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之后话“五四”：对几个争议问题的认识

第一，“五四运动”的本质是什么？

“五四”运动的本质是国家主义和排外。五四时期学生上街游行示威，正是因为认为政府“卖国”。

国家主义倡导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人应该为了国家的强大而牺牲自己。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目的都是为了强国，倡导个人为为国家的利益和强大而奉献。

但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相违背，是错误的。中外的历史经验都证明，国家主义会付出惨痛的代价。

官方对五四的评价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的内涵就是国家主义。就事实而言官方的定论没错。但爱国主义明显是对国家主义的正面评价，这是错误的。

五四运动与爱党爱政府没有直接关系，只是间接关系。如果党或政府能让国家强大，不受列强的摆布，那就爱党爱政府。如果不能，就不爱党爱政府。如果清廷打赢了甲午战争，就会受到国民的拥戴。如果北洋政府在巴黎和会上很硬气，就会受到青年学生的拥戴，而不是遭到学生的反对和抗议。

第二，民主、科学和马列主义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居于何种地位？

新文化运动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思潮。起先是倡导科学、民主和自由，后来又引进了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

这些思想都一致反对儒家礼教，主要就是反对“孝”和宗法家族权力，认为“孝”和宗法家族权力让中国人成了一盘散沙。提倡自由并不是将自由作为目的，而是为了消解父权和夫权。号召国民从父权和夫权中解放出来，投身于为国家强大的运动中去。新文化运动中，鲁迅等人对儒家礼教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巴金的《家春秋》也是控诉儒家礼教的文学作品。

这些思想本身并不是新文化运动的目的，而是希望这些思想能促使中国强大，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不同思潮的涌现是一个探索和“试错”的过程，看究竟哪种思潮能让中国人迅速聚集起来，中国迅速强大起来。既然是手段，不能实现目的就抛弃，有助于实现目的则发扬光大。因而，民主科学和自由确实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居于次要地位。国家主义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实质。

自然而然，民主科学，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侧重于教育和经济方面的方案就没有更激进的侧重于政治方面的“三民主义”和马列主义的方案立竿见影。因为教育和经济的发展需要提高国民素质，需要的时间长。而政治则只需要改变组织手段，见效快。

第三、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关系是什么？

新文化运动思想运动，五四运动是政治运动。但两者紧密相关，在时间上也是重叠的。新文化运动是五四运动的思想前导和基础。可以说，新文化运动是五四运动的必要和充分条件，没有新文化运动就不会有五四运动，有了新文化运动就必然爆发五四运动。没有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反父权反夫权，就不会爆发五四运动。

不能割裂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之间的内在联系。割裂的目的是仅仅否定五四之后的历史进程，而肯定“五四”之前的历史前程。这是不尊重历史事实的。

可以说，新文化运动成功地将“忠君”转化为了“爱国”。而 “五四”运动的爆发标志着现代中国人国家意识的初步形成与初显力量。就此而言，用“五四”运动作为中国现代史的开端是言之成理的。

第四、五四运动是“救亡压倒启蒙”吗？

这同样是为新文化运动开脱。

首先，“救亡”是个伪命题，不存在“救亡”的问题。“亡国”是夸大其词，是为了鼓动排外。当时中国只是受西方列强干预和规制，西方列强并没有取代清廷或北洋政府对中国的统治，中国的人口也并没有因西方列强的到来而减少，反而因贸易和技术的引进而增长，根本没有亡国的可能。西方列强也没有瓜分中国的意图，他们只是想得到贸易和经济利益，而维持中国的统一和稳定更有利于他们的利益。

其次，“启蒙”本来就是为了“救亡”。在新文化运动之前，中国就多次败于了英国等西方列强和日俄两个。二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攻打义和团。导致清政府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干涉中国政治的权力和治外法权。这让中国人感到很屈辱，想要强大起来，从而摆脱列强强加的规则和干预。实际上“启蒙”是为了强国和排外。强国和排外是自“鸦片战争”始，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命题和主题。

而经过了新文化运动的“启蒙”，青年学生和国民萌发了“爱国主义”精神，当巴黎和会上中国人再次感到受到列强不公平的对待后，才爆发了“救亡”的五四运动。

“救亡压倒启蒙”不仅于事实不符，而且逻辑关系搞反了。

第五、“五四新文化”是反传统还是沿袭了传统？

就反对儒家“孝”的价值和瓦解宗法家族的权力结构来说，可称之为反传统，但建立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及权力却是儒家“忠”的价值的变形和强化。所以，五四新文化运动既有反传统的一面，又有继承和延续传统的一面。

考虑到在缺乏个人主义的背景下，随着技术和组织手段的增进，中国的历史呈现出不断削弱个人与家庭的联系，而增强与国家联系的总体趋势，“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根本上延续了传统文化价值和政治制度。这个大的脉络是很清楚的，从分封制到郡县制，从郡县制到党国制，个人越来越多地受到国家权力的管辖而越来越少地受到家庭权力的管辖。

第六、“五四新文化”运动与马列及中共是什么样的关系？

马列主义及中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必然结果。

“五四新文化”的目的促使国家强大和排外，确立了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那么，在国家主义的旗帜下，哪一派政治力量更能增进国家的权力，哪一派政治力量就能最终获胜。马列主义的教义到在其次，主要是列宁式政党的组织形态满足了中国人建立一个强大政权的需要。所谓列宁式政党就是“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它要求成员对组织的绝对服从，“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中央服从党的领袖。

传统的皇权统治，皇权不下乡，基层社会由宗法家族把持，不能满足将全体中国人统摄起来的需要，而列宁式政党能做到这一点。列宁式政党提供了组建国家权力的强大载体，比皇权统治更开放和能吸纳更多的人进入统治阶层。因而，宗法家族被摧毁，郡县制升级为党国制，“家天下”转化为“党天下”。国民党是中途改组，党国制没有共产党纯粹，凝聚力和动员力没有共产党强。国民党败于共产党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中共建政后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从历史的延续性来看，都是在完成‘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提出的任务和开启的历史进程。宗法家族权力结构的消解自“五四新文化”始，到“土改”而完成。在中共的‘阶级斗争’理论中，拥有宗法家族权力的乡村士绅属于“地主阶级”，遭到了全面镇压。文革批孔和“五四新文化”批孔的目的是一样的，都是要削弱与消除个人与家庭之间联系，而加强个人与国家之间的联系。在文革中，毛加强了伟大领袖和伟大导师‘君师合一’的地位，达到了权力的顶峰，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位皇帝；个人不用听从父母和老师，完全听领袖的就是了”（拙文《“五四新文化”的实质：瓦解宗法家族，建立国家主义》）。

“目前看来，宗法家族结构的解体和相应的国家权力的全面深入覆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后果。在国家主义的号召下，完成了将‘一盘散沙’聚集起来的历史任务，应该说是实现了其目标。对于投身于这一进程的仁人志士和知识分子而言，可谓是‘求仁而得仁’。但国家主义虽然能基于中国人口的众多和领土辽阔而迅速地形成强大的力量，以抵抗外部威胁，但它是以削除个体差异和自我摧残为代价的，不能产生活力和创造力，必定不能保持长久的强大，是短暂的。‘一盘散沙’聚集起来仍然是沙，而不是由具有主动力和创造力的个体构成，完全依赖于聚集者 — 领袖的捏塑和搬弄”（同上）。

一旦“五四新文化”确立了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中国近现代史收敛和终结于“党国制”就是历史的必然。而国家主义必然不断强化自身，不将能源消耗殆尽不会消停下来。只有能源消耗殆尽才会慢下来，才有调整方向的可能。过去毛的“继续革命”是如此，现今的“中国模式”及对外扩张也是如此。如果不深刻反思，虚与委蛇，把近现代中国历史的失败归因于反传统或仅仅归因于马列主义，不从根子上批倒 “国家主义”和儒家的家国情怀，确立和普及个人主义价值观，个人是目的，国家是手段，就还会重蹈覆辙。

2019年5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