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人劇場】《緬甸歲月》精神的故鄉
文｜石啟峰
談到喬治．奧威爾，《動物農莊》和《1984》等反烏托邦名著幾近無人不曉。然而，浪人劇場回溯奧威爾文學世界的創作原點，根據他首本長篇小說《緬甸歲月》（1943年）的原型改編成同名舞台劇。該劇目繼2022年首演後，再次於本年四月登上文化中心劇場，引領觀眾一探他所緬述的精神故鄉。
文學劇場的實踐難點之一，在於如何確保作品的獨立性，尊重原著而不被其陰影所遮蔽。浪人劇場不僅為觀眾提供了具脈絡的敘事導讀，還展示了佈景設計、形體舞蹈和互文文本等劇場的多種可能性。其創作意圖和執行力頗為出色，既具備文學性又充滿戲劇性。
劇作以倒敘手法開始，從奧威爾在病榻上臨終前的一刻打開序幕。七位演員擔當敘事者，回顧奧威爾的生平，介紹他年輕時到緬甸擔當警察的背景。這些經歷埋下了他憎恨極權主義的種子，日後栽種出膾炙人口的作品。他的首部小說和部分評論文章幾乎就指涉了英殖緬甸時代的一手經驗和觀察。
當演員在臉上塗抹青綠色的胎記後，隨即進入主線故事——英國木材商人John Flory居於殖民地緬甸的生活。與其他白人不同，他熱愛東方神秘而有趣的異國風情。他的朋友韋醫師是個崇尚英國的印度人，希望John引薦他加入英國人俱樂部。這個過程毫不順遂。除了俱樂部成員歧視有色人種之外，韋醫師還遭到競爭者吳波金的中傷陷害。同時，John一邊鍾情於來自巴黎的少女Elizabeth，另一邊卻與緬甸情婦瑪拿美糾纏不清。
劇中的角色分別象徵了當時社會不同階層的人物，可又共同走向無法悖逆的宿命結局。
公私領域的二元對立
《緬甸歲月》明確而直白地探討了東方主義，也是該劇目最鮮明的核心命題。劇本甚至直接援引了薩依德對東方主義的定義，指出對非西方世界的詮釋和論述均以歐美為中心，並且試圖合理化對非西方世界的侵略和殖民行為，從而維持東西方之間的二元對立的優劣現狀。
在公共領域中，英國人在殖民地社會中營造出一個假象，大肆宣揚殖民地現代化進程的好處，淡化對當地人的壓迫和剝削。因此，被統治者會真誠地相信統治者，就像韋醫師和吳波金一樣，他們認為擠進白人的社會圈子會帶來好處，過上更美好的生活。然而，當地人卻被蒙在鼓裡，盲從這種虛假的「新秩序」，最終陷入因為權鬥而自相殘殺的境地。
西方為了體現優越性和權力分野，就必須在東方世界中挑選出能夠反證這個論述的符號。所有東方文化的符號似乎可以互相交換，甚至互相取代。Elizabeth隨John走進緬甸地道的市集，當她見到婦女紮腳的習俗或赤條條的小孩，嚇到驚訝萬分，也不假思索地跳到東方文化野蠻而落後的結論。
John表面上接納東方文化，覺得它饒有趣味。但是私底下，他卻將緬甸女人視為貨物，只敢向瑪拿美坦露最粗鄙而赤裸的慾望，後來更用五十盧比幣把她打發走。他對東方文化的好奇與熱情，說穿了只是換湯不換藥，也不過是別個模樣的東方主義思想罷了。在私人領域中，觀眾也可以透過兩性關係，瞥見東西方不對等的意識形態。
因此，劇作不僅揭示了歐亞之間的不對稱關係，還呈現了緬甸社會中更多二元對立的權力結構。這種視角廣泛涵蓋了緬甸人民、男女或主僕關係，就連英國人自身的白人圈子也存在著一定程度的角力和拉扯。這也許根植於人類的本性之中。我不是說這代表著什麼卑鄙的品性，因為角色們的行為很有可能純粹出於一種被接納的渴望。畢竟，這種渴望人皆有之，並不存在好壞之分。
映照內心的憐憫和恐懼
《緬甸歲月》在場景過渡和編排上大致流暢，結構簡潔易懂。儘管如此，結局的處理卻顯得有點倉促，可能讓觀眾感到突兀。演員忽而切回敘事者身份，簡述了各個角色的結局去向，重回奧威爾的小說文本。期望創作者日後可以探索其他更深刻或大膽的結尾手法。
話說回來，主角兜兜轉轉，先是屈服，後是反抗，最終還是墜落消逝。這終究也是一齣悲劇。
亞里士多德提出悲劇的淨化理論（catharsis）。觀眾目睹英雄主角走向慘痛的結局，從而排遣心底的憐憫和恐懼，回歸人性化的本質；有學者將這一概念理解為道德教化的作用。通俗點來說，戲劇（或文學）在當代語境中也許隱含了一種「警世」的意味。
舞台佈景的三面巨型鏡子，照見了斑駁而慘烈的緬甸歷史。戲裡角色在鏡前浮沉跌盪，遍地狼藉，而觀眾的臉龐也隱約見於鏡中。這不再是隔岸觀火，而是借鏡觀形。世界原是一體。當我們凝視著他鄉的糾葛與掙扎，人類的習性是否以同樣的壓迫與抗爭的形態反射在我們身上？
宏觀來看，當今社會去殖民化的進程可以說是如火如荼。我慶幸還能夠在劇場裡看到如浪人劇場《緬甸歲月》般真誠的作品，讓觀眾細思社會與個人的話語權，而不陷落迎合政治主旋律的俗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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