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告诉下一代的是真相
孙杨暴力抗检事件，目前来说已经是走向完全相反的节奏了，《检察日报》全版刊出的三篇评论文章重新为这次事件的官方态度定了基调。这三篇文章不仅认同了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对孙杨禁赛八年的裁决，而且对孙杨不配合药检取样、把个人荣辱和国家捆绑的行为进行了直言不讳的批评。作为一颗弃子，孙杨不仅已经没有资格再把“爱国主义”当作自己的遮羞布，也不再被视为中国的骄傲而被媒体与民众所纵容，从神坛跌落到地面，其实也就只在于领导的一念之间。
鲁迅曾经在《论睁了眼看》写道：中国人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
是的，用瞒和骗的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掩盖真相，或者尽最大可能延迟真相的最终曝光，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真相最后总是会到来的，无论某些人之前用了多少的手腕和资源去隐瞒它、篡改它、扭曲它，它最终还是无法被彻底抹去。而在历史上，各种政治力量或宗教力量通过瞒和骗的手段打压过，而又往往最终得以平反的对象就是科学，从日心说到进化论，从孟德尔遗传学到现代医学的建立，科学的发展可以说是走过了一条坎坷曲折的道路。
科学理论或结论在某些国家的确可以通过政治或资本的力量加以隐瞒或篡改，某些伪科学理论也的确可以在政治或资本力量的加持下风行一时，但是科学区别于其他被打压对象的最大特征就在于它是一种客观规律的呈现，而客观规律并不会因为政治或资本的力量而改变。虽然通过政治或资本的力量可以在短期内强行扭曲对客观规律的表述方式，但最终却无法改变客观规律本身。科学理论背后的客观规律最终会让强行否认规律的人被迫接受客观规律的约束，伪科学理论背后的空洞无物也最终无法让强行自创规律的人得到客观世界的承认。
最典型的政治绑架科学的案例就是前苏联的“李森科主义”。前苏联生物学者李森科坚持生物的获得性遗传，否定孟德尔基于基因的遗传学，他把自己的学术见解化为“米丘林生物学”的主要内容，声称“米丘林生物学”是“社会主义的”、“进步的”、“唯物主义的”、“无产阶级的”，而“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则是“反动的”、“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资产阶级的”。李森科这种用政治绑架科学的荒唐做法先后得到了斯大林与赫鲁晓夫的支持，让他得以使用政治迫害的手段打击学术上的反对者，把持了苏联生物遗传学领域的话语权。直到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苏联的生物界才得以清除了李森科的学说。
而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气功热”则可以说是政治绑架科学在中国表现的最经典案例。“气功热”起源于1979年3月11日《四川日报》上的一则报道，该报道声称在四川大足县有一个名叫唐雨的男孩能够用耳朵认字，并由此引发了有关特异功能的热烈讨论与研究，1980年，钱学森在访问《自然杂志》时明确表示支持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并在1982年给中宣部副部长郁文的信中以党性担保人体特异功能是真的，1983年钱学森首创“人体科学”的概念，并筹建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以钱学森为代表的支持气功的学者通过影响部分领导将“气功热”推向了高潮。到了“气功热”发展的后期，气功表演逐渐演变成了“特异功能”展示大会，直到经历了“宇宙信息功学员头顶信息锅接收宇宙大气场，达成天人感应”、“水变油”风波、“严新徒手接原子弹、发功扑灭大兴安岭森林大火”等等闹剧之后，“气功热”才算逐渐消退。可惜的是最近几年，只有“水氢汽车”、“量子针灸”、“双黄连口服液预防新冠肺炎”等少数经典案例才让我们有幸一窥当年的盛况。
这些历史的教训已经足够深刻，提醒我们不能用政治去绑架科学，不该用民族主义去歪曲事实、掩盖真相来欺骗我们的下一代，因为那除了培养一批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狂热崇古、崇拜权威的战狼小粉红以外，别无用处。虽然从短期来看，这批战狼小粉红对于维护统治者的地位非常有利，因为他们会秉持支持当局、反对国外、对外强硬的立场来为人处世和参与政治，但是这同时也埋下了一枚定时炸弹，因为煽动者所推出的民族主义和欺骗他们的话语，会反噬煽动者本身，你利用民族主义和谎言来加强统治、统一思想、煽动民粹，那么民族主义者们也将会反过来绑架你，影响你的决策。比如，近代以来的日本在民族主义的加持下走上了对外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但也由于被狂热的民族主义所绑架，日本只能在这条不断发动对外战争的不归路上走到底，以至于一定要到最后被美国揍得遍体鳞伤，才能从“武运长久”的迷梦中苏醒过来。
再比如前段时间的抵制NBA事件，民众对外国文化的抵制就远远超出了政府所需要的程度，导致政府作为抵制NBA的煽动者，反而完全跟不上民众的节奏，最后只能反过来批评、劝阻、抓捕那些响应政府号召来抵制NBA的人。最近的国人反对外国人永久居留条例事件、这次的孙杨禁赛事件，结果都让官方感到难堪，最后不得不做出让步给自己找台阶下，这其实都是近年来政府高强度地进行民族主义教育，给全民打鸡血的后果。政府一旦决定利用民族主义来加强统治，那么在充分享受民族主义红利的同时，也必须面对民族主义狂热的必然后果，接受民族主义者们的反噬。
出于政治、经济的考虑，我们确实能够暂时欺骗、利用我们的下一代，但我们却不可能永远欺骗他们、瞒过他们，而且在后代最终发现我们曾经告诉他们的并不是事实时，他们会产生强烈的受骗感与屈辱感，我们的公信力也会因此破产。反复欺骗孩子的父母最终会被孩子所鄙视与疏远，反复欺骗民众的政府则会堕入“塔西佗陷阱”。
提倡传统、复兴国学、拔高中医、以古为尊，是文化上的复古主义；闭目塞听、文过饰非、夜郎自大、盲目排外，是政治上的民族主义，这两者可以说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它们所倡导的其实都是一种腐朽落后、保守狭隘、不思进取的价值观，它们在事实上并没有给现在的中国引入新的思想、注入新的血液、带来新的价值，反而是把已经蕴蓄了现代思想的新女性强行嫁给了行将入土的期颐之人，让已经适应了现代生活的民众重新经历远古生活的简陋，让已经具备全球视野的国人重新蒙上自己的双眼，这不仅显得不伦不类，而且是一种时代的倒退。
时间已经来到了2020年，难道我们还要像古人一样，永久满足于“古已有之”的时代么？还要像复古家一样，神往于几百年前的太平盛世么？还要继续让我们的下一代生活在这样一个自欺欺人的历史循环中么？鲁迅曾在《故乡》里发过这样的感慨：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我们不该再把后代束缚在“欲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与“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的无限循环中，反而应该启蒙他们、唤醒他们、解放他们，告诉他们科学、历史与文化的真相，让他们去创造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让他们有权利去追求一种全新的生活。不论我们能否预见这种新的生活是好是坏，我们都不应该再介入，不要再以我们这代人的价值观去塑造、评判和干涉他们的生活，不要认为没有我们，我们的下一代就过不了美好的生活。事实上那种生活是否美好已经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不要去打扰、破坏他们已经基于独立人格、自由思想所做出的选择。
202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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