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里的田野手记：伦敦圣诞夜的隐秘角落

圣诞夜的留学生朋友圈里，中国人重新和中国朋友聚在一起做饭、看电影、玩游戏，社交媒体里有浓郁的节日气氛——暖黄的灯光下烤鸡、烧菜、带着新冠病毒状的橘子热红酒，混乱的餐桌、带着彩灯的圣诞树以及五六人的干杯和合照。这是一个一旦落单，便倍觉煎熬的日子。

这样的节日下的伦敦，公共交通全部停运，商店基本都关门，人们回家团聚，或与朋友们共度取暖。这样的仿佛封城气氛的节日夜晚，街上还会有人吗？不回家的人会在街上做什么呢？带着这种疑惑我决定在圣诞节的晚上7点出门，去那些挂着缤纷的圣诞彩灯但空荡无人的街道，去探寻独自走在街上，手插在口袋里慢慢晃荡的路人。

但我并没有想到牛津街，伦敦最大的商业街之一，在门市紧闭的夜晚如此热闹。

走在牛津街上，不少大人带着孩子闲逛、拍照，尽管街道确实空旷许多。这些人多数都是有色人种，说着他们的母语，慢悠悠地，纯粹在街上闲逛，偶尔走进一两家还开着门的candy shop，店主自然也并非本地人。我从bond st开始，走到牛津街的尽头，越来越少的人说英语，擦肩而过的人们在说各自的母语，很少再见到什么白人。各个国家的孩子们在街上大步伐蹦跶，而我竟才意识到这里有这么多移民或游客。直到午夜，牛津街最核心的区域也仍然热闹。

为自己全然带入白人视角，以为街上只剩下无家可归的人感到羞愧。

当然，这些移民和游客能够在圣诞夜晚里专门到达牛津街，要么是住在房价昂贵的伦敦市中心，要么也是愿意负担并不便宜的打车费的人们。

牛津街上，除了这些闲逛的路人，只剩下流浪者了。和他们每个人打了声招呼，给了一些硬币。转了一圈下来，带出来的零钱所剩无几。有的流浪者打着四五个伞围住自己，一听见路人脚步声便立马收起面前的伞给路人兜售Big Issue，有的睡在帐篷里，有的和伴侣一起盖着被子睡觉，也有左腿截肢的残疾人等待施舍。

穿过牛津街再走两三个街区，穿过大英博物馆到罗素广场，晚上7点街上便空无一人，只剩下闪耀的彩灯、圣诞树和不关门的中国超市。

这座城市里飘零的人，仿佛在这个夜晚，从“minority”变成“majority”，不约而同地回到自己国家的群体里去，尽情地说母语， 不由自主地占据那些白人和资本主义主导的街道，没有购物，没有人满为患，但街道有了更多朴素的多元和笑声。而那些市中心的居民区，随着地铁关停，餐厅停业而显得萧条无比。

我从7点开始在外面晃荡到午夜回家，回来的路上，忍不住不断回想那些流浪者和我说过的话，话语和眼神里有着为了乞讨而训练好的精明。他们是真正的视生命比尊严更重要的人。其中一个盖着被子躺在街上的流浪者，身旁睡着他的妻子和孩子，他用中文说“你好”，紧接着说“I’m so hungry”并伸手，即使我已经给了他一些零钱。还有一个左腿截肢来伦敦十年的罗马尼亚人，用英语沟通有点艰难，当我一问到他怎么买吃的喝的时候，他便敏锐地给我指路到旁边超市让我帮他买吃的回来，以一种近乎命令的语气，同时憨厚地笑说自己英语不好。

我一边想着这些，一边快速走回家，途中又偶遇了一个脊椎变形的老太在街边捡剩下的星巴克咖啡喝，杯身还是圣诞节样式的绿色花纹。她一个人慢慢往前走，途径每一个垃圾桶都停下脚步搜寻一圈。然后走到一个树荫下喝咖啡。我不敢前去打扰她，她恐怕也并不想要我的任何施舍或投射来的不平等的同情。我也只是装作没有看见，便匆匆走掉。

快回到公寓的时候，要经过一条悠长阴暗的小道。这时已是26号的凌晨，街上只剩下我一个人。突然听到身后有明显的脚步声靠近，我警觉地赶紧回头看一眼，是一个距离我十米的男性。我加快了步伐，不敢再回头，也不敢不设想最坏的情况。我只能非常警惕地听着他的脚步是否有因为我的加速而加速。整条空旷的街只有他和我，车辆也变得稀少。我只想更加迅速地离开他的视线，步伐加快，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在转到另一条更亮堂的街之前，差一点被石板路绊了一跤。最后我终于“有惊无险”安全回家。但我怎么会知道，那个身后的男人到底是不是仅仅一个普通的过路人呢。我也明白，下一次遇到同样的情况，我也还是无法得知这些，同时也无法摆脱这种习得的恐惧和提防。

这是伦敦去年封城后的第一个开放的圣诞节。我在市中心漫漫晃悠的一整夜所见所闻是这个被节日气氛包围的一个微缩的角落。当我们说起移民城市、城市多元化的时候，这并不是一个只有谈起伦敦特色才会想到的标签，也许在更多庸常的时刻，我们常常忽视了这些“多元”标签下，是无数活生生的人和家庭，不同肤色，不同苦难，不同原因的沉默。但是他们在这座城市持久而可见的存在，他们在呼吸着，在伦敦一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