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王莽传》

《汉书·王莽传》是目前留存关于王莽最为全面也是唯一的记录，塑造了一个善于作伪耍弄阴谋的野心家形象，整个专制王朝时期，很少有人对这个文本提出质疑，究其根本，在于指斥王莽“篡位”、“伪君子”是件十分便利又政治正确的事，《汉书》在史籍中的崇高地位也对有所怀疑的人形成强大心理压力，直到近世，最后一个大一统专制王朝彻底崩溃后，思想日趋自由，史观不断更新，人们开始从多个角度审视，其中最主要的可以举出两点：一是对记录者的怀疑，作为新王朝的史官，班固父子对王莽的记录究竟有多少自我审查成分？二是王莽改革是否代表了当时相当一部分人的理想，只是由于西汉王朝本身积重难返才导致失败？比如胡适便认为“王莽受了一千九百年的冤枉，至今还没有公平的论定”，甚至提出“王莽一班人确是社会主义者”，由此逐渐形成另一种典型意见：企图以复古改制来解决当时社会危机的悲剧性人物，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1963年版就持这种看法。

抛开功过是非的评价，单从王莽一生行为轨迹看，很难把他当做一个理想主义的改革者——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必然忠实于自己内心，王莽在迈向帝位的过程中有太多权谋应用，他顶多算一个权变的政治家，至于其中多少阴暗有意为之，多少行为不得已为之，恐怕永远也不会有答案。

《汉书》写王莽，分三个阶段，先扬后抑，以成败贯穿终始。上篇讲王莽怎样众望所归登上帝位，从绥和元年（前8年）38岁时以大司马辅政到居摄三年（公元8年）53岁完成登基全部准备。中篇从始建国元年（公元8年）到天凤三年（公元16年），逐一写他的众叛亲离，民不聊生、四夷战乱、亲信离心，上下之途闭塞、官员无所适从，旧刘宗室几次反叛代表着地方上相当一部分势力的意见。下篇是新朝的崩溃，从天凤四年（公元17年）到地皇四年（23年），专写民不堪命引起的地方动荡以及新朝政府行政管理的混乱，不仅效率低下，更在欺上瞒下之风盛行，中央难以控制地方，无法形成很好协作，加以“平叛”的中央军所过放纵，反而造成更大破坏，民间蓄积已久的怒火遂一发不可收拾，到士大夫、地方豪强、刘姓宗室皆参与其事，王莽也就不能不忧惧而败了。

开篇仅用三小段便叙述完王莽38岁以前的经历，这是份专制王朝任何时期都必然备位宰辅的履历表，13岁时姑姑以皇太后身份临朝，因父亲早死无缘权位却安之若素，长期接受良好儒学教育，“事母及寡嫂，养孤兄子，行甚敕备。又外交英俊，内事诸父，曲有礼意”，即使并非外戚出身，公府征辟也是意料中事，24岁时执政的大将军伯父王凤病，王莽衣不解带侍奉数月，凤死以莽托太后及帝，拜为黄门郎，迁射声校尉。此后声望渐隆，赢得诸父、宾客、名士、卿相、师友广泛称誉，然“爵位益尊，节操愈谦”，即使成为大司马辅政后，仍能一以贯之。

王莽敏锐觉察到西汉仕途的通天之路在于收养名望，无论虚情抑或假意，能数十年如一日地表现给人看，放在当代，也不失为一个政治天才。其政治手段同样高明：一是不遗余力迎合太后，排挤外戚集团其他成员，嫁女平帝为皇后，得以专断朝政；二是聘请贤良，尊礼名臣，扶植亲信把持要津；三是利益均沾，以各种名目赏赐官员、百姓；四是持身谨重，善于操纵舆论，群臣、百姓、四夷争相颂莽功德。

王莽幸运的地方在于对他影响最大的两个人，王元后活的够长，汉哀帝活的太短，这是他无法控制的两个偶然因素，此外一切他能做的都做到了。如果王元后死的早，王莽就失去以外戚身份把持朝政的最重要依据，不能不退位让贤，让皇帝自由选择辅政对象。实际上由于汉哀帝以藩王继统，这一切已然发生，王莽被遣就国，大概有三四年时间都待在南阳，此时朝堂上反对王氏的一股势力在哀帝默许下已经显露苗头，只是因为王莽声望太高，他们找不到机会发动致命一击，王莽逼中子王获自杀就在这个时期，其罪过是杀了一名奴隶，这是王莽第一个非正常死亡的儿子，我们无法得知王莽此时的心境，但中年丧子无论如何是一件悲哀的事。由于哀帝把朝政弄得很坏，朝堂上王氏的势力也还不至于被骤然清除，元寿元年，王莽被召回长安，过了一年，汉哀帝竟突然去世，被冷落多年的王元后迅速收回皇帝玺绶，将军政大权全部交到王莽手中，这个极具政治敏感性又厌政不愿多与政事的女人最后活到84岁，在王莽代汉而立五年后才死去。

哀帝以后是九岁的平帝，五年后也不明不白死去了，应该不是王莽所为，如果是的话，《汉书》不可能一句不提，而且平帝无论存亡都已影响不了王莽下一步行动，无非换个人实践“摄皇帝”的把戏罢了。如果王莽此时离世，史书里怕是要和霍光、诸葛亮地位相当的。麻烦就在于，王莽要行“尧舜禅让”之事。

自秦统一天下以来，只经历过一次王朝更替，刘邦靠武力夺取天下后，深感“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的观点容易引起不好联想，极力为汉王朝统治寻找合法依据，最后归结为“天命”，之后董仲舒、眭弘等公羊家进一步神化，提出“汉家尧后”、五德终始等理论，经长时间、大规模的传播，在朝廷、民间逐渐形成“武力推翻汉家”既不合法又无可能的心理观念。然而这套理论本身存有固定缺陷，就在于汉既以火德始，就必以火德终，为下一个土德王朝取代，王莽遂利用此，宣扬自己为舜后，利用儒生反复宣扬的“禅让”说，终于代汉而立。

王莽的问题在于，比起魏晋南朝习以为常的走过场，汉家“天命神授”早已深入人心，骤然更张并不现实，因此他的新朝也必须“天命神授”才是。王莽利用的是“符命”，成为摄皇帝是井中白石有文“告安汉公莽为皇帝”，即真天子位有赖于他人献上的两检铜匮，一曰“天帝行玺金匮图’，一署“赤帝行玺邦传予黄帝金策书”，到始建国元年秋天，竟有“帝王受命，必有德祥之符瑞”四十二篇，于是分遣五威将帅七十二人，宣扬四方，以稳定人心，巩固统治。王莽十六年的统治最后以失败告终，“天命”理论的生命力依然旺盛，光武帝刘秀转而利用“谶纬”登基，一统天下后，尚多以谶决定嫌疑，桓谭表示反对，差点招来杀身之祸，就在于否定图谶就否定了光武得天下的合法性。

王莽的覆亡主要还是改革得罪了上上下下所有势力，改革的主要内容，如限田限奴（王田制）、国家管理（六莞）、货币制度、变更百官州郡名称等等，其积极意义已有许多人阐发，可惜这套制度从来没有被很好地执行，反而造成行政管理的混乱，贪官污吏趁机上下其手，贪残日甚，欲有所作为的一般官吏对此无能为力，加以王莽因专权得汉政，务求事事亲为，有司受成苟且，不敢轻举妄动，朝政于是一天天坏下去。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针对上下官吏多以权谋私的腐化局面，王莽发起了一场极其严厉的反腐运动，天凤五年下诏，凡贪污致富者没收财产五分之四，引起的连锁反应是“吏告其将，奴婢告其主”，为乱益甚。当专制政权濒临覆灭之时，为整顿吏治总会开展反腐运动，但既然一开始因为自身管理混乱造成从上到下的贪腐局面，内部各种利益关系早已盘根错节，又如何能够期盼一时的运动收到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