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走欧洲这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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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四月起，许多熟悉或不熟悉的朋友，开始询问我关于“润”的事情。欧洲朋友也总是察觉到，我很多时候的心不在焉。

我曾以为选择“出走”，就可以回避所有的国内新闻。但从上海开始，我重启朋友圈，是为了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从自媒体、而非传统媒体去了解一个国家的现在时，似乎早已成为我们习以为常的方式。这本身也意味着，我知道从何种途径去更细节地观看自己的国家，并熟悉那些平台所使用的语言。这是我在面对德国或波兰时，所不具备的能力，它们仍然不是属于我的世界。

我的“出走”即将一年。移民海外，对我来说仍是新事物。我大部分的智识生活都在一个欢迎外来者的学院“泡泡”里；而在日常生活中，我不断闹出笑话来。这样的冲突，常常让我觉得自己在批量制造移民笑话集锦。

因此我决定把这些“出走”经验记录下来。赞美移居地的制度和文化，以证明自身选择的正确，这并不是我想要做的事情。像在《家园的长链》里，我写过的那个叙利亚人告诉我的，“每到一个国家，你都能研究它出现的‘问题’，这样的生活才更有趣。”

移民笑话集

我第一次感到移民生活正在将我塑造成段子手的时刻，是在参加希腊人珊德拉（Sandra）组织的晚餐聚会上。她住在学生公寓，这儿没有丝毫主客之分，访客任意到来，和原住民打成一片，一切人际关系都充满了平等自由的气息。那时我住在哥廷根的德国家庭里已有一阵，这种轻松的氛围对我犹如大赦。酒过三巡，我讲起自己每天洗澡后，兢兢业业把墙壁刷得滴水不沾的故事（在《抵达哥廷根》一文里，我曾记录这一段）。大概那和我平时谈论严肃议题时的神情反差太大，珊德拉听得乐不可支。

作为一场即兴的饭间脱口秀，洗澡刷墙也只是开胃菜。我接着讲，自己花了好长时间，才记住德国的垃圾分类体系。在还不确定塑料包装垃圾扔在房东家哪个垃圾桶时，我有天傍晚骑着自行车，挂着装满塑料的垃圾袋，寻找回收塑料的黄色垃圾箱。但寻遍全城，我居然都只看到棕色、蓝色和黑色的垃圾桶。暮色降临，我感到一阵绝望。我曾引经据典地自诩，出国对我来说是寻找瓦尔登湖，以效仿梭罗的公民不服从。现在，我为了一只垃圾袋而被迫服从，像捧着炸药包一样流窜全城，不禁想，要是梭罗面对垃圾分类会怎么办。

几番硬着头皮询问后，一个陌生的德国男人友善地告诉我，这种黄色垃圾桶，一般在公寓楼里面，不会出现在公共场所。他再三确定我的垃圾袋里装着正确而得体的垃圾后，为我打开了他住的公寓大门。于是，这份符合资格的外来垃圾，就这样进入了他的小区。我终于得以脱身，连声说道Dankeschön，感谢他对垃圾敞开的大门。

但其实还有另一种办法。另一个德国人曾故作幽默地告诉我，他住在出租屋时，有时专程午夜出门，拎着垃圾袋，不顾正确与错误，徘徊在各个陌生房子前，凭心情给不同家庭送乐透。他嘱咐我，一定要在夜里干这件事，说完他放声大笑。这个德国人的女朋友是一位左翼青年，常年参与社会运动，在一旁看着男友教我如何环保犯罪，竟然不予谴责。我猜测她此时正陷入某种困境，对于到底该反污染环境、还是反官僚体系，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

当然我保证，我从没这么干过。因为之后我才知道，德国政府会免费发一种黄色垃圾袋，用来装塑料包装垃圾。如果住在独栋房子里，黄色垃圾袋系好放门口，会有专人回收。但事实上，对我来说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德国的整体气氛，总是让你变得异乎寻常地守规矩。这也老让我想起福柯所讲的那个词，德国二战后的“秩序自由主义”。当然，福柯批判的重点在“秩序”，而非“自由”。“但福柯大概也没想到去研究德国垃圾分类的秩序”，我接着说。

此后，我和珊德拉意外地成为好几门研讨课的共同“专家”，并很快成为好朋友。原因不只在于我们的共事关系，或是我俩都是三十岁的老学生。更是因为她乐意听我闹的笑话，还总能“问题化”（Problematize）我那些司空见惯的窘迫。每次我讲完自己的困窘，珊德拉总在大笑之后说，“思聪，你讲的事情对我来说很陌生，我从来没有这样的经历”，接着再讲述一番她的视角所看到的事物。

今年初，珊德拉邀请我去参加她的卡拉OK之夜。我兴致勃勃前往，却没想到那不是KTV，而是一间酒吧。我难以形容初入这场卡拉OK之夜的惊诧。在一个人山人海的酒吧，每组想唱歌的顾客，到前台酒保处手动点歌；接着，她们就在大庭广众下，走到简陋搭建的台中央唱起来。观众会疯狂跟唱，以至于往往掩盖了“主唱”的声音。一个邻桌的大胡子壮汉站起身来，炫耀自己的高亢歌喉，引发全场欢呼，我看得目瞪口呆。

待珊德拉和两个土耳其女生一起唱完，意犹未尽走下台时，我忍不住问，“你们欧洲人都是这么唱卡拉OK的么？”没想到，她的表情比我更诧异，难道还有其他唱法吗？

“东亚人，卡拉OK的发明者，从来不这么唱。我们三五成群，去KTV买两小时包厢，围绕着百威、果盘和小食，在小房间里自娱自乐。我们不会对着上百个陌生人引吭高歌，我们只对认识的人唱歌。你们这个，我们叫做夜总会。”另外，我没好意思说，她们唱的那些歌，我一首也不会。

她一阵狂喜，说自己看过一个纪录片，东亚国家有那种街头的点歌小房间，上班族们喜欢在下班后，一个人把自己关起来唱上一阵，再默默离开。她把那个场景描述得孤独而优美，像是一部具有社会学意涵的文艺片，却随即表示，自己非常想尝试这种唱歌方式，因为那至少能听清楚自己在唱什么。“卡拉OK之夜”后来变成我的“黄金段子”，用来回答每个陌生的欧洲人，我在欧洲所感受到的最大文化震惊——这个段子不会冒犯任何群体，包括德国人和中国人，同时，还能让这些欧洲人对KTV这神奇发明产生马可·波罗一般的想象。

俄乌战争爆发前夜，我就要离开哥廷根、前往波兰克拉科夫了。我和珊德拉去一间地窖酒吧喝酒，作个告别。她电话里听着心情沉郁，我则白天刚在本市外国人办公室闹了另一场笑话。

因为伊拉斯谟世界计划的“流动”理念，我们每一学期都要换一所大学，八所大学分布在欧洲的东西南北中。大部分欧洲同学都已离开，抵达各自第二学期的大学，只剩我和珊德拉还滞留在哥廷根。我在等待一份文件——因大流行而耽搁数月的外国居民许可（Residence Permit）申请。这份许可文件适用于整个申根区。否则，我的半年签证即将过期，无法在欧盟继续合法逗留。珊德拉则是在年初感染新冠，担心自己会变成long covid，因此推迟了前往荷兰格罗宁根的计划，现在一拖再拖、终于痊愈。然而她如今仍然滞留的理由，在我看来有点“娇气”——大概我们和欧洲人体质不同，就是很能吃苦吧——因为格罗宁根大学教育制度严苛、租房困难，她更不想去荷兰了。

为了让她开心点，我分享了自己在外国人办公室闹的笑话。上午，我时隔半个月，再次前往外国人办公室。上一次去，是我交完所需材料后的面谈。我本以为今天我能拿到居民身份许可。

大概这种“让外来者的存在合法化”的机构，在全世界都一个样，需要时常光顾这种官僚机构的都是移民。我曾在香港做这件事做了整整七年。每隔一两年，我乘坐拥挤无比的地铁，前往湾仔入境处。我总会短暂迷失在如河流汇聚的湾仔地铁站，不记得哪个出口通往入境处；再挤上狭窄的电扶梯，试图记住哪一层属于内地人，哪一层属于东南亚劳工，告诫自己下次不再记错；接着是试图分清，内地毕业生签证、专才工作签证、优才计划、劳工签证的阶级分层有何不同。但我从没真正记住过。每次让自己重新“合法化”，都仿佛刚经历了一场失忆。一阵手忙脚乱后，我就坐在那儿，安静而略带紧张地等待叫号。每到申请旺季，总是需要等上大半个白天，从上午到下午，所有人一言不发，等待签证官的命运之声。

白天在哥廷根，我也在经历差不多的情景，亚裔、中东裔和非裔的面孔安静肃穆地坐在等候处。对我这个新来的“同道中人”，他们甚至都不准备抬头看一眼。当然，此刻我不准备对珊德拉讲述我遭遇的“创伤性失忆”，而只想分享我闹的笑话。

当我自信满满地报告自己来拿外国人居民许可时，一位壮硕的白人保安冷漠地翻阅文件，说，今天预约办理居民许可的表格上没有我的名字。我拿出上次签证官给的纸条，坚称本人的“合法化”日期就是今天。他仍是漠然摇头，但在我强烈坚持下，只好嘟囔，“好吧，现在我进去问一下。”

接着，他伸出右手。先是伸长。接着将手臂弯曲成半月。他一言不发。如同一个要跟我用嘻哈方式打招呼的说唱歌手。我于是鬼使神差地，也伸出了自己的右手，拗成同样形状，伸向他高高举起的手。我感到曾努力学习的“后殖民主义”，即将在这场握手中实现举世瞩目的重大突破，这是属于移民和官僚机构的旷世和解，德国不愧是公认的移民友好国家。

然而，眼前这个中年白人愣住了。我俩的和解之手就这样悬在半空，一动不动。突然，身后爆发出一阵大笑。我疑惑着转过头，手还维持着原状，身后的同道们已纷纷抬起头来，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俩，不好意思又无可抑制地，狂笑起来。我蓦地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对威权的愚蠢挑衅。我满脸讪然，只见白人保安仍保持着威严的镇定，头也不抬，一字一顿道，“我，不是，要跟你，握手”，随即转身进入“合法化”办公室。原来，他是要我坐到属于我待的地方。

我讪笑着坐回同道之中。他们的笑声也迅速停止，一切随即如常。毕竟，我们都要继续等待严肃的命运之声。没一会儿，保安出来，没好气地指着我的纸条。他仍不屑于任何对白，只让我盯着这张写着日期的纸条，指望我自行参悟。我愣住，半天都没反应过来。他抬高声量，揭晓答案，“你提早来了一个月！”

珊德拉先是被我惊人的傻气逗得前俯后仰，但随即意识到问题所在，“那你这次拿不到居民许可怎么办？”

“我一个月后，从克拉科夫再回来一次”，我解释，“因为波兰那边告诉我，申请波兰的居民许可还需要更久时间。可能因为我们这个项目老在换国家的原因吧，我每半年都要让自己‘再合法’一次。”

“太愚蠢了，不可想象。我们这些欧洲人参加这个项目，从不需要考虑这些问题。要不是你，我从来不知道作为移民的真实过程。”

“还记得我们一起做的移民研讨课的专家吗？”

她点点头。

“我们研究的那些话题，就是我的日常。”

武装你自己！

那次的“移民”研讨课，珊德拉令人惊叹。

她多次援引意大利哲学家多纳泰拉(Donatella Di Cesare)的著作《外国居民：移民哲学》（Resident Foreigners: A Philosophy of Migration），发言里充满了对欧洲人在全球化中的优越性反思。我看着珊德拉穿着一身高领灰色毛衣，侃侃而谈的样子，仿佛多纳泰拉本人就在眼前一样。

这位“多纳泰拉化身”展开论述，认为观看护照的发明史，就是在阅读移民与冲突的历史。然而，现代人把这份歧视性文件视为理所当然，它像幽灵般出现在所有纷争中，人们却忽略了它无处不在的阴影。

在前现代的世界，个人的一生围绕村庄与小镇，社会等级秩序给每个人分配了一个不可改变的位置。旅行才是那个世界的例外状态，只有商人、骑士、乞丐、朝圣者和侵略者会四处游走。直到现代世界到来，护照的发明给予了你合法的身份，你从此只属于某个民族国家。而这份文件，一方面帮助你远行，另一面也阻止你离开。

例如，西班牙曾用护照阻止犹太人离开，去往新大陆；法国大革命后，新政府在危机中重启护照，阻止老国王离开，也阻止外敌进来；第三帝国上台后，纳粹政权整体性地取消犹太人的合法护照……护照和边境，存在于每一段血泪的历史背后，它精密运作，从不缺席，其机制却被人们视若无睹。

我不可避免想到如今中国人面临的出入境事实。首先可能因为护照问题而无法离开，其次，离开就意味着一张单程票。边境因此不再只是空间的，它横亘在所有人的命运时间里。当然，我在三十岁时做出了自己的艰难抉择。只是珊德拉的讲述发生在二零二一年。我被她的论述折服时，还想不到二零二二年，这种“流动”会变得更加困难，边境会无限扩张，最后扩张到小区出入口。我会在许多时候揪心故国故人，在和老友聊起来时，感喟“春江水暖鸭先知”。我们这样的人，就是那只仓皇辞庙的鸭子。

在我的意识不受控制时，珊德拉完成了她的欧洲特权反思。她总结道，“‘无国界’，只对’全球北方’人适用，他们的护照可以穿越全球几乎所有边界，不需要任何签证。这个世界对于我们来说，和对于世界上的其他人来说，是完全不同的。” 

珊德拉和我最近一年熟悉起来的大部分年轻欧洲人一样，对自身特权充满省思，对任何她所捕捉到的保守主义、民族主义与右翼势力，时刻充满着战斗的欲望。像她这样的欧洲人，老让我想起《文化逆流》（Cultural Backlash: Trump, Brexit, and Authoritarian Populism）里讲的“无声革命”。欧洲二十世纪下半叶发生的文化价值革命，已深刻影响了欧洲高校及其培养的下一代。她们习惯了谈论“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多元主义”、“我们”与“他们”的共同身份……与此同时，像“共产主义V.S.资本主义”，“极权专制V.S.自由民主”这类的宏大叙事二元论，早已沦为过时不堪的老黄历，如果你老爱谈论这些事，她们会以看待爷爷的眼神看待你。

当然，这场无声革命也被文化保守主义者视为洪水猛兽。在保守主义者眼里，这意味着一个左翼的、自由意识形态的腐败欧洲，正在侵蚀纯正的、传统的、真正的欧洲价值。那也是珊德拉等人要战斗的对象。事实上，在所有研讨课上，她都犹如一个倡议者，有时候，这种“省思”甚至到了膝跳反射的地步。

那是另一次研讨课，我们在讨论“取消文化”，课堂上纷争四起。激烈反对“取消文化”的意大利女生康斯坦扎（Constanza）说，“难道我们要因为毕加索打老婆，而取消他的画作吗？”

珊德拉不假思索道，“打老婆可不是一件小事！”

众人先是愣了一下，随即笑起来。她只能不好意思地解释，“我是说，我们需要严肃地对待（打老婆）这件事。”

另一次，在讨论欧洲民粹主义的研讨课上，每个欧洲人都在揭丑各自国家的极右翼势力。珊德拉举例希腊的极右翼政党“金色黎明”（Golden Dawn）。这个极右翼组织在欧洲移民与难民危机后迅速崛起，短时间内成为希腊第三大政党，又主导参与数次极端犯罪，杀害反法西斯组织成员。

我几乎全程只能作为一个好奇的提问者，出现在这门研讨课上。“你们所有的欧洲人，能给我这个‘非欧洲人’解释一下吗？你们有那么惨痛的法西斯历史，和长时间稳定的民主文化，极右翼势力为什么还是会在选举中获胜？”

同样，还是珊德拉的解释让我印象最为深刻。她大意是说，“在每一次危机中，极右翼民粹主义分子，总是会寻找替罪羔羊，利用和激发人们对外来者的恐惧，来获得支持和权力。移民和难民，总是会不断成为他们的猎物。”

“那是否也意味着，民粹主义有另外一个功能？他们的崛起，提醒现在的民主制度仍有缺陷，需要关注那些充满剥夺感的群体，让他们不被仇恨与恐惧所利用。”我疑惑着回应，“只要民粹主义势力没有像纳粹或匈牙利的维克多·奥尔班（Viktor Orbán）一样执掌大权，并且修改宪法。”

珊德拉想了想，对我的疑惑表示认同。

那以后，我时不时会想起珊德拉的倡议。尽管她大部分的观点都并非原创思辨，你总能在其他人那里读到相似的、更系统的论述。但一个活生生的人如此大声疾呼，仍会让我记忆犹新，并且琢磨着，也要像她捍卫自己的观念一样，去捍卫我的移民人生。

而自从那次我连续提问后，那位意大利女生康斯坦扎便对我说，“你是我们这个项目的吉祥物。”她用的是意大利语——Mascotte，我听得一脸茫然。她随后补充，“我是说，好的方面的Mascotte。”大概意识到潜在的冒犯，她再次补充，大意是我的发言，总是让她更能意识到欧洲人和非欧洲人的不同。

“那么你是否将欧洲给‘本质主义化’了？”我回应道。我解释，我也在理解和参与一个正在进行时的欧洲。一个由移民参与的欧洲，是否就不是欧洲了？

事实上，我本以为自己是满身“武装”来到的欧洲。我早已提醒自己，必须摆脱夏志清所说的“感时忧国”（Obsession with China），既然选择做一个出走的人，那么就不用再去做我曾经的职业，亦即“对中国的痴迷”——危险而无奈的报道中国的工作。

我得有认识这全新世界的工具——作为外来者，我认定“后殖民主义”就是我的思想武器。这肯定不会让我在欧洲生活得更为顺利，但首先它让我调整好心智，毕竟离开故土可不是一句简单的重头再来。

我沾沾自喜，这份“思想准备”要回到大流行以前的数年。有一年圣诞前夕，日本神户大学的王柯教授来香港访学，我们在西环一间咖啡厅见面。我曾采访他数次，但这一次，我却是以私人身份请教他，如果我想“出走”，他有什么建议。他少年时在新疆当知青，做放映员；恢复高考后，考去了北京；三十岁以后，又前往日本重读硕士，以极快的速度在东京大学修完博士，任教著书半生。这样的经历激荡人心。他自然是鼓励我的“出走”想法，只是说，“在此以前，你得做好准备。”他接着说，“不只是语言的准备，是各方面的准备”。

那以后，因为担心自己英文太差，我一边工作，一边申请修读了英文研究；接着，因为帮朋友发维权文章，开始打一场持续三年多的#Metoo名誉权官司；期间我来到深圳，换了份打工人的工作，很快遇上大流行，深圳与香港从此形同天堑；我一边攒点钱，一边不断飞往杭州，参加庭前会议、一审和二审，逼着自己接受外媒采访，成为新闻当事人……这期间，我断断续续地写完英文研究的论文，磕磕绊绊拿了学位，研究的是华裔作家郭小橹的《简明英汉爱情辞典》（A Concise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for Lovers）和裘帕·拉希莉（Jhumpa Lahiri）的《同姓之人》（The Namesake）。时间在大流行的停滞中飞速溜走，我的出走计划不见天日，只能在脑海中排演所有移民作家的人生，与她们笔下的主人公走过的路途。

我在此期间发挥中国学生的光荣传统，熟练地背着在英文系学的那些东西：属下阶层（Subaltern）可以说话吗？移民会不可避免模仿（Mimicry）所在国的一切文化生活；然而作为第一代移民，你会有不可消散的双重意识（Double Consciousness），你模仿的对象，将不停压抑你曾熟悉的主体意识；如果你在异国成家立业，那么你的下一代会成为“揉杂性”（Hybridity）的一代，他们会遭遇全新的、或许你永远无法真正理解的文化情境；而你会永远处于一种介于流亡、中断、难民的体验里……斯皮瓦克、杜波依斯、赛义德，这些让人望而却步的名字，他们对我来说不再是难啃的学术大部头。我不用在晦涩的学术著作中完全读懂他们。他们的论述会在某一天自动跳入我的生命之中，而那时候，便是我捍卫自己存在价值的时刻。

“武装你自己！”，这便是我对自己下达的道德律令。

在抵达异国后，我当然会时常和这些欧洲年轻人聊后殖民主义，那深刻又时髦，不是吗？因为共同兴趣，法国人宝琳（Pauline）甚至找上我，问我是否要一起做“后殖民主义”的学期项目。

宝琳是个典型的法国左翼自由主义青年。她说自己在少女时期，目睹一张柏林墙倒塌的照片后，便决定大学修读历史，毕业后则来到了德国。参加这个项目前，她一直在德国当法语老师。她认为康斯坦扎是个思想保守的人，在我回应康斯坦扎是在“本质主义化”欧洲时，她在一旁频频点头，颇为赞许。在研讨课上谈论民粹主义时，她比珊德拉更进一步，认为欧洲年轻人应该立刻“采取行动”（take action），参与政治，来抵御右翼崛起。

在其他时候，她时刻对我充满着前殖民主义者和前帝国公民的愧疚，那甚至让我有些难为情。因为很显然，我和她的个人交往，并不需要进一步解殖。但后来，随着聊天深入我才发现，我俩对“后殖民主义”有着奇妙的彼此误解。她住哥廷根市中心的一间明亮公寓，我们经常三五成群，去她家客厅打牌或开会。在那间客厅的某个下午，我兴致勃勃地介绍起我喜欢的后殖民主义作家，还聊了一些电影，以证明那些作品给了我多少出走的力量。但她看上去怎么也提不起劲。

“如果只是谈论文学和电影，我就不太感兴趣了”，她悻悻然。

“好吧，如果研究后殖民主义，你想研究什么？”

“我想研究的是，卢浮宫和凡尔赛宫的那些文物，应该如何归还给它们的原属国家。”

我没有告诉她这些“只是”文学和电影的东西，曾是我“武装自己”的思想来源。但这次谈话，却让我感到相当奇妙，我们对同一个术语的理解如此不同，当我在理解“出走”时，她在理解“归还”，却又从不同角度相互补充了一份共同记忆。当我生活在由这样的人群组成的“共同体”时——珊德拉和宝琳等欧洲人，已为我塑造了一个奇异的世界主义泡泡，我不怎么需要去捍卫自己作为“非欧洲人”的存在意义。甚至连被宝琳视为思想保守的康斯坦扎，在“不打不相识”后，我才得知她主动放弃欧盟伊拉斯谟奖学金的权利，因为这些欧盟的钱，“应该给那些更需要的非欧洲人”。

所以在这样一个暂时性的世界主义泡泡里，我需要武装的到底是什么呢？在这里，我只需要对话。那么是在泡泡之外，那些我不断闹笑话的时刻吗？

那些以外的时刻，我显得笨拙而让人捧腹，根本来不及武装自己。“后殖民主义”不会让白人保安更友善一些，也不会让我在卡拉OK里，立刻学会这一代年轻欧洲人都会唱的流行金曲——事实上，每次聚会众人高歌时，我也只会跟着尴尬地摇头晃脑。当然，我可以试着学习珊德拉的精神，用陌生的目光去描述自己习以为常的难堪，这表明我提前做好了出走的“思想准备”。

但那和“武装你自己”有什么关系？我想我应该更改那条道德律令。安慰你自己！

迷失在翻译中

我睡眠不好，总爱做梦，常因做梦惊醒。做记者时，我的梦境总是充满危机。有人闯入我的卧室。我不知何故出现在家乡，心想着我已被盯上，将不再能出海关。接着，我莫名其妙地在家乡火车站被带上一辆车。惊醒时我总在打斗，有时会伤到一旁的伴侣。

出走以来，我不再有这样的创伤性梦境，却无意间发现另一件惊人的事情。在克拉科夫后的某天半夜，我从梦中惊醒，突然发现，我的梦境竟然没有声音。我认识的欧洲人、童年玩伴、亲人和故人总同时出现，他们之间从不对话，也不和我说话，我同样不和他们说话。可我们却在理所当然的，以某种方式互相交流。我们在梦里都成了没有语言的人。

那像极了保罗·奥斯特的小说《幻影书》里对黑白默片的评论。那本书里说，彩色有声电影模拟的现实世界越真实，表现现实的能力就越弱，因为它提供的信息太多了。而黑白默片是一门已经消亡的绝妙艺术，它一句话都没说，但让你更为满足地想象一个世界——因为世界不仅在我们周围，也在脑海之中。

我因此并不感到惶恐，只觉得大脑未免过于奇妙。它拒绝在梦里让我只会说“三颗油”的父母讲一口英语，或是让我认识的欧洲人讲一口普通话或四川话，于是干脆，所有人都不再说话。这让梦境稍显合理，却仍无法阻止我意识到，这是个过分虚幻的场景，而我必须醒来，拒绝欺骗。但在醒来后，你又会发现，这是一个过分明显的隐喻。我的大脑正迷失在语言的混乱翻译中。

过去数年的奋力“武装”，终于让我习惯阅读英文文献、书籍和新闻，写论文（这不太需要文笔），有足够的自信进行深入采访与辩论。后殖民主义“安慰”我，我不需要太在乎自己不够地道的口音，因为那是我成长环境的一部分。尽管在专业以外，我的语言系统仍时刻“宕机”。看医生时，我忘记“动脉”和“静脉”的区别；在买一款室内晾衣架时，我也不知道在英文里那是什么……但这样的日常同样不会长久困扰我，毕竟第一次知道后，就不再会忘记。

真正困扰我的是，我身处欧洲大陆做“欧洲研究”，英语只是我的“继母”。我还需要被更多的“继母”抚养长大，才有可能真的研究欧洲。而要成为不同语言母亲的“继子”，我既牙牙学语，又太老太笨。

去年十月，那时我刚到哥廷根不久，便写信给系里的拉尔斯（Lars）教授，雄心勃勃地说，自己正在做哥廷根二战时期历史的“个人研究”，希望他能推荐相关书籍和资料。他迅速回信表示喜悦和赞赏，但只一句话，便让我望而却步，“亲爱的思聪，你能读德语吗？”

其后两个月，因为钱钢老师引荐，我认识了住在汉诺威的华人靳松，他和历史学家高华交好，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史家高华》一书里，还收录了他写给高华的悼文，其中讲到他二十年前决定“出走”德国的故事。此后，我多次拜访靳松在汉诺威开设的蓝书屋沙龙，也因此结识了他们一家。某次闲谈间，我委托他刚刚成年的女儿推荐了数个德语Youtube和Podcast。因为据她说，某个德国自媒体人，对本次德国大选阻击民粹主义起到了意料之外的巨大作用，并在年轻人里拥有广泛影响力。

那让我一阵激灵，这不就是后殖民主义讲的，第二代移民身上的揉杂性（Hybridity）吗？这个年轻人不知道，她无意中对我当头棒喝：你永远不可能从德国之声的英文频道里，追上真实而复杂的、互联网自媒体时代的、正在进行的德国，更遑论“研究”它！我随后便在Youtube上关注了那份推荐频道名单。一开始，演算法以为我欣喜地发现了新大陆，老为我推荐这些频道过去的热门节目。但很快，演算法就摸清我的底细，开始只给我推荐“走遍德国”初级语法和300个常用德语句子，注明可供睡眠期间学习，提醒我不管再老再笨，睡觉时也可以牙牙学语。 

今年三月，当我到克拉科夫后，才明白波兰语是另一个星球的文字。德语和英语毕竟有许多相似之处，我在哥廷根街头看到德语告示牌时，不至于一无所知。但波兰语让我眩晕，你在其中看不到任何词源和词根，来猜测含义。甚至于看到一个单词，连错误的发音尝试都变得不可能。

我住在老城区中心的Piłsudski（毕苏斯基）街数月，初次到达时，司机说，你住在一条很重要的街道，他是我们一战结束后的第二共和国国父。一个月后，我才学会这个单词里的字母“ł”的正确发音，明白了Miłosz为何音译为“米沃什”，Wałęsa为何音译为“瓦文萨”。在这一点上，我倒是比前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强，他下台前来波兰，做声援乌克兰的抗战演讲，其间引用波兰民主化的光辉历史，却把“瓦文萨”念成了“瓦伦萨”。

这些日常困境，无非再成为我个人移民笑话集锦的另一个段子。作为一个经常闹笑话的人，我可以习惯那些尴尬。真正困扰我的仍是如何进入波兰语境。我该如何报名参加本地NGO组织的救助乌克兰难民的志愿者活动？如何“研究”法律与公正党（PiS）过去数年的民粹主义施政话术？如何知道波兰人最近正在讨论什么？那是我无法从论文和英文报道中得知的内容。

刚来克拉科夫一个月时，我独自在老城地下酒吧里，偶遇了一个波兰摄影师。她跟我描述了执政党过去五年的种种恶行，并提到波兰女人由于过去一年无法合法堕胎，导致难产死亡的新闻。“已经发生了两起这样的事情”，她愤愤道。然而直到七月，我才在去往格但斯克的旅途中，得知波兰女权活动家贾斯蒂娜·维德琴斯卡（Justyna Wydrzynska），因给予女性堕胎药物、而在华沙受审的事情；并从另一个波兰男人口里得知，女性难产导致生命危险和被强奸受孕这两种特殊情况，在受到广泛抗议和批评后，在波兰有了理论上合法堕胎的机会。

这并非简单的“少数”议题，而是一场被波兰执政党PiS操弄、持续数年的举国性别战争，并成为整个欧盟的巨大不稳定因素。格但斯克那个更新我“知识体系”的波兰男人，不可能知道我的惊慌失措。我无法在便利店买东西时，瞥见旁边的报刊杂志正在头版报道此事，无法在酒吧里听人们用波兰语聊起此事，无法在社交媒体上追踪波兰人的激烈争论，无法得知何时会在街头有一场社会抗议……我的真实世界确实是一场黑白默片，但这里不是我的无声梦境，在现实中我读不懂波兰人的肢体语言。我只能在论文里阅读过去时的波兰，再在和人聊天后，猛地想起要借助英文这个“继母”，透过英文媒介的翻译，帮我稍稍补齐不断落后的事实。这是属于我个人的二手时间，我迷失在一个严重滞后的、借助翻译的时空里。

很快，这份语言的迷失就入侵到我所修读的项目中。四月下旬，我开始准备学生年度会议的论文。

这个欧洲政治与文化研究项目，在每年夏天，都会举办一次集训营和学生论文会议，每年都有不同的研讨主题，为期一周。届时，我会遇上这个世界主义泡泡里，来自本项目遍布欧洲的全部师生。每个人都需要提交会议论文，做主题演讲，并接受同行评议，一切都安排得煞有介事。而今年，这一计划就在克拉科夫举行，主题是“非自由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

政治学者法里德·扎哈里亚（Fareed Zaharia）最早用这一术语形容罗马尼亚、白俄罗斯等国家在后共产主义时期的威权主义倒退，那曾是一个主要存在于学术界的术语。但在二零一四年，匈牙利总理维克多·奥尔班让这一词汇变得前所未有的流行起来。他在演讲中表示，“我们必须放弃自由主义的方法和社会组织原则。我们正在建立的新国家，是一个非自由主义国家（an illiberal state, a non-liberal state）。”

与“非自由民主”同时发生的是，匈牙利当局在过去十年修改媒体法，建立中欧新闻和媒体基金会（KESMA），控制四百多家国内媒体，使独立媒体面临不公平竞争，并使用Pegasus间谍软件对记者进行窃听。在大流行期间，匈牙利议会还通过了一项备受欧盟批评的新法案，用来 “防止假新闻”。独立记者因此被禁止进入医院，因为他们有可能传播“旨在破坏抗击病毒的错误信息”。

匈牙利曾被视为政治转型最为成功的后共产主义国家之一，如今却成为欧盟最大的不安因素之一。它的坏消息让我兴奋异常。出于我所有的职业经历与个人激情，我迅速作出决定，“匈牙利当局如何论述他们对新闻自由的镇压”，这就是我要研究的题目。

但很快，语言的现实浇灭了我的激情。在我对匈牙利语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我要如何分析匈牙利当局的话语？借助谷歌翻译吗？我连关键词都不知如何搜索。更何况，我如何保证翻译的准确？我如何面对一份由机器翻译的文献，做内容或话语分析？

在波兰，我有六个同学，两个西班牙人，一个意大利人，一个苏格兰人，一个德国人，还有一个巴西人。当她们研究欧洲的“非自由民主”时，可以分别选取各自的国家及语言，连巴西同学伊莎贝拉（Isabela）都可以用葡萄牙语作为她的研究语言。来自巴斯克自治区的西班牙人安妮（Ane）更是过分，她选择了巴斯克语文献，来研究她们这一地区的自治现状——因为在弗朗哥独裁时期，西班牙当局否定这一语言的存在。巴斯克语是野蛮人的语言，当地抗议更长年惨遭镇压。 

于是整个五月，我都在这份迷失中漂浮不定。我不想放弃这个题目，于是只能再度剥削我的“继母”，寻找是否有合适的、来自匈牙利官方的英文材料。所幸，在漫长无望的搜索下，我在匈牙利当局的敌人——“记者无国界”（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国际新闻学会”（International Press Institute）和“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那里，顺藤摸瓜寻找到了匈牙利官方的“大外宣”网站，并发现了匈牙利当局各个要员在过去连续七年内，针对来自欧盟和国际NGO批评匈牙利新闻自由倒退的反击与论述。那些全由英文写就的激烈官方言辞让我如获至宝，第一次对“大外宣”感恩戴德，因为他们将我从翻译的迷失中解救出来，也挽救了我的论文。

在六月底的会议上，我满怀自信，解释自己的资料搜集过程，如何选择有把握的“继母”英语，而不是去无望地翻译匈牙利语。我接着解释自己的方法论，为何我只选择做“内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而不是批判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因为我只是通过“继母”去理解匈牙利现状，就像我无法及时追赶德国年轻人流行的自媒体，无法跟上波兰堕胎法案的即时发展一样，我活在二手时空里的匈牙利语境，不足以去“批判”它。

演讲时，我瞥见导师们频频点头，大概是觉得我尚有自知之明。后来，这篇论文和演讲被评为所在组的最佳之一，那让我如释重负。我终于可以从混乱的迷失中短暂解脱，暂时不愿思考此后的现实。而作为同行评议者，我满怀“报复心”地质询本组其他论文撰写者，关于语言的问题。印度尼西亚人拉迪特（Radit）就成为其中一个“受害者”。

拉迪特第二学期在哥廷根，和我有某种“镜像”般雷同的人生。他在雅加达担任记者数年，其后进入某跨国公司，从事数年政府关系工作。去年他决定移民，申请这个项目后，随即来到欧洲。拉迪特的太太随后申请亲属签证到来，他解释，“一起移民，会让我们俩都更强大”。这点倒是与孤身一人的我迥然不同，也让我时常心怀羡慕。我们不仅职业履历相似，他的论文竟然也关于匈牙利的新闻自由。

在他做完论文演讲后，我表达了自己的疑惑：“这是困扰我很久的问题。当我们不理解这种语言时，你如何去分析它？”

波兰裔犹太人伊娃·霍夫曼（Eva Hoffman）在那本《迷失在翻译中：在新语言里生活》（Lost in Translation: A Life in a New Language）中，记载了她少女时期，全家人在五十年代因共产主义降临，而从克拉科夫逃亡到加拿大，她第一次接触到英语的故事。在此以前，她们的家族成员大半死于纳粹集中营。

移民后的一次生日，霍夫曼收到的礼物是个带锁的日记本。她突然疑惑，自己该用哪种语言记录自己的少女生活。用波兰语写吗？那对她来说已成为一门死去的语言。而用英语写无人观看的日记？那像一种略带变态的自我训练。但她仍选择了用英语开始写作日记。最终，“英语成为我作为成年人的语言，在这种语言中，我看了最爱的电影，读了最爱的小说……而在波兰语中，我大部分的成人经验都消失了。”

英语显然也是伊娃·霍夫曼的“继母”，却最终成为比“生母”更亲近的那位母亲。我有些许相似、却迥然不同的处境。中文构成我大部分成年经验，我仍习惯用中文写作，内心期待着少数中文读者。英语是我作为移民的语言，我剥削这个“继母”，让她带我接近其他潜在的“继母”——德国或波兰的“继母”，试图理解新的世界，却没料到，我的梦境因此失去了语言。这让我经常想起霍夫曼的危言警醒，她大意是说：

“只要我周围的世界每次都是新的，它就没有成为我的世界；我咬紧牙关生存，去抵御每一次陌生事物的袭击……只有在你可以理解的环境中，刺激才会转化为经验，行动才会拥有目的，一张脸庞才会显得亲近，一个人方能被认识。这些模式构成了意义的土壤。但这显然是移民、流亡和’极端流动性’（Extreme mobility）的危险，因为你从那片意义的土壤中，被连根拔起。”

泡泡内外的世界

七月初，集训计划和学生论文会议结束后，四面八方而来的数十人，也都离开了克拉科夫。我在波兰的六个同学也分别回到了各自的国家。连巴西人伊莎贝拉也飞回了圣保罗。我无法返回中国，房屋租约到期，只能重新找房子。我离开神圣的毕苏斯基街，独自搬到主火车站附近的一个房间里。

这是一栋主要由本地波兰人居住的老房子，居民以本地中年男人和老太太居多，他们初次看待我的眼神，仿佛我不是在入住，而是在入侵。我能做的就是也狠狠地盯回去，直到他们悻悻然关上房门。我想，如果我会说更多波兰日常用语，至少可以试着聊上几句。此前，我住在国际学生占大部分的公寓里，大家时不时一起聊天派对到天明。现在我意识到，我过去几个月建立的共同体，果然是再次被“连根拔起”。

好在再过两月，我就要前往捷克，继续我的中东欧“研究”——鬼知道我为何如此痴迷于后共产主义国家，而不是选择荷兰、瑞典或西班牙，那些更“宜居”的地方。在那里，我想我又会遇到自己的泡泡，那将会更容易构建一个暂时的共同体。我说服自己习惯这种孤独。因为这两个月，无非是我彻底离开“伊拉斯谟”以后，真实移民人生的提前演练。我决定展开旅行，首先得前往格但斯克，去朝圣团结工会的历史，再把波兰环游一遍。当然，我还得提醒自己，到八月，就得回哥廷根，让自己“再合法化”一次。

我会经常怀念集训计划期间的这段日子。我和宝琳、康斯坦扎等人重逢，拥抱，每个夜晚都是泡泡里的欢笑与酒精。那是阔别已久的纯粹欢愉，让我觉得自己不至于在任何时候，都是个严肃的苦行僧。 

可惜珊德拉并没来克拉科夫。她遭逢了几番变故，陷入抑郁，回到了雅典家中。我是她的论文评议人，她写的仍是希腊的极右翼势力“金色黎明”，却显然写得力不从心，和她此前的机敏聪慧迥然不同。我写好详细评议，跟导师说明了珊德拉的处境，希望她们能有所体谅。

这期间，我还遇见了这个项目里所有的“非欧洲人”，他们来自加纳、喀麦隆、印度尼西亚、巴西、埃及、孟加拉……我如饥似渴地和每个人聊天，对所有人的命运感到好奇。这些人都经历丰富，往往年纪偏大，比我更老的就有好几个，我在其中也显得年轻起来。这不奇怪，比起欧洲人，我们通常要走更长久和孤独的路，才能赶上这一程命运航班。

值得一提的是，在论文演讲与评议之外，我们还有一项“大鸣大放”的民主任务，给这个欧洲研究项目的未来提建议，制定“可操作”的计划，并演讲展示——伊拉斯谟项目里那些管钱和管权的重要人士，会来现场听取意见，如被采纳，将造福下一届。这个项目的政论学生刊物，便是十年前一名韩国学生的提议而来。

我决定自行鸣放，终于“武装我自己”一次，开口道，“不知道你们如何，对我来说，作为‘非欧洲人’，办一个合法证件，了解签证、外国居民许可之间的不同，每个欧洲国家不同的法律，每半年‘再合法化’一次，这经常困扰着我。我们是否可以为之后的非欧洲学生，想象一个更方便的未来？”

这随口而出的愤懑，让几乎所有“非欧洲人”都加入到我的倡议中，实在出乎意料。我的印度尼西亚“镜像”拉迪特也不假思索地加入。而孟加拉人卡杜尔（Kadur），甚至分享了一个更夸张的故事。他第一学期选择的大学，就是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然而，孟加拉国没有波兰领事馆，他只能前往印度办理。大流行期间交通不便，他步行八十多公里才搭上车，就这样往返两国，靠双脚取得了一张通往欧盟的船票。我们鼓励卡杜尔在展示时讲出这个故事，相信那足以让在场所有人动容。

最终，我们这些“非欧洲人”一起出谋划策，制作了更详尽完善的计划，倡议建立一个居留信息交流、刊登移民故事的“去中心化”互联网集散平台，并搭建了网站模型。“‘非欧洲人’帮助’非欧洲人’！”，在设想该计划的Slogan时，我脱口而出。众人哗然，这口号未免太像在煽动一场公民抗命。最后，我们还是决定起一个更为新自由主义的Slogan，“让我们成就四海！”（Let’s Go Places!）

倡议展示结束后，“镜像”拉迪特主动和我聊起未来的打算，那个泡泡之外的未来。

“我会先申请德国十八个月的找工作签证。”

“我也这么想。但那之后我如果还没找到工作，我们还能申请荷兰为期一年的找工作签证。”

“我们都当过记者，有作品发表，也许我们还可以试试德国的‘艺术家签证’。”

“你还想在欧洲做记者吗？”

“语言是一个问题。”

“如果不考虑生活与危险的话，做记者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酷的工作吧。”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