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Michel Foucault

人生经历

主要观点

福柯的思想可以按照权力—知识—主体这三条轴线的发展线索，大体上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60年代的知识考古学时期，

70年代的权力谱系学时期，

以及80年代的主体的伦理实践时期。

1）福柯60年代的“知识考古学”时期主要有三部作品：《癫狂与文明》(1960)、《临床医学的诞生》(1963)和《词与物》(1966)。

为了对早期“知识考古学”三部作品的方法论和理论问题做一个总结，福柯又专门写了一本纯理论性著作《知识考古学》。

“考古学”指的是对现代知识体系得以形成的“历史的可能性条件”、“先验的历史性”或“真理体制”的批判性分析与重构，加里·古廷称之为“科学理性考古学”。

而“知识考古学”中的“知识”也并不是通常意义上像自然科学那种严格的科学知识，它指的是那些伊安·哈金所谓的“半成熟”的科学知识，比如心理学、精神病学、临床医学、刑法学、精神分析等，它们都是关于“人”的科学。

• 愚人船

• 知识型Episteme

“知识考古学”不再强调知识体系的连续性和历史性，而是强调每一结构断层上知识或话语的“历史先验性”的构成条件，是一种“非连续性的历史”的思想。

从这种视角来看，各个时代的“知识型”本身并无真理与谬误之分，亦并无进步与否，只不过是不同时代的“知识型”以及不同时期的感知方式、分类体系和语言方式的结构性断层与突变而已。

比如中世纪的生物学家热衷从自然界汲取道德教训，但现代生物学家甚至不会产生类似想法，因为现代知识型要求所有知识必须基于经过严谨检验的观察报告，并严格区分科学和道德。

福柯以“知识考古学”方法发掘了现代早期的三种知识型：文艺复兴知识型、古典时代的知识型和现代知识型，对20世纪知识型则讨论得不多。

• “人之死”

随着尼采借着疯子之口喊出了“上帝之死”，“人之死”也就成了不可避免的结果，因为激进历史主义和激进的实证主义不仅会杀死形而上学的上帝观念和信仰的上帝，同样也会杀死被各种“人的科学”所塑造起来的形而上学的“人”的观念。

也就是说，作为被现代知识型所建构起来的知识对象的“人”被杀死了。

这就是《词与物》中著名的“人之死”的断言。

2）福柯的权力谱系学批判的第一个成果就是《规训与惩罚》(1975)。

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讲述了从惩罚到规训的现代刑罚史：从折磨肉体的惩罚到监控灵魂的规训，并不意味着社会更加人道了，反而意味着一种新型的微观权力和一个新型的规训社会兴起了。

首先，权力应被视为一种被配置起来的“策略”，而不应被看作是一种对占有物的“所有权”。

权力的支配效果应该归因于权力关系中的策略、调度、计谋、技术、运作，而不应被归因于“占有”。

其次，权力不仅是一种权力关系，而且权力效应也是在权力关系中产生出来的。

如果没有反抗者的反抗，没有反抗者某种程度的自由，支配者的权力就不会产生效果，权力关系也就不会扩大与散播。

此外，支配者与被支配者处在一个权力关系之中，其位置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权力关系在冲突斗争和策略中随时都有可能被颠倒过来。

再次，权力关系渗透在整个社会的表层，它在每个个体和全体人民的身体和行动中再生产出各种微观权力关系。

• 全景敞视

“全景敞视监狱”最神奇的效果就在于，被囚禁者会知道自己正在受到观察，由此给自己造成一种有意识的“自我监视机制”，从而确保规训权力不断地自动发挥作用。

• 权力-知识

在福柯看来，规训权力也是一种“学科权力”，也就是规训权力不仅依赖于施加于身体之上的“监视”、“纪律”，而且依赖于与此相伴生的“学科”的知识。

这些“学科”运作于权力对身体的统治、支配和利益之中；也正是在这种身体的政治经济学中，权力关系鼓励了知识、真理与话语的产生、生产和再生产，比如临床医学、刑法学、心理学、教育学、统计学等。

3）《性史》第一卷到第二、三卷的变化，其实质乃是“生命权力谱系学”向“伦理谱系学”的转变。

福柯1976年发表的《性史》第一卷以及同时宣布的六卷本的《性史》研究规划，其性质可以定性为“生命权力谱系学”研究。

而1984年发表的《性史》第二、三卷则转向了古希腊罗马的性伦理的“伦理”研究。

根据每个时期的伦理实质、伦理义务的方式、伦理实践方式以及伦理的目的四个方面的区别，福柯的“伦理谱系学”大体上可以分为五个时期：

风格化的前柏拉图时期；

伦理反思的柏拉图时期；

“自我文化”黄金时代的罗马时期；

道德禁忌的基督教时期；

以及解放欲望的现代社会。

4）关于自我与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