新冠病毒的传播规律、新冠病毒的变异规律、并指导医疗系统和整个社会（例如药物储备、重症床位等）做好提前准备。

在武汉市第四医院，基本职业精神的丧失和行业监督体系的完全失效，都是权力滥用所致。以权力为主导的身份社会结构，加上不择手段的物质利诱，使得职业精神所强调的第一要素——契约精神被最大程度地弱化，从业者不再以自己的专业知识来履行职责，而代之以假大空的宣传作为掩饰，终极目标就是腐蚀人们的灵魂，释放人性的罪恶，以至于主都无法挽救这些邪恶的人。

在武汉市第四医院，不少技术官僚虽出身专业领域，但一旦进入官僚系统并上升到一定层级，本质上就已经脱离了职业精神，成为权力体系的一部分。在权力凌驾于职业精神之上的医院环境下，这些技术官僚往往选择倒向权力一方，对职业精神造成损害。而作为医院的非技术官僚，除了当花瓶之外就是服从权力，还妄想领导技术官僚，更加重了医院的腐败和滥权。由这些技术性官僚和非技术性官僚组成行业共同体，往往沦为党政工作的工具或摆设，真正能够为医患发声的往往是一些边缘化人士。权贵及医院某些领导权力滥用，潜规则横行，医患权益受剥夺，所以面对专业领域频发的公共事件，行业共同体与专业人士的集体失声或者胡说八道，也就不足为奇。但是，这些职业团体的失声乃至失职，不仅失去了职业精神中起码的专业与契约精神要求，更是对本行业从业人员的侮辱。

在武汉市第四医院，权力被一个人或少数人所垄断时，就不可能会尊重个人自由，因为这种权力垄断状态的存续，本身就必须以压制或剥夺个人自由为前提。试想一下，当武汉市第四医院的职工或患者普遍享有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结社自由以及集会、游行和示威自由时，武汉市第四医院的某些领导及其保护伞对权力的垄断怎么还可能维持得下去？所以，在武汉市第四医院的历史中最重要的往往不是所谓一流的医院（省内领先，国内先进，国际知名）和所谓一流的专家，而是对某些职工或患者的言论压制以及滥权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

若干年以后，即使武汉市第四医院成为所谓一流的医院和拥有所谓一流的专家，估计没有多少人会在乎，因为上级机构，保护伞以及某些医院领导对职工或患者合理权利的侵犯，却很有可能被历史所铭记，并很可能成为武汉市第四医院历史上一个不可磨灭的记录。这完全不是说某些医务人员或患者有什么重要性。实际上，这些医务人员或患者是一些完全微不足道的人，不要说在武汉市第四医院，就是在整个中国，也很难找到比这些医务人员或患者更平庸、更不值一提的人。

但武汉市第四医院某些领导及其保护伞对医患双方合理权利的侵犯，仍不会是一件小事。无论古今中外，滥权腐败都是人所共愤的。因为，人和别的动物不一样，人是有理性、会思想的生灵，需要通过言论表达来展现人之为人的理智、情感和尊严，用权力去压制自由和迫害，完全是一种针对整个人类本身的敌对行为。

上级机构，保护伞以及某些医院领导的作恶，尤其会让人难以接受，因为医学的使命是创新和传播知识，维护生命尊严，因而最需要保障和鼓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维护个人权利。在上级机构以及保护伞等的支持下，武汉市第四医院一边对某些医患进行迫害，一边还要建所谓一流医院及培养所谓一流专家，这些当权者能不能用哪怕一分钟的时间，去反省一下其中的荒唐与伪善呢？难道现在的医院领导及其保护伞，是要将武汉市第四医院建成一流的侵犯人权的医院吗？

2017年，武汉市编制办确定医院名称为“武汉市第四医院”，保留武汉市普爱医院、武汉市骨科医院为医院第二、第三名称。包括武胜路院区，古田院区，常青院区以及东西湖区常青花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党委书记： 院长：王岚

武汉市第四医院消化内科丁祥武大肆收受药械回扣，数量不菲，由下面医生出面收钱，几个人私分，万元左右不等，吃喝娱乐，我们医药公司不停轮流摊派，苦不堪言。

武汉市第四医院有领导坚持损害一部分人利益，不顾事实，一味打压，很多人都知道，敢怒不敢言，都是和谐社会，为什么这里没有阳光。

让我们在医疗改革过程中记住那些失去生命的人：陈家辉，李文亮，姜齐宏，胡淑云，杨文，刘崇贤，郭辉，赵新兵，李小莲，赵维萍，赵军艳，蒋绍模，王萍，李国庆，宋应西，陈妤娜，孙明岳，王云杰，康红千，朱玉飞，戴光琼，王浩，续广军，彭玲云，戴春福，孙东涛，陈仲伟，王俊，李宝华等。为逝去的同胞致以深刻的哀悼。即使这些人被官方追封为烈士，但忽视了医疗系统权贵在治理结构上的根本问题，刻意淡化了追责，以及对言论自由管控的讨论。对医患权利而言，这种“勇于近距离接触患者”的追封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只不过是掩人耳目继续作恶而已。

公共讨论不应该以医疗改革议题为洪水猛兽，而是要承认经济技术发展其实并非真正建立在最广大公民的根本利益之上，讨论如何调整监督制衡关系更能帮我们建成“由享有人权个体所组成的、民主自治的人类共同体”。欢迎通过你的方式在墙内转发这篇文章，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拒绝遗忘，共同探索”的小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