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认他人苦难并不意味着“理性”

很早之前就已察觉，我的一些受过良好教育，家庭尚可的同辈（85年代人），总喜以“客观”、“理性”自居并以此否认他人，尤其是弱势个体的苦难，从而维护他们所信奉的体系、制度早已受到挑战，甚至不复存在的正当性、合法性。

公正地说，事实上他们并非良知彻底泯灭者，他们也有着强烈的朴素正义感，并不吝啬于为苦难者落泪或提供帮助，但若造成讨论对象苦难的原因指向制度而非个人命运时，他们的同理心就会瞬间失效，继而自动屏蔽来自受难者的呼喊并在脑内飞快地为制度作出了辩解。

最新验证事例已从拾荒老人被打发展到了贫困家庭小姑娘服毒自杀（最终官方抛个非因上不了网课的鉴定出来也不会令人出奇，毕竟在通报中他们已经用了“赌气”一词来形容服毒原因。他们总有办法把制度之恶偷偷转为个人之罪，还不论这两月来他们的公信力是如何被他们自己消耗得体无完肤的）。

除了通过否认现实的残酷性和普遍性来确认虚无的自身特权性及对苦难的免疫性，进而获取内心安全感这一解释外，细细琢磨还会发现，此类自称理性者做出如上价值判断的另一重要原因在于他们对理性定义的解读出了巨大偏差 ——他们不再视理性为一种人类独有的逻辑思考能力，而是符合且最大化自身利益的行为选择（就是利己主义，还不一定精致）。

所以，他们不但是为精准识别犹太人和优化毒气室效率积极出谋划策的人，还是在盟军兵临城下时第一个烧了自己的纳粹党员证，抢着为美或苏军效劳，在审判席上诡辩连篇，从不自觉有罪的人。

他们为班达在《知识分子的背叛》中批判的那种坚信拒绝把权利给予个人的“秩序论”，分不清“历史的变化”和“关于历史的观念”之间区别，以致成为极权统治拥护者的人（很多人虽然受过高等教育，但显然还配不上称为知识分子），提供了最新近、最生动、最具“亲切感”的画像。

班达说：“秩序的观念是与战争的观念、人民悲惨处境的观念联系在一起的。”的确，我的这些同辈们特别热衷使用战争的语言来描述世界（所以北大罗新教授揭示当权者用军事化用语侵入日常生活“奥秘”的那期节目，连带整个“剩余价值”被封）：防疫是打仗，工作是打仗，生活是打仗，对待外族是打仗，对待异见同胞也是打仗……因此，为了赢得所谓的战争胜利，他们愿意不计代价牺牲个体。只是，他们总是忘了自己也是那些可以被更大的“大局”、“大棋”牺牲掉的个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