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史大綱》讀書筆記之二

評語：書中講到明代政權初立、清軍入關、司馬光編纂《資治通鑑》等，若能找到明史、清史稿，相關實錄，《資治通鑑》司馬光自序，來讀一讀，對還原歷史事件都是可以獲得更深的理解。

讀書日期：2023年3月12日

文獻標題：引論，書成自記

版本：錢穆.國史大綱[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

文字摘錄&讀書心得：

引論

十、社會組織

「封建社會」一詞之誤用，p21

馬克思認為社會沿著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五種社會形態直線發展。（左翼史觀在本質上都是進步史觀。）這種判斷來自他對西歐社會（古希臘和羅馬社會）的觀察，卻常常被時人用于形容中國古代社會。

在中國的傳統語境中，「封建」是封邦建國之意。在秦之後，統一的王朝皆採取專制制度，這和「封建」一詞的分權建制之意是相悖的。因此只有走出陳陳相因的固有名詞與定義，才能真正理解國史。

關於國史，除了用五種社會形態論來解釋中國古代史的分期問題，還有學者採取循環論或停滯論，認為兩千年來沒有發生質的進步，這些對於國史的看法都是需要商榷的。氏著主要基於儒家史觀。總之，對於歷史，不能簡單地下一個判斷，需要細緻地思考與分辨。

十一、東西文明比較

（1） 地中海文明：「力」的轉換

（2） 華夏文明：「情」的融合。P23-25

氏著中常有東西文化之比較，大概與民國東西文化論戰有關。

東西文化論戰是民國時關於東西文化之異同、長短和取捨的論戰[1]。這場辯論始於1915年《青年雜誌》之創立，至1927年北伐前結束。期間，數百人以逾千篇文章參與論戰，辯論圍繞着中國文化和中國社會的出路。

1915年，《青年雜誌》以《敬告青年》《法蘭西人與近世文明》等文比較東西文化，抨擊中國文化。

胡適、陳獨秀等西化派批判並全盤否定中國文化；

梁漱溟、杜亞泉、章士釗等人則為中國文化辯護，認為應當要調和中西文化[2]，稱為「調和派」。1919年，巴黎和會議定將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引發了五四運動，中國知識分子對西方產生了失望情緒。1921年起，梁啓超等人的著作將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歐洲的悲觀情緒傳回中國，令論戰中出現對西方文明的反思[3]。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和梁啓超的《歐遊心影錄》成為討論的焦點。

1922年1月，《學衡》創刊，梅光迪、胡先驌、吳宓、柳詒徵在內的學者在《學衡》上發表意見，其作者多以國立東南大學為中心，亦有北京的王國維、陳寅恪、湯用彤等人參與，這些人又稱「學衡派」，其思想根源在歐文·白璧德之「新人文主義」。

十二、病象

生原，見於全部潛在之本力；

病原，則發於一時外感之事變。

病象，由中唐安史之亂始。

1、 社會與政府相行漸遠，王室與政府驕縱專擅。

2、 貧無賑，弱無保，其事不能全仰之於政府，而民間每苦於不能自振奮。

3、考科舉是為了個人富貴，「忘其義命」。（p26-28）

「病灶」：

（1） 蒙古之入主，一切政制，為急劇之退轉，益與後世中國以莫大之創傷。

從儒家史觀來看，蒙古入主中原當然是對傳統文明秩序的嚴重破壞。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元代的思想和經濟貿易相對自由，是中國進入甚至「主導」世界體系的一個關鍵點。可詳見杉山正明《遊牧民的世界史》。

杉山正明在沃勒斯坦「世界體系論」基礎上，發展出了以「中央歐亞大陸」為中心的世界體系理論，結合多語種的文獻，揭示了遊牧民在歷史發展中的重要性，突破了漢文化中心論，提供了看待國史的新角度。

（2）明祖崛起草澤，征元政廢弛，罷宰相，尊君權，不知善為藥療，而轉益其病。

（3）清人入關，盜憎主人，鉗束猜防，無所不用其極，仍襲明制而加厲。「宋、明七百年士人書院民間自由講學之風遂熾。」

故中國政制之廢宰相，統「政府」於「王室」之下，真不免為獨夫專制之黑暗所籠罩者，其事乃起於明而完成於清，則相沿亦已六百年之久。

十三、民國之「病灶」

「民主共和」虛有其名，遠離社會實際。晚清以來社會力量薄弱，地方武人當道，缺乏西式「民主共和」之土壤。「悍於求變，而忽于謀安。」（p29-30）

民國時期對憲政和民主多有探索。孫中山意識到國人缺乏基本的論辯常識，議會里常常會打起群架。他便翻譯了一本小書《羅伯特議事規則》（Robert's Rules of Order）。他本人非常看重這本書。此書作者是美國將領亨利·馬丁·羅伯特。此書出版於1876年，蒐集並改編美國國會的議事程序，使之普及於美國民間組織，也是目前美國最廣為使用的議事規範。

十四、文化

民族之抟成，国家之创建，胥皆“文化”演进中之一阶程也。故民族与国家者，皆人类文化之产物也。（p31-32）

中國之生命力在「文化」，本質上是一個文化共同體。「華夏之古老常使我們忘記，中國其實多麼年輕」。受到「民族國家」理論的影響，現代中國起于梁任公之國族發明。民族乃「想象的共同體」，是歷代文化精英有意識加工的產物，而非血統之說。在中國，上層儒家知識分子以十三經為思想基礎，將歷史整理為整整齊齊的二十四史。兩者為「華夏文化正統」之基礎。

十五、著書緣起

昔有宋司馬光，以名世傑出之才，當神宗、王安石銳意變法之際，獨愀然以為未當，退而著史，既獲劉、范諸君子相從扶翼，又得政府之資助，晏居洛陽，設局從事，先後垂二十年而書成，以為可以「資治」，故名曰《資治通鑒》。其書衣缽沾溉於後世，至今不能廢。稍知從事於國史者，恣漁獵焉。（p33）

書成自記

國立北大「中國通史」課程講稿

「必先立一‘體’，乃能有所取裁。」

（對歷史脈絡須有瞭解，才能不迷失於歷史的細節。

史學、史才、史識。史學是知識，史才是文采，史識則重視義理層面，乃氏著最為精要之所在）

「秋後，學校又遷回昆明，餘以是稿未畢，滯留蒙自，冀得清閒，可以構思。而九月間空襲之警報頻來，所居與航空學校隔垣，每晨抱此稿出曠野，逾午乃返，大以為苦。乃又轉地至宜良，居城外西山岩泉下寺，續竟我業。而學校開課之期已至。昆明塵囂居隘，不得已，乃往來兩地間。每週課畢，得來山中三日，籀繹其未竟之緒。既乏參考書籍，又僕僕道塗，不能有四天以上之寧定。」

（著於戰亂之時，塵囂未定，成書大不易。讀之令人喟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