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中国近代史研究之牛耳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评介

摘要：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开山之作，也开创了学界关于中国近代史“现代化叙事”的研究范式。蒋廷黻的留学经历、语言与多学科基础为他的历史著述打下了扎实的根基，受到欧美的实证主义史学和新的社会科学治史方法的影响，《中国近代史》一书也打破了中国传统史学的规范。蒋廷黻对于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态度及其自身的现实立场也反映在《中国近代史》的历史表述当中，作为一种史学视角，他的“现代化范式”有着超越的意义；但是作品背后反映的“精英主义”立场与视角，忽视群众的历史作用，难免脱离于近代中国追求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的实际需求。

关键词：蒋廷黻；《中国近代史》；评介

中国近代史研究有两大范式之说，一种是革命史范式，一种是现代化范式。范式是由美国学者托马斯·库恩提出的，指的是一个时期占据主导地位，被学术共同体所遵循的定律、理论、应用与仪器，构成了科学研究的范式即模式。范式的出现，为后世学者提供了一个可供“盗版”的学术视角与理论模型。不论是现代化叙事抑或革命史叙事，这两种近代史范式都起源于这一时段。它们的出现，有着各自的时代背景与政治需求。20世纪30、40年代的现代化叙事史学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蒋廷黻及其著作《中国近代史》，他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贡献，对后世中国历史学有着重要意义，因而被冠以“拓荒者”、“开山的人”、“近代史尚无第二人”。费正清更是言之“执中国近代史研究之牛耳”。

那么，接下来笔者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蒋著一书：作者生平、学习经历、语言基础、时代背景、学术渊源、学术史背景、问题意识、所采用的方法、史料来源及批判性同情。

一、蒋廷黻其人

（一）作者生平、学习经历与语言基础

蒋廷黻（1895-1965），著名历史学家、外交家。湖南邵阳人，他从小接受传统私塾教育，后入长沙明德小学、湘潭长老教会学校（益智中学），开始学习英语。1912年只身赴美求学，先后在密苏里派克维尔派克学堂、俄亥俄欧柏林学院与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留美期间，蒋廷黻掌握了英语、拉丁语、德语、法语等多种语言，这为他日后从事国内外史料的搜集与整理工作奠定了良好的语言基础。此外，通过在不同学校学习，他接触到了不同的学科：自然科学、生物学、树木学、进化论、心理学、英国文学、经济学、新闻学、政治科学、历史学、法学、社会学等。这些学科素养为《中国近代史》的写作提供了跨学科、多领域的视野，开拓了较传统史学不一样的新治史方法。1923年回国后任南开大学第一任历史系主任，与梁启超成为南开大学史学的奠基者。1929年调入清华大学任历史系主任。在哥大期间，蒋廷黻就希望日后回国从政，做一个能左右中国政治的学者官僚，1935年处于学术巅峰时期的他弃学从政，1965年病逝于纽约。蒋廷黻的留学生涯对他日后的历史著述、政治立场等产生了深刻影响，在此不再赘述。

（二）时代背景与现实立场

我们常说“以史为鉴”，历史学家往往在阅读了大量历史书籍之后，结合所接受的学术训练与学术观点，在近代中国所处的社会环境中选择自己的立场、形成自己的政治观点。这种政治认同往往又会体现在历史学家的著作当中。那么，这一点也存在于蒋廷黻的历史写作当中。

首先，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影响到国内经济，美货倾销，国内出口急剧下降，引起工厂大范围破产，并导致人们丧失中国工业化的信心；其次，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东三省，构成了19世纪以来对中国主权最严峻的挑战，民族国家的危机重重；其三，1930年中原大战，中共在苏区的迅速发展以及1933年福建国民党军队的叛变及另立政府，使许多人期望已久的政治统一与稳定的梦想破灭；其四，一战后，欧洲自由主义文明的“破产”；最后，经过戊戌维新、清末新政的君主立宪尝试、对民国前期民主政治的失望以及20世纪20年代狂热民族主义的洗礼，新一代的自由知识分子已然形成了自身的政治观点。近代中国民族危机日益加重，在他们看来，只有实现现代化、建构民族国家，才能使中国走向富强。因此，他们选择了在中国国内最具有合法性的国民政府。然而这并不代表他们赞许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更愿意接受以一种“开明专制”的形式统一中国、迈向民主宪政。在经济上，他们认可苏联的国营计划经济和德国的政府管制经济，试图以计划经济的形式实现中国的工业化与现代化。总的来说，知识分子们在面对国家民族危机的时刻，抛弃西方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理念，转而拥抱适合国家统一和经济发展的实用主义，对20世纪其余时间内的中国思想史和政治史，都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这一批知识分子中，以蒋廷黻为代表，他将自身的政治观点融入了对中国近现代史的诠释当中。他从现代化的角度诠释近代中国，关注19世纪和20世纪初中国现代化的失败，并倾向于从内部而不是外部寻找失败原因，即更多着眼于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文明的不适而非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侵略。知识分子共享的中国现代化的基本假设，直接形塑了他们对中国近现代史主要问题的诠释，并进而用新的历史诠释去为其公认的、代表中国现代化正确方向的政治议程辩护。

（三）蒋廷黻的学术背景

蒋廷黻对史料十分重视，这与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所受的史学训练有关，哥大设有历史研究法一科，为历史研究所所必修，主要内容是教导学生怎样判别和利用史料。^[①]在哥伦比亚大学，蒋廷黻的博士论文与学术经历还影响着他对于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看法。一是受到沙费尔德（William. R. Shepherd）教授的“欧洲发展史”的影响：“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对殖民或帝国主义并不深恨，因为我感到中国如果愿意，同样有资格能产生与欧洲相同的组织力、相同的政治、相同的经济水准以及资源。改良中国生活方式，根除无效率、涣散的习性，就能建立有效率的生活方式。我不敢肯定的说，目前所行的拓殖是有害而无利的。欧洲人在殖民到各洲时做了很多事，有些他们有意作好，有些他们有意作坏。那些日以继夜终年高喊打倒帝国主义，而不能提高自己生活水准的人，我认为他们时自戕、是懦弱。易言之，帝国主义或拓殖主义下的牺牲者，他们可以改善他们自己的处境，至少，可以用平等或互惠的关系来代替一方统治另一方的关系。当我离美返国时，我仔细回想沙费尔德教授的授课内容。当时，中国反帝国主义和不平等条约甚嚣尘上，但我一直不能像其他的国人那样仇恨帝国主义。”[②]再则，蒋廷黻还受到他的博导海斯（Carlton J. H. Hayes）教授的影响，海斯教授超前地指出国家与社会立法的重要性。

因此蒋廷黻的博士论文《劳工与帝国》也就在这两位老师的影响下讨论英国工党的国内外政策。他认为，帝国和英国其他食物一样，有其传统性，该传统是持续不断的，很多人都对它有过贡献。英国对所有参与建立大英帝国的人，包括我们中国人在内，都用不着抱歉，因为帝国主义的种种是混杂的，但总说起来，都是有价值、仁慈的。[③]

二、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

（一）学术史背景、问题意识与史料来源

在美研究时，就对中国外交感兴趣。当时关于中国外交的标准书籍是莫斯的《中国国际关系》，以英、美两方资料为主，因此极具片面性。

学术史背景：在《中国近代史》出版前，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和《中国的政府和贸易》被认为是最权威的中国对外关系的作品，并为很多西方大学用来作为讲授有关中国课程的标准教材。这本书的优点在于，马士熟悉中国的各种制度，以及对英法文件包括未出版的资料的充分利用。但其缺点也很明显，即马士不熟练汉语，他的著作没有使用中文文献。他完全依赖西方资料，使他难以研究在与西方打交道时刺激和束缚中国统治精英的制度和心理因素之复杂性，在解释中国与西方列强冲突的根源时，他倾向于强调中国统治者的无知和愚昧以及中国传统体制的不合理，并将二者间不平等条约看成是不可避免之灾祸。

问题意识：蒋廷黻对中国外交关系产生兴趣，正源于在哥伦比亚大学求学期间拜读了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意识到马士著述的不足，回国后即开始搜集中文史料。在《中国近代史》一书的篇首就提出了中国近代史的问题，而这也是这本书试图叙述的问题。“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的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④]他认为，中国近代史未来要解决的问题：一是实现近代化，相呼应的是科学与机械用于生产；二是建立民族国家，只有形成民族意识与民族主义，才能建成近代国家。因此，科学、机器和民族主义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关键因素。

史料来源：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能够写成，主要依靠了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的开放与海外档案。最开始，蒋接触到了原标题为《筹办夷务始末》，实为《中国外交文献史》的史料，包括满清皇帝所发的每项命令，大臣们所有的奏折以及各地大臣向皇帝奏请有关中国外交事务的资料。1927年10月，故宫博物院开放大高殿，展览军机处档案，蒋廷黻从中抄录了2000件以上的文件，并据此编辑出版《筹办夷务实录补编》。另外，蒋廷黻回国后，即着手编辑中国近代外交史料，作为他研究中国近代外交史的准备。1931年和1934年商务印书馆分别出版了由他编辑的《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中两卷。这成了蒋廷黻后来写《中国近代史》的基础。最后，1934-1935年间，蒋廷黻赴欧搜集未出版的史料，并将英国外交部1835-1885年间有关中国而前此未发表的文件择要携归，打算根据所得史料编写一部近代中国外交史稿。

（二）“现代化话语”的学术渊源

正如梁启超总结的一般，自晚清以来，我们先后经历了“器物—制度—文化”的全盘西化的过程，但是即便是文化层面的“全盘欧化/西化”，学人们也感受到一战后欧洲自由主义文明的破产。知识界也对“全盘欧化/西化”提出质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比西方文明差，譬如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至1935年的“中国文化本位”讨论时，学界普遍接受“现代文化”作为世界性文化，不再承认东西文化的差别。这标志着此前的中西二元对立向古今二元对比的转变，而在1930s中国知识分子在其著述中逐渐放弃了“西化/欧化”，而采用“近代化/现代化”的新术语。在1930s的著述中，蒋廷黻比其他学者更频繁地使用“现代化”一词。现代化是蒋廷黻及其著作的基本视角，这与他在哥大形成的对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态度有关，他关注的不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以及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感，而是站在了较为冷静地局外人视角关切中国的现代化发展。

（三）《中国近代史》的论证方式

在蒋氏的既定标准下，与中国近代化和建立民族国家相关的具体历史事件，则依“进步史观”而被纳入宏大历史叙述当中。他考察了近代史上次第实施的四个“救国救民族”的方案，阐述了中国实现现代化与民族国家的步骤，论证了孙中山救国方案的合理性。

第一，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应付大变局的救国救民族的方案，但它是一个不彻底的方案，也是不彻底的实行。近代化的国防，不但需要近代化的交通、教育、经济，并且需要近代化的政治、国民，半新半旧是不中用的。换句话说，中国到了近代要图生存非全盘接受西洋文化不可。自强运动的领袖们虽然在接受欧洲文化方面，路线没错，而且向前走了好几步，但不彻底，因此他们仍然不能救国救民族。

第二，康有为领导的变法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二个救国救民族的方案，因为它的主旨是要“变更政治制度，其最后目的是要改君主立宪，以期民族精神及维新事业得以在立宪政体下充分发挥和推进”，因此“比自强运动更加西洋化、近代化。”但蒋总结道，由于改革者的软弱，中央和地方保守派势力的反对，这次改革也因此失败。

第三，拳匪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三个救国救民族的方案，不过这个方案是“反对西洋化、近代化的”。他认为，中华民族图生存的时候，义和团运动是开历史倒车。

最后，蒋廷黻给出了最后的救国救民族的方案，即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革命方略（军政、训政和宪政）。他认为这才是中华民族唯一复兴的路径。

（四）治史方法

蒋廷黻反对“治史书而非史学”的传统方法，采用“重综合、重分析、重整体把握”的新史学方法，并将其引入当时尚属荒漠的近代史领域。

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指出了什么是传统史学方法：史也者。记述人间过去之事实者也。虽然。自世界学术日进。故近世史家之本分。与前者史家有异。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以此论之。虽谓中国前者未尝有史。殆非为过。[⑤]在《新史学》中又指出了传统史学的“四弊二病”：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⑥]

在欧美，蒋廷黻留学期间自然也深深受到了19世纪根深蒂固的兰克史学与实证主义的影响。他严格按照先编史料再写论著的模式撰写中国近代史。他认为，“历史学自有其纪律，这纪律的初步就是注重历史的资料。资料分两种，一种是原料（Primary source）；一种是次料（Second source）”。“原料是在事的人关于所在的事所写的文书或纪律；次料事事外的人的撰著，原料不尽可信，次料非尽不可信。比较说，原料可信的程度在次料之上，所以研究历史者必须从原料下手”。就材料的范围而言，他认为应该打通中西，不能把眼光只局限在中国。“甲午以前，我们当特别注重中国方面的资料，因为中日战争以前，外国方面的史料已经有过相当的研究，又因为彼时中国的外交尚保存相当的自主，我们若切实在中国方面的资料上用一番功夫，定能对学术有所贡献。甲午以后，中国外交完全丧失了自主权，北京的态度如何往往不关紧要，关紧要的是圣彼得堡、柏林、巴黎、华盛顿及东京间如何妥协或如何牵制，加之近数年来西洋各国政府及政界要人对于欧战前二十余年之外交，多有新材料的贡献，内中有关中国而未经学者研究的颇不少，这种工作正待余人的努力。”^[⑦]这也正是他专门前往西欧国家寻找史料的出发点。他所主张的研究历史应从原始材料入手，要建立一种“多元档案”、“多元语言”的中国近代史写作标准，仍然不失为史学研究的正当途径。

另一方面，出于对兰克史学过分突出“国家”而忽视社会经济史的政治倾向的反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欧美史学界开始运用一些社会科学的方法从事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譬如在美国以鲁滨逊的“新史学”为代表，而法国也出现了年鉴学派等。蒋廷黻受此影响，结合在美留学期间，对不同学科知识的掌握，在《中国近代史》一书中采用“综合史观”，多层面、多角度地分析历史事件与人物。

最后则是蒋廷黻对于历史书写模式的一个突破。对中国近代史提出的问题是中国能否近代化，能否建立民族国家，即现代化与民族国家的实现是蒋廷黻设定的近代史结局。而《中国近代史》一书的主叙事中，蒋廷黻指出近代史上的四种救国救民族的方案，均是按此标准服务的，前三种的失败，是为了引出第四种孙中山的救国方案。从史学论述来谈，他把握了具体事件与整体叙事的逻辑关系。

三、历史地同情与历史地批判

作为一个在美国留学十余年的、接受了西方学术思维的学者，蒋廷黻的视野与看问题的视角要比大多数没有足够知识储备的学生、工人、农民等普通人要更宽阔、更理性、更冷静。这一点毋庸置疑。相较于在中国本土真正遭受不公正待遇的普通百姓而言，蒋廷黻看到的是帝国主义给中国带去的现代性，而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是阻碍中国化发展的。即便是当下中国，国耻与民族历史叙述始终是国人心中挥之不去的记忆。就个人而言，笔者往往也会以一个自以为客观的视角，对民族情绪下的群体无意识或民粹主义表示警惕，甚至不屑。我自认为可以以一个更合理、更客观的官方的途径去解决。这种现实困境使我不得不对蒋廷黻抱以一种“历史地同情”。

然而，这是一种精英主义的视角。就从蒋著中也可以发现，他所择选的洋务运动、维新运动与辛亥革命，凡是推动近代化的历史事件的领导者，都是时代精英，而不是普通民众。在近代中国，民众的识字率很低，文盲很多。而对义和团运动这一由普通民众发动的运动，他从完全“反近代化”的角度予以贬低与否定。从史学著作与历史叙事的角度来看，蒋廷黻虽有着建构符合自身政治观点与历史叙述的考量，但他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和阶级斗争理论，完全忽略了社会结构、阶级问题与普通民众在历史中的作用，这一忽略造成了历史撰述的遗憾。以“后见之明”的历史发展轨迹来看，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施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给中国普通民众首先带去的是生计、温饱等现实冲击（当然并不仅限于外部因素），无数的老百姓接触不到买办、官僚、民族资本家等职业，他们多是自耕农、底层工人，在现代化与城市化的进程中是历史的失语者；其次，稍有些知识的、知道国家主权意义的民众，出于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的情感，也开始反抗帝国主义。这些普通民众的激烈反抗使帝国主义产生了畏惧，如义和团运动、五四运动、五卅运动等，这些运动确实在实践上对民族国家的利益产生了影响；再则，中国共产党则从1920世纪开始，决定“到民众中去”，宣传、鼓动社会基层的普通民众，建构“全民族统一战线”，积攒了大量的群众基础与群众力量；即便是国共内战，也正如陈毅所言，胜利是由老百姓的小推车推出来的。

事实也证明只有精英无法救中国；精英作为领导人物，只有降低姿态，开化民众、发动民众，才有可能改变历史。

[①] 陈之迈：《蒋廷黻的志事与平生》（一），《传记文学》第8卷，第3号，1966年3月。

[②] 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9月，第91-82页。

[③] 同上，第83页。

[④]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总论，武汉，武汉出版社，2012年6月，第2-3页。

[⑤]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年3月，第138页。

[⑥] 梁启超：《新史学》，《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年3月，第151-153页。

[⑦] 蒋廷黻：《近代中国外交史料辑要》上卷，自序，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