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声为谁而鸣：美国的种族不平等与控枪困局

5月28日，一个又一个共和党人物在休斯顿（Houston）的乔治·布朗会议中心（George R. Brown Convention Center）闪亮登场。最后出场的是美国前总统川普，他说，「我们世界上存在的邪恶不是解除守法公民武装的理由，相反，这是我们必须给守法公民武装的最佳理由」。全场欢呼。

这是美国全国步枪协会（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的年会。就在会议举行前的两周时间内，美国连发三次大规模枪击事件。最近的一次发生在距离休斯顿仅有200多英里的尤瓦尔迪市（Uvalde）。这次枪击案造成19名学生和2名教师身亡。

根据美国「枪击暴力档案」（Gun Violence Archive）的统计，仅2022年，美国共发生229起大规模枪击案，共有7926人死于枪支暴力中。枪击案如梦魇般纠缠着美国社会的每一个人。

枪支上的美国

1789年，美国的国会议员们提出宪法第二修正案时，大概未曾设想枪支暴力会如今天一样泛滥。实际上，这句由27个单词组成的句子自诞生以来就有不同的理解。第二修正案的全文为「A well regulated Militia, being necessary to the security of a free State the right of the people to keep and bear Arms shall not be infringed.」（一支受规范的民兵，乃确保自由国家之安全所必需，人民持有及携带武器之权利，不可侵犯）

由于宪法最初是手抄本，各州的州议会所批准的版本略有不同。有些州在句子中添加了一个逗号，有些州添加了两个逗号，而有些州没有添加逗号。这就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将持枪权限定在「民兵」当中，另一种则认为所有人都有权持枪。

不过，这些争论在当时并不是美国政治的中心议题。正所谓上帝、枪和勇气创造了美国，随着接着发生的内战与西部大扩张，一种枪支文化在美国扎根。实际上，直到1934年《联邦枪支法》颁布前的143年间，宪法第二修正案都是美国全国唯一的与枪支有关的条款。

无论是否赞同这种文化，枪支都是当代美国社会不可分离的一部分。根据美国烟酒枪炮及爆炸物管理局（Bureau of Alcohol, Tobacco, Firearms and Explosives）的数据，仅2016年-2020年期间，美国的枪支制造商就生产了2460万支手枪、1430万支步枪和790万支其他枪支。2017年，皮尤研究中心指出，每十个美国人中就有三个人持有不止一支枪，大约十分之一的美国人拥有至少五支枪。

但数量庞大的枪支也带来了大规模的枪支暴力问题，这一问题随着美国社会的转型与社会形态的变化而越发严重。2019年，刊登在《预防医学》（Preventive medicine）杂志上的一篇研究指出，2015年美国的枪支造成的凶杀案数量是其他国家的24.9倍。而「枪支暴力档案」指出，自2014年以来共有34500名儿童在枪击事件中丧生，其中6500人不满12岁。

随着枪支暴力问题日益严峻，控枪最终成为美国政治的中心议题。不过，控枪议程多年来没有进展。2012年12月，发生在康涅狄格州（Connecticut）的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Sandy Hook Elementary School shooting）造成20儿童丧生。即使奥巴马借势强压国会通过控枪法案，最后的结果仍然是惨败。甚至当时由民主党主导的参议院都未能通过法案。一个教室的一年级学生的死亡也无法改变什么。甚至越来越多州反而放松了枪支管制。2021 年，19 个州共通过了 64 项法律放宽枪支管制。

持枪白人的美国

人们常常忘了，「枪支管制」最开始并不如人们所想的那样是个进步议题。在内战前，南方各州就一直禁止黑奴携带武器。内战结束之后，南方各州又迅速通过了各种法案限制已变为自由民的黑人拥有枪支。骑着马的白人用武力恐吓黑人交出他们手里的枪。其中臭名昭著的参与者就是三K党。

1967年5月2日，当一群黑豹党人（Black Panther Party，由非裔美国人组成的黑人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政党，其宗旨主要为促进美国黑人的民权）带着武器站在加利福尼亚州议会门前的台阶上，发表了一份「现在是黑人武装自己对抗恐怖的时候」的声明后。当天晚上，时任加州州长的罗纳德·里根（Ronald Wilson Reagan）就签署了《穆尔福德法案》（the Mulford Act），该法案禁止公开携带上膛的武器。

1967的底特律骚乱（1967 Detroit riot）放大了美国社会对持枪黑人的恐惧。马丁路德金与罗伯特·肯尼迪的遇刺则给枪支管制提供了一个无可争辩的理由。1968年，国会通过了《1968综合犯罪控制和安全街道法案》（the Omnibus Crime Control and Safe Streets Act of 1968）和《1968枪支管制法》（the Gun Control Act of 1968）。其中最具争议的条款就是限制进口一种小型、廉价、被称为「周六特价」（Saturday Night Specials）的劣质手枪进口。由于这种枪支主要在少数族裔社群受到欢迎，当时的评论家直截了当地说，「该法案是为了控制黑人而通过的」。·

一个如今看起来有些荒谬的故事是，这两项法案都受到了几十年来反对枪支管制的美国步枪协会的支持。当然，彼时的步枪协会和如今的步枪协会并不相同。当时的步枪协会还是一个温和的射击运动员组织，其领导人甚至致力于在全国范围内推动枪支管制法案。直到1977年，风云变色。

随着购买枪支用来打猎的人越来越少，步枪协会的领导层开始希望将步枪协会塑造为一个更单纯的运动员俱乐部。这引发了当时在步枪协会智库立法行动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Legislative Action）工作的哈伦·卡特（Harlon Carter）的不满。1977年，他和他的盟友在步枪协会的年度大会上发动突袭，并成功当选为步枪协会的执行副总裁，并在其后当选为总裁。在其任内，卡特成功将步枪协会改造为了一个捍卫持枪权的政治游说组织。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持续参加美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湿背行动」（Operation Wetback，在这一行动中许多合法进入美国的墨西哥移民被白人自愿组成的巡逻队以武力逮捕并赶出美国）外，卡特最为人熟知的还有他年轻时犯下的一宗罪行。1931年，听他的母亲描述有拉丁裔青年在他家附近游荡后，17岁的卡特用猎枪打死了15岁的拉丁裔青年拉蒙·卡西亚诺（Ramón Casiano）。在法庭上，卡特一直坚称他是「自卫」。

步枪协会的许多董事会成员的发言都与之类似。1999年，步枪协会董事杰夫·库珀（Jeff Coope）分享了一个故事。他的朋友仅仅因为四名黑人在万圣节带着滑雪面具而朝他们开枪。他的朋友说，「也许那天晚上他们没有做任何犯罪行为，或者他们做了，我永远都不会知道」。2005年，另一名董事泰德·纽金特（Ted Nugent）在年度大会上高喊，「开枪！我想要劫车者死，我想要强奸犯死」。

但是，正如美国有色人种权益协进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所批评的那样，当合法的黑人持枪者仅仅因为携带了枪支就被警察击毙时，步枪协会奇怪地保持了沉默。另一个数字或许说明了原因。

枪击案受害者的55%都是黑人，这与他们占美国人口的比例完全失衡。这是卡特和纽金特所说的「自卫」和「开枪」背后的真实意义。2017年，哈佛大学的卡罗琳·莱特（Caroline Light）在她的著作《坚守阵地：美国与致命自卫的罗曼史》（Stand Your Ground: A History of America’s Love Affair with Lethal Self-Defense）中提出，在美国的历史上，「自卫权」从来都不是平等的。相反，这个权利只属于白人男性。卡罗琳·莱特写道，「『自卫』一词涵盖了一系列保护白人男性作为财产所有者、性仲裁者和施暴者特权的历史。」

从这个意义上讲，卡特的确是在「自卫」。相比起持枪权拥护者口中所说的「保卫公民不受暴政的侵害」，保卫白人（特权般的）日常生活或许才是持枪权如此重要的真正原因。持枪权从过去到现在都「仅仅」属于白人，他们与其他的议题共同构成了右翼白人至上主义者的身份认同。

僵尸般的华盛顿

不过别误会，步枪协会不是美国控枪议题最大的阻碍，至少现在不再是了。十年前，当康涅狄格州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发生后，共和党政客们尴尬地沉默了一周，只为了等待步枪协会的声明。而今天，步枪协会还没发表声明时，共和党政客就一个接一个拒绝了任何形式的枪支管制措施。

步枪协会过去四年中一直被法律诉讼和内讧所纠缠，甚至一度濒临破产。但在过去数十年的努力中，步枪协会已经将持枪权塑造为共和党选民的核心身份认同和焦点。无论步枪协会是否存在，它都已经成功了。

根据媒体追踪公司「广告影响力」（Ad Impact）的统计，提及枪支、第二修正案和「自卫」的竞选广告占今年共和党广告的7.2%，而四年前这一比例仅为为3.6%。许多共和党政客故意被拍到持枪外出的照片，以显示他们支持持枪权。全国枪支权利协会（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Gun Rights）等更不会妥协的激进持枪权组织比步枪协会更强有力地阻挡任何控枪措施。

这与美国近年来的所有政治困局相一致。更激进的右翼不断排挤着温和保守派的空间，主流的温和保守派则积极向极端右翼靠拢。不可否认，跨党派公众对一些控枪措施保持着高度的支持，超过80%的民主党和共和党支持者都支持向特定人群销售枪支、在售枪前进行背景调查和禁止在无许可情况下携带隐藏枪支。

但是，10%的反对者就足以影响共和党初选，并把更坚定地阻止控枪的人推举为候选人。科尔·维斯特（Cole Wist）的例子就是最好的证明。这位常年被步枪协会评为A级（按照步枪协会的标准，A级意味着他是坚定支持枪支的候选人，在第二修正案问题上具有明显的支持记录）的共和党众议员，仅仅因为支持了一项控枪法案就在初选中丢掉了自己的议席。

5月30日，当拜登夫妇前往尤瓦尔迪悼念逝去的学生和老师的时候，有人朝他高喊「做些什么」。他说，「我会的」。和他在国会的民主党同事一样，他的悲痛和愤怒是真实的。但他大概做不了什么。

美国舆论已经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倦怠感，没人知道怎么办。拜登拿到了美国历史上最多的普选票，民主党控制着众议院，也勉强控制着参议院。但投票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民主党在其他问题的推动上早已举步维艰，更遑论共和党更不可能妥协的控枪问题。曾被认为是公民守卫者的最高法院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事实上，保守派大法官占多数的最高法院即将做出的一份裁定可能让推动枪支管制法案变得更加困难。

一篇2015年发表的文章重新成为互联网热门。这篇名为「枪支管制运动需要反堕胎支持者那样的狂热分子」（The Gun Control Movement Needs Its Own Pro-Life Fanatics）的文章说，「我们必须在共和党立法者、枪支商店老板和枪支制造商的面前挥舞那些孩子死去现场的照片」。如果反堕胎分子可以在堕胎诊所外大喊大叫来阻止堕胎，那枪支管制的支持者没有理由做不到。

这或许是目前人们唯一可以做的。正如哥伦比亚新闻学院院长杰拉尼·科布（Jelani Cobb）所说，枪支管制的失败不仅是因为那些原教旨主义者和政客，也同样因为每一个尚未找到决心、勇气和创造力来阻止它的人。

（责任编辑：新不莱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