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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tue Signaling|我是仅仅在秀正义感的女权男吗?

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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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秀正义感的女权男,他们在微博上点评性别议题事件,写文章讨论女权主义概念和话题,往往是为了让读者们相信,他们是有别于其他男人的,他们属于正义的一方。对他们来说,女权事业是一场自我营销:我是女权男,我优秀。这样的描述,估计会让我们想起不少人。对我而言,这更明显地让我想起一个人,并让我特别想问他:我是仅仅在秀正义感的女权男吗?

最近一段时间里,好几位在微博上拥有大量支持者的男性女权主义者“翻车”,被曝出各种性别歧视甚至涉嫌性侵的事件。于是,他们的“男性女权主义者”身份成为了讨论的热点。在各种的批判里面,有一个评论特别地抢眼,至少抢了我的眼。那个评论大概说,这几次事件只是让女性/女权主义者们知道了一件大多数女权男都早意识到并且经常提醒大家的事实:大多数以女权主义者身份自居和发言的男性,都不过是为了自我标榜提高人气而已。

在公共领域里面发言的女权男,通常不会直白地在标榜自己多么地尊重女性,多么地有正义感。他们的发言内容是关于女性的,是关于性别平等的,是关于不正义的。这些发言是对女性权益的辩护,是对性别平等的呼喊,是对不正义的愤怒。然而他们的动机,至少部分动机,是为了侧面展示给大家看,“我非常有正义感,值得赞美。”这种在公共讨论里面发言,但是动机是为了暗暗自我标榜正义感的行为,叫做virtue signaling,或者moral grandstanding,姑且翻译作“秀正义感”。

单纯秀正义感的女权男,他们在微博上点评性别议题事件,写文章讨论女权主义概念和话题,往往是为了让读者们相信,他们是有别于其他男人的,他们属于正义的一方。对他们来说,女权事业是一场自我营销:我是女权男,我优秀。这样的描述,估计会让我们想起不少人。对我而言,这更明显地让我想起一个人,并让我特别想问他:我是仅仅在秀正义感的女权男吗?


什么是秀正义感?

我们很讨厌秀正义感的人。不过,他们做了什么让我们讨厌呢?什么是秀正义感?

直觉告诉我们,秀正义感的人说正义的话、做正义的事的时候,他们是为了秀自己的优越。换句话说,秀正义感的人的动机里面,至少部分是为了得到其他人对他的道德高尚的认可。他们的发言和表现是有意为了展示或标榜自己在某个议题上的站位是正义和道德正确的,进而能够获得其他人的肯定和赞赏,不管是在同温层内还是同温层外。正如Justin Tosi和Brandon Warmke(2016)所说,秀正义感就是“将自己对公共对话的贡献变成一个形象工程(vanity project)”。

希望自己在他人心中的形象变好,其实是一种很自然的想法。作为道德共同体的一部分,我们希望向其他释放信号,表明自己是合格的、值得信任的成员,这样我们才能在共同体里面更好地被接纳和参与,共同体也会因此更加和谐运作。让秀正义感变得特殊的是,在秀正义感的人身上,释放信号让其他人赞赏自己成为了他们行动和发言的重要的甚至全部的动机。最典型的秀正义感行为正是那些完全只为博取眼球获得认可的假义愤填膺,那些仅仅看到可以在微博上或者现实中通过发表支持女性的言论而收获名声和粉丝仰慕的女权男。另外一些秀正义感的人,他们可能有部分动机是为了帮助受害者,但是自我标榜仍然是他们行动发言的主要原因之一。

与之相反,在我们的直觉里,真正有正义感的人,真正有美德的人,他们发言和行动的动机里面是没有关于他们自己的。一个真正慷慨的人,是一个看到别人身处困难便会出手相助的人;一个真正正义的人,是一个看到世间不公便会愤慨的人。甚至“做慷慨/正义的人,我应该帮助他们”的想法都完全不会出现在他们的想法里。与这些对比,我们就很容易发现,单纯为了秀正义感的人,为什么不是真正有正义感的人了:仅仅秀正义感的人并不是出于正确的理由而做正确的事情。


秀正义感有什么错?

没有出于正确的理由而做正确的事情,这就是仅仅秀正义感的人的错吗?我们因此讨厌他们吗?可能是,也可能不是。需要承认的是,现实生活里,我们行动的动机总是多重而复杂的。或许有人非常关心性别平等议题,热心为女性权益做努力,为性别不平等感到真心愤怒,她同时在公共发言和行动中,希望可以得到更多人的认可,特别是运动中小伙伴们的赏识,能够进一步参与到运动里面,学习更多做得更多。很难说她没有一点点关于自己的动机,但我们似乎很难认为因此她就做错了。同样地,要判断秀正义感有什么错,我们还需要观察更多秀正义感可能带来的后果。

秀正义感有各种不同的表现。有时候,为了标榜自己站在正义的一方,为了加入到“战场”之中,他们会不断重复和重复已经提出过的批评,围攻被认为不正义的一方【piling on】。在社交媒体时代,围攻变得更加轻易和快捷,同时也让公开羞辱的效果放大。

有时候,为了间接彰显自己的正义度,秀正义感的人会对正在讨论的话题发表越来越严厉的陈述和批判,这样才能在讨论中更加突出自己对正义更深刻理解【ramping up】。在本来就推崇一鸣惊人的社交媒体上,特别是同温层的社交媒体上,只有不停地语出惊人,才能显示自己的正义感。

有时候,他们会在被没有问题的事件上坚持认为问题严重,要别人看到自己对正义的洞察力【trumping up】。浏览一下当下微博、豆瓣电影的评论,我们就能很轻易看到这些发言。

或者有时候,利用大家都默认的直觉,越是对事件感到愤怒的人越有正义感,秀正义感的他们在发表对事件看法的时候就会表现过分的情绪激动【excessive emotional displays or reports】。为了展示出更坚定的信仰,他们总是看起来读起来更加地义愤填膺。

更有时候,他们会激烈地发表一些言论,让其他人听起来像是不言自明的真相,让其他人“意识到”他们更具有正义感【claims of self-evidence】。我们倾向于相信,仅当具有相当洞察力的人,才能如此自信地说出这么深刻的单句点评。而任何想要表示怀疑、不确定、不同意,都会被招呼成不够敏感,或者就是不懂。而且,如此不言自明的真相,不应该需要辩护。(Tosi & Warmke 2016, 2020)

除了这些,秀正义感或许还有很多其他的实际表现,我们可能都已经见过很多很多。我们不仅仅在个人身上看见过,也从各种为了营销自己品牌的公司企业那里看到过。不管个人还是企业,他们都希望在大家都关注的正义事业中获得好名声。他们不过是为了博眼球的盟友(optical allyship)(Zaki & Cikara 2020)。

他们的发言和行为,往往还会让公共讨论贬值,让越来越多的人不在相信任何公共领域里面关于正义、道德、平等的讨论。良好的公共道德对话对于共同体而言十分重要。正如Tosi和Warmke (2016)所指出,“关于正义的公共道德对话能够帮助我们一同发现公共事件中的道德本质,让我们找到对事件恰当的规范评价,也让我们更好地总结出合适的回应。”良好的公共讨论能够改善我们的道德信念,甚至可以带来道德进步。所以我们应该重视打造良好的公共言说和道德对话,我们希望当大家发表关于正义、平等、权利、尊严等等的发言时,他们是认真要讨论真正重要的问题。而当越来越多的公共发言不过是秀正义感式的自我标榜时,公共讨论的价值和贡献就变得越来越低,因为大多人不过是为了自我标榜而援用那些大词,而并不是讨论真正重要的问题;因为我们不在走到一起去发现事件背后的价值。

同时,我们会在秀正义感充斥的公共道德对话中感到越来越多的失望和背叛感,进而不再相信正义话语有任何价值。换句话说,秀正义感会给我们带来的,是越来越严重的犬儒:所有人做所有事说所有话,不过都是出于自我利益,根本没有正义不正义。当我们发现,每天关注的义愤填膺的他们,不过都是在秀正义感,不过是为了自我标榜,就好像那些常常在公共事件中点评的知识分子一样不过是为了展示自己理性客观中立而理性客观中立,讨论正义、平等、道德似乎也变得毫无意义了。那些假的义愤填膺,那些虚伪的愤怒,也让我们越来越难分辨哪些才是出于真正的不正义,我们也越来越难再对真正的不正义调动起我们的情绪,因为很可能我们的情绪已经被秀正义感的激动言论所消磨。每个人不过都是在秀正义感,假装正义。

或许,秀正义感是假装正义,但只要足够有影响力的秀正义感者们都在谈公共事件,都在援用正义、平等、道德来谈论这些问题,他们也就能够让更多的人意识到事件背后还是有道德评价可言,还是有正义与否可言,特别是对那些通过他们的人气而第一次接触到这些议题的人而言,这是非常有效的信息传播。不管他们的动机是什么,秀正义感者用他们的影响力让更多人接收到新的社会规范的变化信号,进一步通过影响力来改变越来越多人的信念,这实际上就是在带来道德进步。(Westra 2021)想象一下,因为高人气的秀正义感者们的间接自我标榜,越来越多人开始改变想法,越来越多人接受正义、平等、道德,社会规范也自然会慢慢改变,道德进步就会这样发生了。甚至秀正义感的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形象,也要继续谈正义,还要坐言起行。秀正义感能够带来道德进步,这才是重点。

从相信同一套正义观念的人看来,越来越多人接受这些观点的确像是道德进步。然而,我们如何确定,这些观念就是正确的,带来的这些变化就是进步的呢?我们要给出证据,我们要说出理由,我们要辩护和论证我们的立场。这些都要求独立求真追求道理的公共言说。而形象工程和秀正义感所推动的公共言说,往往只是在推动人们去为了获得正面形象而放出各种各种大词。就好像我们上面所说的,秀正义感往往表现为“信我就对了”“我一向尊重女性/相信正义/支持平等”等等的不言自明式标榜。这使得讨论变成自我形象的再确立。同时,当任何立场的人都在通过人气进行秀正义感来获得支持者的情况下,最终竞争的目标只是谁能通过影响力获得等多的粉丝,这时候我们很难说哪一个立场是在推动道德进步。

秀正义感式的公共对话,变相将本应该关于他人的议题变成关于自己的自恋式讨论。这或许是我们对秀正义感最为反感的地方。而之所以如此,或许并不完全因为这是一种虚伪,毕竟我们可以相信,秀正义感的他们并不仅仅只有自我标榜的动机,他们可能为了追求正义的同时自我宣传。不过,我们仍然会发现,秀正义感其实是一种不尊重他人的行为。当他们为了展示自己的道德高尚而发表公共言说时,他们其实是在释放一种“我值得信赖”的信号,不管这个信号释放给同温层抑或圈外人。很难说,这到底是不是在欺骗,但是这样的释放信号事实上是在利用营销形象而获得的社会资源,而不是通过实际上帮助他人来获得他人的信赖,就像真正有正义感的人一样,为着正确的理由做正确的事情。于是乎,秀正义感不过是吃着霸王餐,蹭了有正义感的人在公共领域中做出的言说和好事。他们误导了我们相信,他们是真心有正义感的人,而事实上,当他们更关心让别人相信他们是全心全意在为正义张声,他们并没有全心全意。(Tosi & Warmke 2020)我们都讨厌这些假装全心全意的自恋者。


我们应该如何对待秀正义感的人

无论是在女权议题还是其他公共议题,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很多如此这般的秀正义感者。如果秀正义感是错的,我们是不是应该把他们都指出来,进行批评?

这似乎理所当然:错误的行为应该被指出并且阻止。秀正义感也应该如此,我们应该停止让单纯秀正义感的行为再侵蚀公共言说和女权运动。但是,指出每一个我们看到在秀正义感的人,指责他们在走正义感,能够阻止和消除秀正义感吗?

公开地指出一个人正在秀正义感,“这不过是在自我标榜正义”,我们其实是在指控对方在做的正当事情背后有着不良动机。先不说我们难以完全证明一个人心里的意图到底是什么,更可能发生的事情是,我们的指控会被反转:“难道你不也是为了自我标榜正义?”就好像当下总是不停出现的“谁是真正的女权主义者?”的问题,已经渐渐从一个对女权运动反思的严肃问题,变成了一个讨论资格、讨论谁的动机最纯粹的问题。行动派在指控学院派“窃取运动成果”,学院派不满行动派“强占话语主导权”。公共道德对话变成了让人看起来毫无意义的“谁更纯粹”的争执。

有关正义的公共言说,良好的道德对话,目的并不是为了分辨出谁才是道德上更纯粹,谁是道德上的伪装者。良好的道德对话和公共言说,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更好地认识和处理重要的道德问题、正义问题。(Tosi & Warmke 2017)有些时候,问题的各方给出的可能是真诚的反对。如果对方的理由充分,我们更应该去反思这些反对的意见。而为了在争论中胜出而指责对方仅仅在秀正义感,往往只是为了让自己一方获得道德制高点,进而发生的,不过是继续无意义的人身攻击:你不过是伪装者。

更重要的是,也是我在讨论秀正义感时一直用“他们”的原因,我们常常倾向于认为,秀正义感的总是“他们”、对方、其他人。认出别人、他们的坏行为,我们能够轻松做到。但是要认识自己的秀正义感,恐怕非常难。而通过不停指出别人的秀正义感和自我标榜,我们更难去认识自己,我们更加不会去反思拷问自己的信念与立场。(Bowman 2016)既然我们的一方才是纯粹具有正义感的一方,我们的观念自然是正确的。指控对方秀正义感,变成了只为让对方闭嘴的捷径,反而成为我们无法真正加入良好道德对话的障碍。

而这或许正是我半逃避式的回答“我是仅仅在秀正义感的女权男吗?”方式:这个问题,不管是问自己还是问别人,都应该成为一个我们自省的警钟,而不是过分自信的延续。谁都可能有意无意成为了在秀正义感的女权者。然而我们关注的问题,不应该是我们自己的道德纯粹,而是为需要帮助和支持的她们带来支持和帮助。“女性主义运动也好,其他为了改善受害者或弱者的运动也好,参与这些事业最首要要回答的问题是,她们的生活和处境是否得以改善。”(《我是清醒的厌女者吗?》)

至于要消除秀正义感,当我们再次遇到在秀正义感的女权者时,我们或许更应该做的,是忽略他们。既然他们要追求的是关注,我们更应该取消关注。而我们自己,便是去诚实地问自己,我在帮上忙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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