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非洲離散背景進行「數字殖民」的概念化

邱莫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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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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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冷戰時期,許多獨立的非洲國家基於對抗「新殖民主義」的歷史共識與中國展開了長期而複雜的文化聯繫,遂建立起當下介於基礎建設和原物料間的互惠關係。然而,基於資本掠奪性的採掘邏輯,中國式數據治理模式的引入將有助於推動南方立場的實質經濟獨立,還是僅僅延續了殖民的權力結構?

2020年2月,中國社交平台瘋傳了一段關於一群非洲孩童用其不懂的漢語貶低自身的視頻,並獲得大量褒貶不一的網路評論。2022年6月,英國廣播公司(BBC)節目《Africa Eye》的調查記者Celina與Mhango透過紀錄片《Racism for Sale》揭示了此視頻是由一名散居非洲的中國公民所錄製。紀錄片的尾聲處,Celina就此微觀事件進行了宏觀層面的總結,說明其背後存在更大的跨國性代理組織。

在訪談中,媒體專家認為這項視頻產業於短期內的興起,攸關於當地人民對糧食與工作的需求。(33:30)當其中一位舉牌孩童的祖母得知此業務存在單日一萬美元收益時,她認為這並非對當地貧困的救濟,而是在剝削貧民。(38:38)<deepl-inline-translate style="z-index: 1999999999;"></deepl-inline-translate>

非洲普遍被視為人類文明離散的發源地。伴隨中世紀晚期以來殖民者陸續沿其海岸線設立貿易據點,歐洲列強最終透過柏林會議(1884)瓜分了這座大陸的領土資源。於此,許多維持傳統政體(包含哈里發、君主制與酋長制)以及蘊含文化多樣性的行政單位被分離出兩個(或以上)的行政飛地,而這種受殖民化(與奴隸制)強行離散的分佈性導致了許多非洲國家在民主轉型後其內部仍遺留著雙重宗教矛盾與專制統治氛圍。

環繞著戰爭、遊牧與奴役的敘事,「融合—離散」並存的空間治理模式伴隨著新技術的發明反覆更迭於人類文明舞台。藉由後現代人文地理學的過門,這種二元結構進入了由商品、資本、信息與權力雜揉的全球化網絡空間。在此過程中,Diaspora一詞根植於後殖民批判的指示性(Said;1979, Hall;1990,Spivak;2003)也在不同文化的釋義裡出現模糊。

儘管蘇丹革命導致Omar al-Bashir下台(2019),過渡軍委控制下的社會仍存在著頻繁的互聯網封鎖與審查。類似情形亦發生於摩洛哥、烏干達等非洲各區域。(Source, Hossam el-Hamalawy)<deepl-inline-translate style="z-index: 1999999999;"></deepl-inline-translate>
《革命前夕的日常風景》(2018)改編自Kapuściński的自傳體小說,透過獨立於二元的主流冷戰敘事描述具百年殖民歷史的安哥拉於獨立戰爭所折射出的離散場景。<deepl-inline-translate style="z-index: 1999999999;"></deepl-inline-translate>

作為非洲主要的ICTs與(狹義的)AI投資者,中國新一輪全球化的數字化演繹主要呈現於連結平台技術與物流商品的「一帶一路」。環繞著運輸、能源與信息網絡建設所勾勒出的地緣博弈,許多亞、非洲地區國家自新冠疫情爆發以來已透過華為的「安全城市」項目進行算法治理。隨著權力不對稱的平台滲透進公共領域,許多南方國家正形成新一輪「數字權威聯盟」,模糊著極權與民主意識形態間的邊界。

Fuchs(2018)透過川普與歐美右翼運動現象,賦予「威權資本主義」四個要素:威權領導、民族主義、朋友-敵人計劃與父權軍國主義。<deepl-inline-translate style="z-index: 1999999999;"></deepl-inline-translate>

如此迅速普及的數字技術是否實現了1970年代末透過不結盟運動(non-alignment)彌合第三世界信息鴻溝的替代願景呢?就此非洲孩童舉牌事件看來,當缺乏法律約束的外源力量將環繞黑人主體性的場基、資源與非物質勞動(人口)平台私有化爲文化產業,新代理人表徵與重現的民族階序僅僅延續了地方居民於新威權的從屬性(想想這些不懂中文的孩童潛在地將自己認識為知識主體內的“他者”)。

殖民化(Colonisation),基於法農《On National Culture》(1963)的提醒,在於掏空本土人民腦中的所有形式以掌控一個民族,並通過一種反常(perverted)的邏輯對受壓迫者的過去進行扭曲與破壞。(170)若不加以抵制這種過程,它們將產生一種“無錨定、無界域(horizon)、無色、無國籍、無根的個體——一個天使種族。”(176)


小結

正如Marx所述(2014),資本主義—殖民主義的本質不僅是商品的生產,同時是對商品「增值」(valorisation)的抽象化的剩餘提取。圍繞此雙重模式,平台經濟正改變著非洲村落孩子們的童年以及他們與世界互動的形式,扭曲的道德價值異化了人們創造與被聽到的聲音。

平台商業模式或許能帶動地方經濟效益,然而民主社會蘊含著社群、包容性與公民參與。若民主化是促進問題識別、多元價值談判與達成共識的過程,平台內容生產便應優先喚起人們對弱勢立場的關注、鼓勵另類觀點,進而形塑公共論壇動員社群的作用 (Helberger,2019;Zuckerman,2020)。

Draft. 2023.05.01 香港機場(此篇為重發)
CC BY-NC-ND 2.0 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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