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好人王安石【全】

在广州东北三百多里的深山中，藏着大宋朝的国家宝藏。

对大多数宋人来说，这是蛮荒莽林，但对王安石而言，却是自幼熟悉之地。十岁那年，他父亲来此做官，他也跟着待了三年，到老仍念念不忘。

这里藏着很多野生铜矿。夜间路过的话，常能发现山间高耸的岩壁上散射出金碧的光芒，地上也时不时能捡到掺杂着青色金属的石块。由于很多人来这里偷偷挖矿冶炼，附近常常发生火灾，境内的月华寺百年内烧毁了三次。

此地名为韶州，来这淘金的人，到北宋中期已经不下十万。公元1050年，朝廷终于下令在这里建设专门的铸币机构“永通监”，大规模铸造铜钱。这里的铜产量，巅峰的时候超过全国的95%。

原本北宋一年岁铸的铜钱量基本在100万贯上下，但自从永通监设立之后，这个数值一路上涨，到王安石变法期间，仅该监一年就能铸造铜钱160万贯。

宋代彻底解决了唐帝国一辈子也没跳出的通货紧缩。

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一）皇帝守则

永通监设立的那一年，王安石三十岁，已经拥有了不小的名气。他二十一岁中进士，按照老朋友曾巩的说法，“自重，不愿知于人”，很爱惜自己的羽毛，不愿自我吹嘘。即使有机会申请既有前途又清闲的官位，他也并不在意，一心要去地方上实践自己的理念。

他越是不求名利，越是被大家看重。政敌兼朋友司马光也不得不承认，安石“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天下人都认为他只要去中枢做官，太平盛世就将来到。

历史书上通常讲王安石的变法，终极目的是富国强兵，但这其实是大大的误会，实在把他看得小了。

他在三十八岁时给仁宗皇帝写了一份《万言书》，讲他自己的改革主张。全篇基本没提到强兵，提理财的也很少，按篇幅算只有2.5%。剩下的部分全部是在讲求“先王之政”。

在王安石看来，宋代的内忧外患，根子上是由于不行先王之政。而之所以如此，症结在于没有通晓先王之意的人才。所以为政之道，首先是要教育这样的人才，培养他们的品德，然后把其中优秀的人选出来加以任用。

用现在的观点看，王安石其实是想推行一套全新的国家意识形态。

汉唐的儒生讲究“寻章摘句”，注重钻研字词的含义、礼法的细节。但是王安石认为这个方向完全错了。完全的复古没有前途，真正的改革要追寻先王的政治精神，而非沉迷于文字的细节。

要追寻先王的政治精神，就得先讲明白这个精神是什么。王安石写了很多书来讲这个，其中保留最完整、也最有代表性的，是一篇《洪范传》。

《洪范》是儒家经典《尚书》中的一篇，字面意思是“大法”。这篇文章里讲了九种治国的根本大法，也即儒生们津津乐道的“洪范九畴”。王安石对这九种大法的解释有详有略，其中展开最详的是第五种大法——“皇极”——也就是君王之道，相关内容占据了全文四分之一的篇幅。

尽管身为臣子，但王安石对于应该怎么做皇帝却很有一套自己的见解。比如他认为皇帝不能从众：

“苟曰好德，则虽茕独，必进宠之而不虐；苟曰不好德，则虽高明，必罪废之而不畏也。……虐茕独而宽朋党之多，畏高明而忽卑晦之贱，最人君之大戒也。”

皇帝也不能只喊口号，而得让老百姓先富起来，然后再教化他们：

“凡正人之道，既富之，然后善。……为政于天下者，在乎富之、善之。……徒教化不能使人善。”

他甚至认为，皇帝的合法性并不是绝对的：

“君能顺天而效之，则民亦顺君而效之也。……及至后世，矫诬上天以布命于下，而欲人之弗叛也，不亦难乎？”

王安石在这里提及了“天”（天道），而这完全违背了儒家的传统。在儒学初创的时代，“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人与世界的本质这类话题，孔子是绝口不提的。

而王安石不仅要提，而且提得很激进。他认为人不仅可以认识天道，而且可以主导天道。只要志意精诚，就能“道万物而无所由，命万物而无所听”（超脱规律去引导万物、超脱命运而安排万物）。

“Yes，We Can.”是很有蛊惑力的。对于经济发达、书籍和知识前所未有普及的北宋来说，王安石的高远理想比之前的任何学说都更能吸引人。陆游的爷爷陆佃曾经回顾早年邂逅王安石学说的情景：

“淮之南，学士大夫宗安定先生之学，予独疑焉。及得荆公《淮南杂说》与其《洪范传》，心独谓然。于是愿扫临川先生之门。”

王安石根本不用现身说法，只靠区区两篇文章，就让他彻底折服。

这种自信心的集体膨胀，在历史上常常出现。只要经济社会一旦有相当持续、快速的发展，大众传媒又加以推波助澜，结果就很难避免。19世纪的欧洲、11世纪的北宋，都是如此。人们会想当然地认为自己既然已经主宰了那么多，那就能主宰更多，甚至主宰一切。

就如19世纪的进步主义最后会遭遇两次世界大战，11世纪的北宋新儒学也将撞上历史的南墙。

（二）唯财是举

王安石的“天道”，落到现实中，最重要的是理财。

这并非因为什么北宋朝廷“积贫积弱”，而是因为“先王之意”就是如此。

《洪范传》里抛开解释世界构成和人类认识世界方法的头两条不谈，第三条就开始讲治国理政的八大事项，而其中首要的两条叫“食”和“货”。一个社会有足够的粮食、足够的商品，经济足够发达，然后才谈得上长治久安。所以对王安石来说，如果皇帝能听从他的意见重塑国家意识形态，那在具体政务方面，经济理所当然是首要的变法目标。

钱穆在1938年出版的《国史大纲》里讲北宋很贫困，举的例子是说“宋两税之数视唐七倍”，他认为北宋土地幅员不如唐，但收的税却翻了那么多倍，老百姓得被剥削成什么样啊，肯定是贫得不能再贫了。

但读过前篇卖炭翁故事的读者一定会知道，唐代税收少是因为通货紧缩，而宋代每年新铸的铜钱是中唐的十倍以上，相比之下两税仅多收七倍，收得还算少的。这种低农业税政策压根不能说明宋代穷，反过来倒是说明了宋代的富。

北宋朝廷并没有碰到什么大型经济危机，朝堂上大家担忧的只是开支上涨。

在王安石变法开始前几年，国家财政需要供养2万多名宗室、官员和116.2万名士兵。宗室、官员的数量比半个世纪前增长了一倍，士兵数也增长了27%。本来一年的收入能够有16%盈余下来，但现在财政每年都要倒贴钱。

宋代还不存在国债这种东西，财政赤字了只能从皇帝的小金库（“内藏库”）里掏钱来补。在1003-1061年间，从小金库直接给国家财政垫款的次数有50次之多。皇帝一开始还强调这些钱只是“借”给国家财政，久而久之发现还不上，干脆改成了直接拨付。

小金库的收入来自于各地给皇帝上的贡物，说穿了也是老百姓给国家交的一种税，但在皇帝眼里，这毕竟是自家的私房钱，每年都要大出血总是不太高兴。

于是到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有了第一次改革的尝试，即范仲淹等领导的“庆历新政”。新政的重点是“节流”，范仲淹给宋仁宗的十条建议里面，首先提到的就是要淘汰无能官员、限制高官特权，后面还提到要恢复唐人的府兵制、减少公共工程的建设，直接针对的就是宋代财政开支中最大的两项：官员和军队。

对于“开源”，范仲淹并没有特别的设想，他的思路是只要让大家都安心种田养蚕，国家收入就会增多。他虽然主张增加教育开支、补贴下层官员、兴建水利设施，但那都是为了让大家安心种地而支出的小钱。

庆历新政只推行一年多就凉了。无意再作更革的仁宗又做了二十年皇帝，之后并非他亲生的宋英宗即位。年纪轻轻的英宗想变法，但他首先得巩固自己这个过继来的皇位，朝廷上因为英宗生父濮王的称呼问题闹成一团，最后的结果是双方各自退让一步。英宗还来不及再有大的举措，就于一年多后因病去世。

等到英宗长子神宗即位，他既没有仁宗变法失败的包袱，也没有英宗的合法性顾虑，他只缺一个肝胆相照的宰相，来重新改变这个国家。

这时候是熙宁元年（1068），宋神宗21岁。等着面圣的官员络绎不绝，到暮春四月，他实在忍不住了，召王安石“越次入对”，也就是特意安排他插队觐见，以询问治国之道。王安石的说法和早年给仁宗上书时一样，他说皇帝首先要“择术”，要选择尧舜的“先王”之道，而不要去学唐太宗这样晚近的君主。

宋神宗后来回忆这段时光，说认识王安石后，他得到了启蒙：“始闻道德之说，心稍开悟”。这里的“道德”和我们现在的语义不同，参考《洪范传》，指的是天道和人君之德行。王安石教导神宗世界的规律，并教他怎么做皇帝，让他有醍醐灌顶的感慨。

王安石当然注重节流，但更强调开源，他要“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也就是要彻底重塑宋代的财政汲取体制。这是他从先王之政中领会的天道。

范仲淹的新政说明单纯“节流”的做法行不通，因为所有既得利益者都是阻碍，很难克服。王安石变法实际上是想通过建设更强有力的国家意识形态和财政汲取能力，来克服这些阻碍，并同时增加收入。

对于如此大幅度的改革，神宗和王安石一开始都比较谨慎。相识的第一年，王安石的精力基本都花在授课上，他当时担任翰林学士兼侍讲，经常给皇帝上课。神宗问他具体的政策措施，他却说先要让皇帝认同自己的整个学术思想体系，不肯贸然给出政策建议。

等到熙宁二年，神宗对王安石的信赖又深一层，于是任命他为副宰相（参知政事），并为他设立了一个新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用来草拟变法的详细规章。

从新机构的名字上就可以看出，变法针对的是传统的财政主管部门“三司”，是围绕财政体制的一整套方案。

首批变法中最为人所知的叫作“青苗法”。该法允许农民以20%的利息每年从官府借两次贷款，用来购买农耕所必须的物资。即使有的农民不缺物资，但送上来的钱是不容易拒绝的。这就有点像信用卡的逻辑，鼓励你先刷后付，潜移默化中很多人就会多买多刷，透支消费。

这个政策的初衷，是把老百姓从民间的高利贷中解救出来，让他们使用官方的不那么高利息的贷款。但新法推行后很快背离了初衷，执行卖力的官员迅速升官，推动不积极的则连遭贬斥，即使是富弼、韩琦、欧阳修这样的元老重臣也无法幸免。地方上很快把这当成了考核指标，开始互相攀比。不仅利息从20%升到30%，还把原先的自由借贷变成强制摊派。在京师周边，甚至出现了强行鞭打农民强迫借钱的案例，有些百姓不得不砍伐自家赖以养蚕的桑树作为柴火卖钱，来还贷款。

和“青苗法”同年推出的还有“均输法”，这条政策的实质是搞国营企业。当时各地每年要向朝廷上贡土特产，数额有严格规定，不能多也不能少。但王安石认为各地的物产每年丰歉不同，应该趁着丰收的时候低价扫货买进，等歉收的时候高价再卖出，这样就能赚取高额利润。为此，皇帝特意从自己的小金库里拿出五百万贯钱、三百万石米，在经济发达的两淮、江浙和湖广地区率先试点。三年后推出的市易法也可以视作这个思路的延伸。

此时苏东坡的弟弟苏辙在制置三司条例司做官，他对“均输法”提出批评，认为国企的经营成本比民企高得多，在市场上竞争力不行，国家投出去的本钱很可能收不回来。如果任用真正懂经营的人，又得担心他中饱私囊，实际很难操作。之后的实践也确实应验了他的话。

第一波的两条新法推行都碰到很大阻力，消化了一年多，王安石才开始推第二波新法。新一波政策当中最主要的两条是“免役法”和“保甲法”，而它们彼此的用意却截然矛盾。

唐代以前，老百姓需要免费替国家服劳役，到唐中期推行两税法，把劳役和地租都并在两税之中征收，已经免除了老百姓的服役义务。宋代继承此法，并把老百姓划分为五等，规定日常的公共事务由一、二等的大户以及驻扎各地的厢军来承担，普通老百姓不需要服徭役。

但这么搞了近100年，大户们单独承担繁重的徭役，到最后不少都家财散尽，许多人家不得不转农为商、甚至流为盗贼。于是朝廷开始考虑新的办法。既然都是国家子民，怎么可以只有富人承担义务呢？基于这样的考虑，“免役法”要求，人们可以不服徭役，但是作为代价，必须得交钱。国家用这笔收上来的“免役钱”，再专门去雇佣人手服役。

原本承担繁重任务的大户当然是解脱了，不用再看衙门的脸色，但小老百姓头上就平白增加了一项开支，很不满意。

更令人不满的是，交了这钱照理总可以太平无事了吧？可朝廷偏偏又给安排了新的事。

宋代的财政开支中，军费常年占据绝对大头，裁军是变法的一大要点。几年之内，王安石把京师禁军从66万人裁到57万人，把各州的厢军从超过50万人裁到23万人。

宋代的军队和我们现在理解的国防军很不一样，它们有两个与现代军队显著不同的特点，一方面是要承担大量的公共事务，比如巡查、建造等；另一方面则是吸收了大量失业青壮年劳动力。

宋太祖以养兵为“百代之利”，因为通过国家出钱，可以把因为社会环境变化而出现的多余劳动力限制起来，防止他们作乱，常保天下太平。如今王安石裁掉几十万军队，这些人就变成了社会上的闲散力量，需要加以约束。

于是便有了“保甲法”。

该法的宗旨，是把以前国家出钱养兵维持治安的模式，改为民间自己出人出钱。具体来说，每五十户人家，每夜要选5个人出来巡逻防盗。这相当于每家十天就要轮到一次夜间巡逻任务，一年等于要服30多个晚上的劳役。而且如果巡逻区域内出现严重治安案件，还要把相关人员严惩治罪。

老百姓交了免役钱，却摊上了30多天的额外徭役。

新法理论和实践的矛盾还有许多，这里姑且不多展开。最重要的是，折腾了十几年，北宋的财政问题不但没解决，反而恶化了。

在王安石变法的三年前，北宋国库一年收入铜钱6000余万贯，而到变法的最后一年，岁入铜钱只剩下4848万贯。

不仅国家财政告急，连金融市场也出现危机。所谓：

“比年公私上下并苦乏钱，百货不通，人情窘迫，谓之钱荒。”

坐拥前所未有高产的韶州铜矿，北宋却发生了通货紧缩。

（三）独行天道

在那么多问题当中，钱荒本身是最容易解释的。

天下的经济生产总量短期内不会有大变化，所以需要的流通货币量也比较稳定，但青苗钱、免役钱等新增项目都是在原有税收基础上额外加征的项目，国家把这些钱收上去之后存在那里，多到花不掉。据统计，神宗在位十八年，积攒下来留给后任的铜钱超过7100万贯。这个数可能相当于原先全国流通货币总量的一半，已经高于民间市场上实际流通的货币量。

原来有钱消费的老百姓，现在囊中羞涩，消费自然减少，商业贸易也就不会景气。经济规模降下去之后，流通货币的总量会进一步减少，连带国库正常的税收也会下降。

因为民间经济活力下降，朝廷收上来的钱没地方用，只能拿来和外国贸易。神宗熙宁七年（1074），朝廷开放和外国的铜钱贸易，容许历来严格管制的铜钱自由进出国境。由于铜本身是贵金属，铜币的价值得到各国公认，而北宋又需要外国的各种商品，结果就是铜钱大量外流。这种贸易逆差不仅如长鲸吸水汲取了朝廷的货币，也进一步加剧了民间通货的枯竭。

简而言之，朝廷收上来的钱是多了，但并未有效地用于反哺经济。

从技术官僚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并非无解。比如今年钱收得多了，那第二年可以少收一点；外贸逆差多了，边境关口的管制可以加严一点。

但是在王安石的变法中我们找不到类似的技术微调，只见这些新法都顺着既定路线义无反顾地向前狂奔，快马加鞭，不停加速，绝不回头。

整个朝廷失去了自我纠错的机制，这才是变法的核心困境。

王安石并非一开始就独断专行，在变法之初，他颇有自我纠错的风度。比如苏辙跟他说青苗法有种种弊端，他觉得颇有道理，就有一个多月都没提此事。

只不过人的理性自有其限度，并不能完全洞烛万事万物。自我实现的需求往往压倒理性的思考。后来又有人拿出一套说辞，列举青苗法的种种好处，王安石便又心回意转。毕竟有所变更才符合先王之政，而维持现状并不符合。

前面讲过《洪范传》里的王安石，很反对从众。大众的反对越激烈，往往会加强他“真理总在少数人手中”的信念。而既然自己掌握了真理，那当然就不用顾忌悠悠众口，甚至于必须独行天道。不仅“人言不足恤”，就是祖宗法度、天降灾祸，也全都无需敬畏。

人类社会几千年的文明史足以说明，我们虽然似乎逐渐在靠近真理，但没有任何人能掌握绝对真理。王安石自然也不例外。只不过随着变法越来越深入，反对意见越来越多，他必须选择，要么放弃自我实现，选择从众、妥协，要么就得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他很明显选择了后者，而当他把自己放在绝对真理的位置上，把自己的学说立为官方学说、取士标准，这就很难再纠错了。

王安石不愿听不同意见，即使受到广泛抵制，可他偏偏自信甚笃，不愿妥协，于是就不得不仰赖于奖惩之术。

奖励支持者，惩罚反对者，这个逻辑很简单。直到20世纪中叶，美国心理学的主流思想都认为可以用奖惩解释所有人类行为。但后来大家发现不行，很多事情说不通。比如人对某项事业无条件的喜爱、人们内心的道德感，这都很难用奖惩来解释。司马迁忍受屈辱写《史记》、居里夫人日以继夜地提炼镭，他们并不是为了什么奖励，而是钟意于事业本身。

这种内在的动力很难从奖惩中诞生出来。王安石可以用奖惩让官员们支持新法，但并不能让他们从内心里认同新法。

而且滥用奖惩还有一个更大的坏处：这是一条难以回头的单行道。

奖励得多，或者惩罚得多，人都会麻木。如果纯用奖励来刺激人，那未来需要不断升级奖励，因为人会把已得的奖励视作理所应当。如果纯用惩罚来约束人，那人们最后会选择不做事、磨洋工，并不会高效率地工作。

诸子百家中，最喜欢用奖惩的是法家。商鞅立木取信，用五十金鼓励人搬木头，又用割鼻之刑惩罚违法的太傅，就是在运用奖惩手段治国。韩非讲的更明白，如果大臣无法用奖惩手段来激励，那就还不如赶走他们。

但后世之君都认识到，过于滥用奖惩，结果就是向秦帝国一样二世而亡。因为奖励太滥，财政承担不起；而惩罚太严，人们就会选择干脆推翻既存制度。这就是陈胜、吴广起义时说的“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

和奖惩相比，让人从心底里认同既存秩序，永远是成本更低的手段。所以继秦之后，汉代就开始推崇儒术，务求教化人心。而奖惩的手段，则渐渐被儒生的外袍遮掩。

儒也好，法也好，王安石都想要。

他既要推广自己的全新儒家学说，又要用奖惩手段让天下走上正道，这个目标实在太高了。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一个国家权力远比前朝扩张的帝国才能支撑。

和唐代相比，宋代对人口迁徙进一步放开，废除了唐代的坊市制，允许商户在全城各地开店。整个国家的管制变得宽松，社会经济从中获得巨大的收益，但朝廷掌握的户口数量大幅减少。

在这样一个国度，要突然实行一整套扩张国家权力、加强管制的政策组合，社会很难接纳，国家机器自己也很难胜任。强行推动，免不了伤筋动骨。

但另一方面，经济富足促成读书人自我认知的膨胀，大家纷纷开始追寻“天道”。王安石的学说受到天下人的推崇，本身就是历史选择的结果。那个时代的很多人，就是渴望一个更为宏大的理论，来指导建设更美好的世间。他们对未来的期待压倒了对人类自身有限性的警惕。

国家机器一开始还不熟悉新情况，但很快就发现新法能扩张自己的权力，而且国家的经济基础确实也能支持这种扩张，于是慢慢开始适应。好大喜功的宋徽宗一改历任先皇的俭朴作风，宰相蔡京更是提出“丰亨豫大”之说，于是铺张花钱、拼命铸钱成为常态，这都是王安石变法的自然延续。最终导致财政失序、货币通胀，迎来亡国灾祸。

也正是因此，在传统儒学话语中，“变法”被严重地污名化，似乎一切皆不可变，变就是大逆不道。但实际上只有失败的才被称为“变法”，比如王安石变法、戊戌变法，而类似明朝“一条鞭法”、清朝“摊丁入亩”这样的成功改革，就属于是“圣政”，不会和“变法”这两个脏字沾一点边。

一个时代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和当时国家权力变动的趋势有很强相关性。封建帝国时期，国家权力长期保持稳定，因而总体否定变法。到清末遭逢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不得不推行改革，王安石便重新得到肯定。戊戌变法的主导者之一梁启超后来专门写了本《王安石传》，为变法张目。几十年后的“评法批儒”，个中线索也大体类似。

“变”是社会的常态，法也需要与时俱进，这点毋庸讳言。只不过，若变法的基础只是某一个人的独门学说，整个变法只是一个人在那里“独行天道”，那风险就非常大。

 “得君行道”是很多读书人的志向，仿佛皇帝信赖我的学说、实践我的学说，是人生最快乐的事情。当事人很少设想，“我”当然是快乐了，可有多少人会因为“我”的思维局限、考量不周而身陷苦厄。

个人再雄才大略、思维再缜密，终究不可能面面俱到。个体的学说必须经由众人充分审视、纠错，才能趋于完善。而这种审视与纠错的机制必须要超脱党争的你死我活才能成立，必须有某种超越立场的共识作为前提。如此，政策改革才能逐步为多数人所认可，而一旦有了这种认可，也就不用再多施加额外的奖惩了。

整个宋代思想史，其实就是在强调礼法的旧儒学解体的背景下，新生儒学流派互相竞争、淘汰并最后形成新共识的过程。这个新共识后面会有系列篇章逐步展开。此处且先说回开头的韶州永通监。

因为反对变法，苏东坡被贬窜岭南，在绍圣元年（1094）路过这里。此时王安石离开朝廷已近二十年，去世也有八年。永通监仿佛在呼应这个大人物的离开，产量断崖式下降。

年近花甲的东坡见到这个结果，不由感慨：“此山出宝以自贼，地脉已断天应悭。”

王安石如同大宋这座矿山里的珍宝，他的学说问世之后却反而掏空了整个帝国。这大概是天意吝啬，在嘲弄人类的贪婪和虚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