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日书｜Day3 超越语言的阶级性

出生在吴语区，一直到大学离家才正式在日常生活中说普通话。期间也鲜有感受过语言的附属意义，普通话更洋气或者方言更土，很少有区别对待。

小学时老师说起吴语有意思，他举的例子是：两艘船眼看就要撞上了，船头两船夫大喊：“不好了，不好了！”当船真的撞上了，他们会叹一句：“那么好了！”（这下好了！）还没撞上是“不好”，撞上了反而“好了”。听起来只觉得有趣。

事实是哪怕是大吴语区，也还是有口音不同。每到寒暑假，上海亲戚家的孩子回来度假，也总觉得那一口上海话要高级得多。

语言的困扰大概真的与不停离开有关，与落脚城市的包容性有关。

毕业后在广州工作许多年，觉得粤语好听，但因为整个报社同事来自五湖四海，平时都用普通话交流，偶尔好玩学一两句粤语，也仅仅是乐趣。常常在广州街头采访，遇到广州土著老人家，只说粤语，也还是觉得听个七七八八就行，没有人会因此对你另眼相看。相反这座城市当初的包容性，反倒消弭了我们原本可能会有的地域歧视，两湖和四川地区口音在广州相对比较多，慢慢都能听出对方的出生地，当时报社云集了各地有才青年，大家更注重“版面武功”，说起某地方言，脑海中立即会投射出一个身边的当地朋友，不同方言因此变得各有生动的可爱之处。

我是后来听朋友的故事才真正感受到语言的阶级性的。J从小在安徽山里长大，大学好死不死考了所上海本地人最多的外国语大学。那时候上海人对外地人的歧视在长三角地区是有名的，都说“除了上海都是乡下”。J初到大上海，连普通话都说不溜，自然受了不少学校里上海同学的歧视。

后来他说他专门找同学学说普通话，然后是纠正带乡音的英语发音。他与我们说起这个故事是在一个夏日深夜，我们坐在河边喝了几瓶啤酒，举起酒瓶的时候他的眼里闪着泪光。

然后我才慢慢理解，在广州与他共事时，他无法忍受有人质疑他的口音，也无法忍受身边的朋友拿两湖地区L和N不分开玩笑，他会非常严肃地要求我们道歉。

后来他花了很大力气学英语，并且创办了一所幼儿英语教育机构，也以像母语一样说英语为荣，一度让父母对他的办学仰慕不已。但我总是怀疑，他还是套在语言的阶级性枷锁里。

而我们常常会被语言的差别甚至阶级性驱使，哪怕是我在这里写七日书的此刻，甚至还是会纠结是用繁体还是简体。当两岸三地对简中世界产生怀疑，用简中写字本身也常常带着自卑。此时就会暗中佩服上帝他老人家，巴别塔导致的是人与人之间的自我区隔，语言真的更加强了这种区隔，而并没有让人们因为它的存在而相互理解得更多。

与阶级性和工具属性相比，我更愿意相信语言是人与人之间传递善意的纽带。当我试图以他人的母语与对方交流时，我是在表达一种主动要了解对方的意愿，如果对方收到这个信号也会为此高兴。

前些年张律在《漫长的告白》中设置了一个场景，女主角阿川与居酒屋老板坐着聊得情投意合，但她两其实语言不通，她们靠情绪和表情来传达，这是一个特别动人的画面，我常想总有很多东西可以超越语言，而语言本身只是我们握在手中的工具，我们不应该被工具建构，也许更应该超越它，获得它背后传递的情感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