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无差别恶性暴力事件系列（一）|别再说“反社会人格”了，看看这“弥漫的愤怒”！

文/地肉

反社会性人格障碍（ASPD）在心理学和精神病理学中已有相对成熟的研究。其特征包含行为和情感两个层面：行为上，漠视并侵犯他人权利，例如欺骗、操控、侵犯或剥削他人；具有冲动性和攻击性，例如易怒、暴力行为或缺乏未来规划；缺乏社会责任感，经常违反法律和社会规范。情感上，以自我为中心，缺乏同理心和情感连接，对自身行为后果没有悔意。这些特征共同描绘出一个伤害他人且毫无悔意的、与社会疏离的形象。

大众常常将ASPD与“无差别伤人/杀人”联系起来，因为这种行为似乎并非出于“冤有头、债有主”的逻辑，而是一种无差别的攻击性。因此，人们倾向于将此类事件的肇事者贴上“反社会人格”的标签。然而，心理学研究表明，ASPD是生理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并非天生。其成因的复杂性类似于抑郁症或癌症，尽管目前尚不清楚生理和环境因素各自的影响比例。更重要的是，ASPD并非必然导致严重的暴力事件。虽然这种人格障碍可能增加伤害他人的风险，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ASPD患者都会走向极端。

同理，不是所有的“无差别伤人”都可以归因于“反社会性人格”。近期频发的无差别杀人事件引发了公众对作案动机的揣测。一些评论简单地将肇事者归类为“反社会人格”，认为“任何理由都不是伤人的借口”，并主张“严惩不贷”。这种论调将肇事者妖魔化，忽视了其背后的社会联系和可能存在的诉求。“任何理由都不是伤人的借口”这一说法预设了肇事者拥有其他合法合理的申诉途径或应该默默忍受不公。“严惩不贷”则意味着要么死刑，要么永久监禁，如同福柯笔下的“疯人”一般，被排除在社会之外。这种做法阻碍了对事件更深层次原因的探讨，评论者往往将行为归因于个人精神异常，而忽略了其动机、诉求以及过往经历。

这种简化和标签化的处理方式并非个例。职校生因不满严格管理被指责“娇嫩”，实习生因压力自杀被批评“心理脆弱”，这些都是常见的例子。这种错误归因不仅压制了求助的声音，更让那些在结构性不公中挣扎的学生感到孤立无援，最终将不满和愤怒转化为弥漫性的仇恨。

弥漫性愤怒的爆发:宜兴惨案

近期事件中，宜兴市无锡工艺学院的2024届毕业生徐加金在学校刺伤17人、刺死8人，便是这种仇恨的极端表现。心理学上的“弥漫性焦虑”概念，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徐加金的悲剧。长期压力导致自我调节机制失灵，最终引发全方位的焦虑。我尝试用类似的机制来解释“弥漫性仇恨与愤怒”是如何演变成无差别伤害的。

当个体长期遭遇来自学校、职场、家庭，无处不在的权力结构的碾压！老师的责备、实习单位的剥削、家庭关系的紧张，这些都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系统性压迫的缩影。当学生工们的权利被践踏，尊严被侮辱，未来被剥夺，难道我们还要苛求他们“心平气和”地“自我调节”吗？这难道不是一种更深层次的“规训与惩罚”吗？

宜兴的惨案，不是什么“反社会性人格”的极端表现，而是“弥漫性仇恨与愤怒”的火山爆发！关于网传徐加金的“遗书”，真实性尚未确认，但其中反映的职校学生工问题早已是行业痼疾，多年来相关报道屡见不鲜。私以为即使这封遗书最终被证明并非出自徐加金之手，也足以反映当下许多职校学生面临的真实困境：

“当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所有人其实都是一个整体，一个人的不幸就是所有人的不幸，别人的不幸就有可能是你的不幸，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丧钟为你而鸣。”

徐以这句话为全文开头，揭示了他的行为背后不是源于冲动，而至少是认真思索后的行动方案。他在遗书中细致描绘了他遭受的长期社会不公也吻合上文关于“弥漫性仇恨和愤怒”的判断，他写道：

“对于厂里恶意拖欠我工资，不给我买保险，不给我加班费，罚我的款，不给我赔偿金。厂里的工人每天生死轮回两班倒或三班倒，一天工作16个小时，一个月没有一天休息，我因生病请了几天假，部门经理竟然说别人发高烧的流鼻血的都能干活，你凭什么不能，不能干就滚蛋。”

短短两句话赤裸裸地揭示了在工厂生产空间里，资本对于工人的暴力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工人用生命、时间和血汗努力赚的工资却被资方任意克扣，遭受非人的虐待和辱骂，与奴隶无异。这种“长期的不公”我相信也施加在了徐同学身上。

徐同学无奈地说：“工厂没有任何权利去罚人的钱，我用了很多办法却依然没有办法解决。”他是对的，工厂规定如果不经过工人集体通过，而只是管理者的随意调整和制定，那么这种罚款本身到底有多大的合法性呢？又怎么不会导致工人的怨恨和愤怒呢？他尝试用了很多方法解决，但无济于事，最终他选择“我会为劳动者发声，这个世界需要被改变，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绝不能被打败，我宁可死也不愿再被压榨与剥削，我希望以我的死推动劳动法的进步。”这段话颇有“我以我血祭轩辕”的气魄和悲壮。他才21岁，便将如此年轻的生命作为为工人发声的祭品。

遗书中，他还明确指出了压迫他的另一个制度来源——学校。他愤怒地写道：“还有学校恶意扣我毕业证，不让我毕业，大部分人考试基本全是作弊，学校以我考试没过证书为由不给我毕业证，你们太欺负我了，所有人都在欺负我。”这里应该是他电工证考试没有通过。网络资料显示，徐加金的电工证理论考试合格，但实操只有40多分。究竟是他复习不足，还是遭遇恶意刁难，目前尚无定论，需要更多证据支撑。但徐加金认为学校在欺负他。“欺负”意味着强者对弱者的欺压和侮辱。他进一步的“所有人都在欺负我”的论断，表明他的愤怒和仇恨已从具体的“工厂管理者”和“学校”，蔓延至整个社会，形成一种被全世界排斥和遗弃的感受。至此，“我与世人为敌”的处境正式形成。如果说此前他还想为劳动者发声，那么此刻，他已孑然一身，对周围的同学也丧失了情感连接。

愤怒情绪如何转化为行动的逻辑链条在他的论述中也很清晰：“所有人都在欺负我，别以为我是老实人，有些账总是要清算的，我要用生命去战斗，我将彻底洗刷我的耻辱，我要揭开暴露这个事情。”他将自己的行为视为复仇，有着完整的因果逻辑。他认为自己的行为是防卫，而他选择的武器，不是机构或任何发声渠道，而是自己的生命。这或许是因为他已尝试过所有途径，或是不再信任任何机构。他的行为也是宣战，是一场战斗的号角。

这背后是残酷的现实：一方面，所有改善劳动者境况的合法渠道都已失效；另一方面，在这个充斥着消费主义和娱乐至死的社会，个体的声音微弱无力，甚至以自杀维权也难以引起关注（例如江苏外卖员自焚事件）。因此，他选择了极端的无差别杀戮，试图以这种惨烈的方式制造社会新闻，引起关注。

“我要争一口气，不是想证明我了不起，而是要告诉人家我失去的东西我一定要再拿回来。”他想要夺回的究竟是什么？或许是尊严，是尊重，是被平等看待的权利。他渴望的并非是世人高看他一眼，而是能够在这个社会上堂堂正正地活着。他在文章末尾写道：“胜利万岁，人民万岁，工人万岁，无产阶级万岁，让历史来审判我吧，历史会证明我是对的。”这表明他清晰地将自己定位为无产阶级的一员。 然而，悲剧的是，他没能找到可以求助和依靠的组织或群体。

“我爱这个世界，我爱我的家人，再见。” 这句充满悲痛的告别，与“反社会人格”的冷酷形象格格不入。他深爱着世界和家人，却选择以如此决绝的方式离开，这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绝望？徐加金的悲剧并非源于“反社会人格”，而是长期社会结构性压迫下滋生的“弥漫性仇恨和愤怒”。 当结构性不公和暴力以隐蔽的、公开的甚至合法的方式施加于个人，所有申诉渠道都被堵死，绝望的灵魂无处可逃，只能以最极端的方式发出无声的呐喊。世人只看到了个体犯下的罪行，却对长期以来施加在他和他身后无数的“学生工”和“工人”身上的社会“罪行”和“不公”视而不见！

将痛苦转化为希望：左翼的真正目标

有人将宜兴惨案归咎于左翼思想的教唆，甚至污蔑左翼漠视生命、鼓吹暴力。这种说法荒谬至极。左翼运动的根基是对底层劳动者的关怀，怎么会鼓励伤害无辜，尤其是底层互害？相反，几百年来，左翼运动和组织一直致力于为底层人民争取更自由、更有保障、更有尊严的生活。正如马丁·路德·金所说：“劳工运动是将痛苦和绝望转化为希望和进步的主要力量……” 劳工运动的目标并非制造个人毁灭或伤害无辜，而是通过组织、倡导和行动，将工人的痛苦转化为变革的动力。

因此，尽管我们理解并同情徐加金的遭遇，但我们绝不认同他的无差别伤人行为，更不认为这是左翼或劳工运动的教唆和主张。恰恰相反，这种个人痛苦转化为对他人的伤害，正暴露出中国劳工组织和运动被压制和式微的残酷现实。正因为缺乏有效的组织和发声渠道，个体的绝望才最终以如此极端的方式爆发，以无辜者的逝去和家庭的悲痛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