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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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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解的艱難:《牡丹社事件 靈魂的去向》

夏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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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讀這本書,其實是因為先讀到《帝國棄民:日本在臺灣「蕃界」內的統治(1874-1945)》,想要了解原住民在近代臺灣的歷史。整本書的主軸,在談原住民是如何在日本殖民底下被收攏成一個「原住民」集體的過程,不過他說的比較像是成為一個研究上的概念,如何成為一個獨特的、內部凝聚的文化群體。

這本書讓讀者對臺灣近代史中殖民政府怎麼與原住民互動有個輪廓,並提到一些歷史上重要的節點做出詮釋,例如牡丹社事件以及霧社事件。但是在讀到這章節的時候,我感覺到有些虛無飄渺,也許是因為最近讀了一些民族誌以及人類學的書,又一直在思考非虛構寫作的概念,所以對文獻回顧所重構出的歷史總覺得距離很遠,似乎看不清楚。


牡丹社事件的糾葛

於是在搜尋相關參考文獻時《牡丹社事件 靈魂的去向:臺灣與日本雙方為和解作出的努力》就抓住了我的目光。身為臺灣讀者,召喚起國中讀歷史課本的記憶;也的確就如同作者所說的,這件事的象徵意義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臺灣的起點。但是仔細想想還是有不少可疑,在什麼樣的時間以及地點,事件發生的具體細節究竟是什麼?而這樣的一件殺戮事件,又是怎麼樣演變成日本出兵臺灣的藉口?作者平野久美子帶著追尋真相的疑問,仔細考究不同國家所收錄的歷史文獻,卻發現說法各不相同。即使有紀錄,也多是以漢人或者是日本人的觀點進行書寫,原住民沒有文字紀錄,也較少有口傳證詞流傳於世。


牡丹社事件其實是兩個事件統稱而成:

  • 琉球人民船難受害事件:1871年,宮古島的 66 名船員遭遇船難,漂流至恆春半島,被高士佛社人殺害 54 人,剩餘的難民被收留後護送回日本。
  • 征臺之役:1874 年,日本明治政府以受害事件為藉口,派兵征討牡丹社。然而,大約有五百多名日本兵最後因為熱病死於臺灣。


重新理清楚一百多年前的史實並不容易。琉球社人船難至臺灣,高士佛社的人為何最後選擇殺害難民?大部分的解釋是語言不通、文化習俗不同而產生誤解,又或者是有人質交換失敗的說法。在此事件當中,相關集團牽涉到牡丹社人、高士佛社人、客家人、琉球王府、明治政府、清王國等,立場相異,真實的情形就更為複雜。

詮釋牡丹社事件的角度有很多種,有從東亞國際情勢下,分析明治維新動盪之中的日本;或者是羅發號事件之後,李仙得宣揚的蕃地無主論讓日本出兵臺灣做為藉口,還是以國際法的角度來分析當時的侵略行為是否正當。這些都牽涉到不同集團互相的角力,也牽涉到地緣政治、外交情勢的發展;學界的看法大致總結牡丹社事件對於日本的意義是趁勢將琉球王國納入版圖,甚至認為這次事件中種下日本在甲午戰爭後要求割讓臺灣的遠因。對於清朝來說,則是體認到臺灣的重要性,沈葆楨為了加強對原住民的治理,以開山撫蕃的政策開鑿北中南三條山路,其中有幾條是我走過而念念不忘的古道。


史實的核對以及彌縫

作者平野久美子的取徑是親身造訪臺灣與日本歷史事蹟的現場,例如屏東縣車程琉球藩民五十四民墓以及石門古戰場,也訪問了排灣族耆老巴基洛克‧達玄固、救援琉球人民的客家人楊友旺村落、向中研院學者黃智慧請教意見等。在這個尋訪過程當中,平野久美子碰觸到的議題複雜且棘手,攸關殺人事件,也攸關國族大義,更攸關歷史的書寫,要輕言斷言任何一方是受害者或加害者,或以此判斷為野蠻或者文明的基準都是很困難的。

她甚至也發現某些琉球人並不記得牡丹社事件了。就算有人知道,也因為太過悲傷,或者是文化禁忌而避而不談。這件事令我很有感觸。究竟歷史是怎麼被群眾集體記憶的,而怎麼樣的歷史值得被記憶?以臺灣人再熟知不過的二二八與戒嚴時期,我並沒有經歷過,但在我的認知裡頭,讀周婉窈談高一生,又或者是參訪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的時候,都能清楚感受到那種被噤聲的恐懼。

話說回來。平野抓到了兩造歷史書寫方向不同的爭議點,並且採訪到後人,身為作家的她也試著在其中穿針引線,說明歷史背景、文化與意識型態相異的兩個國家,詮釋歷史的方式會怎麼出現微妙的差異,並讓讀者嘗試進行理解。

當受害者遺族野原耕榮對臺灣告示牌的說法有所不滿,要求更正,但是在溝通往返的過程之中,才發現自己也希望把明治政府跟琉球王國所區隔開來:

他所視為問題的,正是把祖先的悲劇當作出兵臺灣藉口的明治政府──為了保護自己的國民(即便實際上,當時琉球尚未成為日本的領土),舉著懲罰原住民的正義大旗攻入臺灣,打擊原住民社會與清朝後,接著還強制合併琉球的明治政府。

這是受害者遺族對歷史詮釋表達不滿的那一刻。在十九世紀,國家的現代意義正在建立,界定國家的領土概念還很模糊,類似於「國家/邊陲」相對的概念,位於屏東的排灣族是尚未漢化的生蕃,所在之處很像是化外之地,清政府比較難以施展權力。日本明治政府透過強行對臺灣出兵,連帶地解決了琉球王國多年來的兩屬問題。

這也就是平野在進行這趟採訪的旅程中,甚至在下筆書寫時,會遇到的困難之一。在呈現不同歷史的版本差異時,不論是排灣族口傳歷史、日本官方紀錄,更牽涉歷史記憶的選擇以及抹消,也更影響意義是如何詮釋。在日本,牡丹社事件常被解釋為日本兼併琉球、納入版圖的象徵;另一方面,在臺灣人的歷史認知中,「牡丹社事件」則有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臺灣的意義。沖繩大學教授又吉盛清跟作者在書中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討論,提醒讀者可以試著在既成的敘事當中,選擇獨立思考。


和解的艱難以及如何可能

坦白地呈現矛盾,而在過程當中磨合雙方歷史的見解,才可能可以開始思考和解如何可能,哀悼並紀念受害者。

以牡丹社事件來說,和解的表現形式是在琉球島民船難事件的加害者排灣族第五代、第六代遺族相關人士約二十餘人,造訪沖繩縣、拜會犧牲者的遺族,預備當面道歉並舉辦和解儀式。書中也有討論到如何重新埋葬受害者的骸骨,要撫慰家屬的心情,以此誠實面對歷史,讓後代子孫引以為鑑。

生活在現代的這些後裔們,究竟對加害者、被害者的身分抱持多少的自覺?一開始抱有疑問的平野,最終寫下「互相原諒對方,誓言致力於未來雙方的友好。」的字句。但她的確也反省到:

只有透過幾次的擁抱,並不可能徹底清理雙方過往的糾葛。更何況若把臺灣出兵也包含到牡丹社事件,相關的民族數量又更為增加,因此沒那麼容易解決。那麼要抵達最終的和解,還需要什麼?又需要多長的時間呢?

就這件事的意義上,和解不是握手道歉、下跪,或是立紀念碑就可以「解決」的。失去親人的痛苦依然存在,後代背負著莫名的不安以及重量,但平野久美子相信踏出第一步,努力對話才能夠對犧牲者的靈魂提供供奉和慰藉。

寫到途中才發現,排灣族的小說家巴代以牡丹社事件為本創作了小說《暗礁》、《浪濤》,看小說家的想像如何與史實互相激盪,應該會是很有趣的閱讀體驗。


延伸閱讀:

林運鴻:〈漂泊在民族與國家之間,徘徊於傳統與現代之隙──評《牡丹社事件 靈魂的去向》〉

周婉窈:〈從琉球人船難受害到牡丹社事件:「新」材料與多元詮釋的可能〉

楊孟軒:〈二二八歷史爭論與銅像拆除爭議背後,一場記憶與記憶的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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