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与它（Das Ich und das Es）第三章

自我与超我（自我理想）

如果自我只是受知觉系统的影响而发生改变那一部分“它”,是真实的外在世界在心灵中的代表，那么我们要处理的事态就很简单了。遗憾的是，还有别的更复杂的因素掺杂其中。

 我们认为在自我中也存在着分化，并倾向把其中一个层级称为“自我理想”或“超我”[1]，这么做的动机，我已经在别处提及过了，现在看来依然还是正确的[2]。超我和意识之间的关系不像其他部分和意识的关系那样密切，这才是需要我们解释的新内容。

 关于这点，我们必须把当前的话题扩大一些。我们已经通过假设，成功的解读了抑郁症患者的痛苦来源：这是因为丧失的对象又在自我中被重建了，也就是说，对象选择被一种认同作用所替代。[3]但当时我们还未能认识到这一过程的全部意义，也不知道这种现象是多么的普遍和典型。后来，我们才理解这样的替代在自我形成中发挥了多么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所谓的自我性格的形成上扮演了关键作用。[4]

[1] 弗洛伊德的原文是“自我之上的”

[2]只不过，我曾认为现实检验是超我的功能，这个错误亟需更正。把现实的检验视作自我的任务，才更符合自我和知觉世界的关系。早先，我对“自我的核心”说辞模糊，在这里也有必要一并纠正：只有知觉—意识系统才是自我的核心。

[3]参见《哀伤与抑郁》(1917e)SE14 p249

[4]参见《性格与肛欲》(1908b)SE9 p175

在个体原始的口欲期，对象选择和认同作用无疑是很难区分彼此的[5]，我们只能猜测，对象选择是后来才从“它”中产生的，“性”的欲望最初是以需要[6]的形式被察觉的。起初还很弱小的自我意识到了这种对象投注，但只能默许这一切发生，或借助压抑作用来反抗.[7]

　当一个人不得不放弃一个性对象时，他的自我中常常会发生一种变化，这种变化只能被描述为对象在自我内部的复归，就像抑郁症所表现的那样。这一替换过程的确切情况，我们尚不得而知。或许通过这种内摄作用（introjection），即退行至口欲期的机制，可以使自我更容易放弃对象，或至少使这一过程成为可能。或许这种认同[4]作用本身就是使“它”能够放弃对象的唯一前提。总之，此一过程在早期发展阶段是极为普遍的，这促使我们相信：所谓的自我性格是被抛弃对象选择的一种积淀，包含着过往对象选择的历史。当然我们从一开始就承认，每个人身上有不同的抵抗能力，所以个体的性格会对源于其性对象选择史的影响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抵制或接纳。在那些罗曼史特别丰富的女子身上，很容易发现这种对象选择退化为性格特征的痕迹。自然，我们也必须同时考虑对象选择和认同作用同时发生的情景—也就是说，在对象被放弃之前，自我性格已经发生了转变。在这种情况下，性格变化或将与“对象关系”（object—relation）共同存活下来，并在某种意义上包容了后者。

[5] 参见《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 1921c SE18 P105

[2]编者注 在1920年以前的欲力二元论中，“欲望“对应的是性欲力，“需要”对应的是自我保存欲力。弗洛伊德在《自恋导论》中假设，性欲力最初依附于自我保存欲力，并随着对象的发现与自我保存欲力分道扬镳。

[6]   在原始人的信仰和由此发展出来的禁忌中，也有认同作用代替对象选择的类似情况，原始人认为，如果人吞食了某个动物，就会在自己身体体现出后者的特征。众所周知，这一信仰导致了同类相食(食人的)现象出现，也导致了图腾餐和圣餐礼的出现，口欲时期占有对象的欲望所带来的后果，直接影响了后来的性对象选择

[7]编者注：弗洛伊德在此使用的术语有些暧昧，他把内摄和认同当做同义词来使用。 

换一种视角的话，或许可以认为这种从性对象选择向自我的转变提供了一条途径，能让自我获得对“它”的控制，同时加深两者之间的联系—虽然这意味着自我要在很大程度上遵从”它”的经验。一旦自我获取了某一对象的特征，就会立刻把自己作为对象强加给“它”，并用这套说辞来补偿后者的损失“瞧，我有多像那个对象，你也可以爱我”。

这种从对象—力比多（object-libido）向自恋力比多的转变，显然意味着对性目标的放弃，即去性欲化[9]（non—desexualized）的过程，所以，它可谓是一种升华作用（sublimation）。值得认真探讨的问题是，这是否就是通向升华的最普遍的途径；是否所有的升华作用都是通过自我这一媒介发生，由后者将带有性色彩的对象力比多转换为自恋力比多，再促使它转向另一个目的[10]。至于这种转换是否也促成了其他欲力的变化，如导致已融合在一起的多种欲力解离。

　虽然这有些偏离主题，但是我们暂时不可避免地要把注意力集中在自我的多种对象认同上。假如这些为数众多又过于强大的认同作用占了上风，为且互不相容，就会产生病理性的后果。这可能导致自我出现分裂，迥异的自我认同作用相互阻挠对方。所谓的多重人格（multiple personality），即各种认同作用轮流占据意识的情况，或许就是这样出现的。即便情况没有那么糟糕，各种认同作用之间的冲突也会导致自我变得四分五裂，虽然这些冲突并不见得完全是病理性的。

但是，不论个体性格中对被放弃对象选择的影响有何种抵抗能力，童年早期所形成的第一次认同的影响也将是普遍且持久的。这就把我们领回自我理想的起源，在它背后是个体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认同作用，那就是以父亲自居[11]，这在个体历史之前就已经发生了。这显然不是原初对象选择的结果，而是一种直接的、即刻的认同作用，比任何对象选择都早[12]。但属于第一个性发展阶段的，同时事关父母的那种对象选择，似乎会通过正常的发展途径转变为认同作用，从而加强原始认同的力量。

[9]简称是去性化

[10]在把自我和它分开并引入自恋概念后，我们必须将自我视为力比多的大本营。因此，由于认同作用而被引入自我的力比多，可以说是“次级的”或”继发性的”力比多

[11]或者说，是以父母自居，这里只谈论简化的情况

[12]参见《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1921c SE18 P105

然而，这个过程是如此复杂，有必要更细致地探究它。造成这一复杂局面的因素有两种：一是俄狄浦斯情结的三角特征，二是个体体质的双性特征。

 让我们以男孩为例在此做一番简化的描述：从很早的时候起，他就对母亲有一种对象—投注，这些都源自与母亲乳房的关系，也是攸关对象选择之原型的最早的范例[13]。男孩以认同父亲的方式来和与他相处。这两种关系曾一度和平共处，直到男孩对母亲的性愿望逐渐增强，并开始意识到父亲是实现这一愿望的阻碍，于是俄狄浦斯情结就这样形成了[14]。男孩对父亲的认同就开始带有了敌对色彩，最终变成驱逐（除掉）父亲，以代替他在母亲身边位置的愿望。从此，男孩和父亲之间的关系就变得矛盾重重了。在认同作用中，这种内部的矛盾冲突似乎一开始就上演了。对男孩来说，那种指向父亲的矛盾态度和对母亲的纯粹柔情构成了简化的正向俄狄浦斯情结。

　在俄狄浦斯情结消解的过程中，男孩必须放弃母亲这个性对象（注:也可译为“对母亲的对象—投注”），取而代之的是两种可能的变化：一是对母亲产生认同，二是强化对父亲的认同。我们习惯认为后一种结果更为正常，它允许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对母亲的柔情关系。随着俄狄浦斯情结的消解，男孩性格中的男子气概会得到加强。与此相类似的是，女孩俄狄浦斯情结的最终结果，可能是强化对母亲的认同（或许这种认同是因此才第一次被建立起来），从而让她的女性性格得到巩固。

 鉴于这些认同作用并没有把被放弃的对象引入自我中，所以并不符合我们的期待。但是这种情况也经常出现，并且在女孩身上更容易观察到。分析常常表明，女孩在放弃好父亲这一爱恋对象后，反倒将她性格中的男子气突出出来，这是对父亲这一丧失对象的认同，而不是对母亲认同。这明显取决于她性格中男子气的强度（注：另一种翻译是：她体质中男子气的强度）—至于它的构成则无关紧要。

[13]参见《自恋导论》(1914c)SE14 P87

[14]参见《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 1921c SE18

由此看来，两性中，不同性别倾向的相对强度决定了俄狄浦斯情结的结果：究竟是认同父亲，还是认同母亲。这是双性体质影响俄狄浦斯情结发展走向的一种方式。另一种方式则更为重要，因为我们发现，简化的俄狄浦斯情结绝不是最普遍的形式，它只是单一的和模式化的产物，虽然这种简化处理也能经常得到实践的支撑。更深入的研究向我们揭示了全面的俄狄浦斯情结，根据儿童的原始双性体质特征，它可以被分为正向的和反向的俄狄浦斯情结。也就是说，男孩除了对父亲有一种矛盾的态度，对母亲有一种柔情的爱恋选择外，他同时也会像女孩那样，对父亲表现出柔情的女性态度，并相应的对母亲表现出敌意和嫉妒。正是由于双性体质引入的复杂因素，给我们解释清楚原始对象选择和认同作用之间的关系造成了很大的阻碍，也增加了将这些过程描述得通俗易懂的难度。我们甚至可以将对父母所表现的矛盾心理完全归为双性体质的影响，而不是像我刚才说的，是源自认同而发展出来的竞争导致的结果。[15]

　在我看来，特别是在涉及到神经症时，假定存在着普遍的、完整的俄狄浦斯情结通常是可取的。分析表明，在许多案例中，构成俄狄浦斯情结的某一方可能消失的无影无踪，这样我们就形成了一个序列的认识：一端是正常的、正向的俄狄浦斯情结，另一端是迥异的、反向的俄狄浦斯情结，在中间还有许多正反俄狄浦斯情结以不同比例组合出现的情况。随着俄狄浦斯情结的消解，它所包含的这四种倾向将以组合的形式聚集起来，分别产生对父亲和母亲的认同。对父亲的认同将保留着正向情结中与母亲的关系，同时取代了反向情结中与父亲的关系。同理，对母亲的认同也会有相应的表现，尽管在细节上有所修正。两种认同作用在个体上因人而异的强度差异，也反映出他双性体质中的某一倾向的优势。

[15] 参见《性学三论》及《精神分析的起源》,弗洛伊德在其中与弗里斯的通信中写道：“双性并存!,我敢肯定对此你是正确的，现在我已经习惯把每种性活动都视为四个人之间发生的事件”

 因此，受俄狄浦斯情结所掌控的性器期发展最广泛又普遍的结果，是在自我中形成了一种积淀，这是由两类迥异的认同作用以一定方式相互结合构成的。自我的这种变化保留了它的特殊地位，以一种自我理想或超我的形式与自我的其他内容形成对照。

但超我不仅是“它”第一次对象选择所遗留下来的积淀，同时也代表着对那种选择的反向形成。超我与自我的关系不只限于这条规则“你应该（跟你父亲一样）这么做，还包含了这条戒律“你绝不可（跟你父亲一样）这么做，换句话说，你无权照做父亲所做的一切，有许多事情是他的特权”。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双重要求，是因为自我理想承担着对俄狄浦斯情结施加压抑的重任，正是由于后者引发的革命性变化导致了自我理想的诞生，虽然这种压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父母，特别是父亲常被当做是实现俄狄浦斯愿望的障碍，于是幼小的自我便通过在自身之内构建一个同样障碍的方式来帮助自己实现压抑的目的。可以说，这是通过向父亲借来力量才实现的。这一行为也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后果。超我保留了父亲的性格特征，俄狄浦斯情结越是强烈，就越容易快速的屈服于压抑（在权威、宗教。学校教育和阅读书本的影响下）。超我将以道德良心或以一种潜意识的罪疚感的面目出现，对自我进行愈来愈严苛的控制。至于这种带有强迫特征、表现为绝对命令的支配力量究竟从何而来，稍后我将提出一种假设。

  让我们再审视一下先前描述过的超我的根源，就会发现，它是由两个极为重要的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一个是生物性的，另一个则是历史原因:人类个体漫长的童年期的无助、依赖和俄狄浦斯情结存在的事实。而这一情结受到压抑则可以追溯到力比多发展在潜伏期的暂时中断，并且与人类性生活的双重起源有关，目前看来，后者是人类特有的表现。根据某个精神分析的假设，近来被提及的那个为人类独有的现象，是冰河时期必然导致的文化发展之遗产。这样一来，超我从自我中分化出来就不是一个巧合的问题，它代表了个体和种系发展中最重要的特征。由于它永远反映着父母的影响，因此，这些永久存在的因素就成为了超我的根源。

人们一再指责精神分析无视人性中高尚的、道德的、超越个体的那些面向。无论是从历史的还是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这些指责都是有失偏颇的。因为从一开始，我们就把促使压抑的动力归为自我中的道德和审美倾向，其次，这些人没有意识到，精神分析的研究不像哲学体系那样具备完善的现成理论架构，它必须借助对正常和异常现象抽丝剥笋般的分析解剖，才能为理解复杂的精神现象逐步找到出路。只要我们研究的还是精神生活中被压抑的那个部分，就无需对存在着更高阶的精神实体感到不安和担忧。但是，既然我们已经在分析自我的成分了，对那些因道德感而震惊、抱怨“人性中一定还有更高级的东西”的人，我们完全可以回答说：“当然没错，这种更高级的事物就存在于自我理想或超我中。它代表了我们和父母的关系，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已经知道、羡慕并畏惧这些更高级的东西了。后来我们又把这些成分吸纳到自己身上了。”

  所以，自我理想是俄狄浦斯情结的继承者，因此也是“它”中最强有力的冲动和最重要的力比多变化的表现。通过建立这个自我理想，自我得以掌控俄狄浦斯情结，同时也让自己屈从于“它”的支配。自我从本质上是外在世界的代表，是现实的代表。而超我则恰恰相反，是内在世界的代表、是“它”的代表，于是我们即将发现，自我和自我理想的冲突，最终反映的是“现实的”和”心理的”、“外在世界”和”内在世界”的冲突。

生物学的发展和人类种系变迁所遗留在“它”中的一切痕迹，都随着理想形成被自我接纳过来，并在每一个体身上又被重新体验一遍。自我理想所形成的方式表明，这与每一个体在种系发生的天赋，即个体的远古遗产有着最为深入的联系。伴随着自我理想出现的是，个体生活中曾是最隐秘的东西，成了我们的价值体系中代表人类心灵中最高阶的东西。但用类似于确定自我位置的方式，去确定自我理想的位置，或是试图将自我理想代入我们先前所勾画的那种自我和”它”关系的那种类比，都只会是白费力气。

　显而易见，自我理想满足了人们所期待的一切高级的属性。它替代了人们“像父亲一样”的渴望，因此自我理想中孕育了一切宗教诞生发展的萌芽。由于判断自我不符合理想的要求，从而产生了谦卑的宗教感受，这也是那些虔诚的教徒们所渴望和仰仗的东西。随着儿童的长大，父亲的角色就由教师或其他权威继续扮演下去；他们的教诲和戒律，都被吸收到自我理想中了，并以良知的形式负责行使道德的审查。道德良心要求和自我实际表现之间的紧张，成了人们体验到的罪疚感觉。而那些具有相似自我理想的人群彼此相互认同，因此构成了社会情感的基础。

宗教、道德和社会感——人类主要的高级情操[16]，其实原本都是一个东西。根据我在《图腾与禁忌》中提出的假设，它们都源于父亲情结在种系发生的演化。宗教、道德都是克服自身俄狄浦斯情结的结果；社会感是年轻一辈社会成员避免彼此竞争的必然结果。男性似乎在发展这些道德产物时更具领先地位，他们又通过交叉遗传的方式将这些传递给女性。哪怕在今天，社会情感这一上层建筑也是建立在个体对其兄弟姐妹的嫉妒和竞争冲动的基础之上。由于敌意得不到满足，个体便发展出一种与从前竞争对手的认同。对同性恋研究的案例进一步证实了我们的猜测：这种认同是对充满柔情的对象选择之替代，后者又取代了攻击和仇视的态度。

[16] 在此先把科学和艺术放在一边

提到种系发生，又产生了新的问题。我们对解决这个问题感到沮丧，想要回避，但这容不得我们犹豫，因为我们必须要勇于尝试—即使付出全部努力也有可能偏离。问题在于，究竟是原始人的自我还是“它”，在发展早期从父亲情结中获得了宗教和道德？假如是自我的话，我们为什么不直接说这是自我继承的呢？假如是“它”的话，又是如何与“它”的特征保持一致的呢？再或者，我们无法在那么早的阶段区分自我、“它”和超我？抑或我们应该老老实实的承认，关于自我这些过程的概念对理解种系发生没有任何助益，也不适用于后者？

　我们还是先从最容易回答的问题说起吧。自我和“它’的分化不仅适用于原始人类，甚至适用于更为简单的有机生命，因为它们也必然受到外在世界的影响。而超我则起源于促成图腾崇拜的经验。至于从这些经验中获得宗教和道德感的究竟是自我还是“它”，其实算不上什么问题。稍微想一下就能明白，除非经过自我的中介，”它”不可能经验或感知任何外在变化，对“它”来说，自我就相当于外在世界。因此我们不能说是自我直接继承了这一切。正是在此，实际的个体和种系概念的鸿沟才显现出来。另外，我们也不能过分僵硬的看待自我和“它”之间的区别，不要忘了，自我是由“它”分化出来的特殊部分。或许在早期，自我的经验不会遗传，但如果这种经验在许多代个体中不断重复，积累了相当的强度后，就可能转变成“它”的经验了，相当于成为遗传所保留的痕迹。于是在 能被遗传的“它”中，容纳了过往无数自我经验的残迹，当自我靠着“它”来塑造超我时，或许只是在重新恢复早先逝去的自我印象，让其重获新生。

 在超我的发展史中我们发现，自我与“它”的对象选择之间的早期冲突，也会在自我和“它”的继承者—也就是超我之间继续上演。如果自我未能成功的克服俄狄浦斯情结，那么从“它”中产生的俄狄浦斯情结能量投注在将在自我理想的反向形成过程中找到突破口。自我理想和潜意识欲力冲动之间的诸多联系，也能解释为何自我理想本身为何有一大部分是潜意识的，很难被自我触及的。在心灵最深处曾经进行的激烈斗争，并未因迅捷的升华和认同作用而告终，而像是在科尔巴赫的油画《沙隆之战》所表现的那样，在更高的领域继续征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