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95後對六四的記憶轉變

我是一名95後，生於六四之後，算是趕上了內地言論自由的末班車的那一批人。

我現在都還記得小學的時候，微機課第一節課的內容是老師教我們上Google。

那個時候因為還沒上過英語課，所以一直記不住谷歌的域名是什麼，每次上課就隨機試錯，gogle、guge、googe都是我曾試過的域名。

我到現在都還記得谷歌頁面有兩個搜索按鈕，一個是“搜索一下”，一個是“手氣不錯”，而且那時候一直都想不明白那個“手氣不錯”是幹嘛的。

再往後，谷歌就被墻了。

那個時候我同樣還小，不知道為什麼大家突然就不用谷歌了，而是開始用一個叫百度的東西。我並沒有多想，也只是隨著大流開始用百度，逐漸也就忘卻了谷歌的存在，就像我們曾經經歷的很多被刪掉的歷史一樣忘卻了。

但我不得不說我運氣很好。

21世紀初的中國政府還沒有那麼保守，當然也可能是因為當時他們還沒有能力去打造一個更加保守、更加極權的社會。就像在中國內地曇花一現的谷歌一樣，當時十餘年的窗口期給了很多“反賊”足夠的時間去做啟蒙運動。

也正是在這個窗口期，我開始了解到一些“不存在”的歷史。

我第一次聽說六四是在上初中的時候。

我們當時的語文老師是個二十多歲的小夥子，六四的時候他還在上小學。

他說他當時的一位老師，本來都要升職成校長了，結果因為當時去了天安門，回來過後直接被貶黜到鄉村小學，永世不得翻身。

當時我還覺得這個老師好慘，居然被貶黜到鄉村小學。等到了後來了解更多有關六四的歷史過後，我才發現這位老師是何其的幸運。

我當時對這些事明白的不多，一個十歲出頭的小初中生能懂什麼政治議題呢？所以這事並沒有給我帶來什麼啟蒙。

再往後，是我聽我爸講六四。

他說當時就是學生討厭鄧小平，然後就去天安門靜坐示威，結果趙紫陽一句“現在都是小平同志說了算”一下子把學生都激怒了，後來共產黨就派軍人過去把學生都抓了。

我當時有很多疑惑：趙紫陽是誰？當時有沒有死人？為什麼那些學生會痛恨小平爺爺呢？

我當時的求知慾並沒有那麼強，我也沒有多問。

但現在想來還好我沒有多問，因為我後來並不覺得我爸能告訴我有關六四的真相，對這件事的無知也讓我在了解這件事的時候沒有預設立場，反而有助於我去了解真相。

雖然說中國內地從來沒有過真正意義上的言論自由，但是那會兒的環境確實比現在要好很多。

那會兒我的高中政治老師也是個“反賊”，他上課從來不講課，就一直痛斥共產黨，大談特談民主自由相關的事情。那個時候你甚至可以在課堂上從他嘴裡聽到劉曉波的故事。

我現在都還記得他的原話：“我們在網上從來不提劉曉波真名的，因為提了就會被抓。所以我們在聊他的時候都用代稱，比如‘劉美女’。”

現在再回想這些事，再帶入現在的環境，真的是非常有意思。

但那個時候我並不喜歡他，因為感覺他傷害了我的愛國情懷，但我的反抗也僅僅是經常翹他的課而已。

上大學之後聽別的老師說他現在已經老實了很多，不會再在課堂上講那些話了。後來他甚至還成了我們當地的一個什麼紅色典範，經常接受媒體採訪，在攝像機前面對政府大誇特誇。

十多年過去了，我和他的位置位置居然對換了，到底是他覺醒了，還是我墮落了？

我從不否認自己過去是個小粉紅這件事，但我也並不以此為恥。

因為我即便是小粉紅，我也沒有做過傷害任何人的事情。我沒有在網上罵過人，沒有舉報過誰，也沒有參與過網暴。我唯一的“攻勢”也僅僅是翹掉了“反賊”政治老師的課而已。

而且現在想來，我就算過去是小粉紅，我也不可能終生都是小粉紅。

實際上我在上初中的時候就搞了一個博客，在裡面經常寫一些批判社會體制的文章。那些文章現在看來十分稚嫩，但這確實說明我骨子裡就不是一個順從的人，只需要一個恰當的時機，我就會跳反。

而這個時機，就是我上大學。

在上大學之後，因為我讀的是IT相關的專業，我也幸運地學會了翻墻。

最開始翻墻的時候我還是會感覺有些不適，因為墻外的反動言論確實很多，讓我這個還沒吐完狼奶的小年輕有點適應不了。

那會兒我也開始了解了一些有關六四更多的細節：

六四的起因是胡耀邦在任內突然死亡。

當時的民眾對於貪腐和獨裁感到非常不滿。

這並不是少數群體的行為，而是全國性的、得到了社會各界支持的大眾行為。

死了很多人。

但是我當時還在讀書嘛，待在象牙塔裡的時候是很難體會民間疾苦的。

特別是那會兒阿拉伯之春和烏克蘭的反抗運動結果都不太好，我也一直在糾結六四成功了對中國是否有好處。

我當時得出的結論是：六四成功了的話對國家是很不利的。

這個結論我到現在也不覺得的有錯，因為這件事失敗了確實對國家很有利。但我當時卻忽略了一個問題：國家、政府、政黨、人民，這四者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我現在的結論應當再加一小句：六四成功了的話對國家是很不利的，但是對人民是有利的，反之亦然。

在這裡我不得不感謝我上大學時的兩位毛概課老師。

大家都知道這種課是划水課，老師講得水，學生也基本不會聽。但我不得不說我碰到的兩位老師的專業能力真的極強。

這兩位老師我估計也就二十多歲，最多三十歲出頭，就已經是相關專業的副教授，這在一個工科大學是很難得的。你翻開教材，隨便指向一句話，她們就能給你講出這段話有關的所有的歷史，包括有誰參與、每個人都有什麼故事、這件事的起因和影響，她們都能娓娓道來。

不同於只會教課本知識的老師，她們每堂課都會拿出一個當時的時事熱點問題讓我們來做分析。分析沒有標準答案，更沒有對錯，只要你願意說，她們就能給出恰如其分的點評，並且引導你做更深的思考，頗有哈佛公開課的味道。

我不得不說，這兩位老師確實對我對我未來的思維方式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甚至我在碰到很多政治議題的時候都還想再去請教一下她們。

但很遺憾，我沒有她們的聯繫方式。而且就算留有聯繫方式，我也不會問她們。因為現在已經不是可以在課堂上大談特談劉曉波的時代，我已經不能再奢求她們能再給我任何有用的答案。

不過幸運的是，此時的我已經不再需要答案，我可以自己去摸索答案。

在畢業之後，我開始了被社會毒打。

在毒打的過程中，我對這個社會的不滿也開始越來越多，我也開始探索這些不滿的源頭在哪裡。

不可避免的，我在這個過程中看到越來越多的不存在的歷史，也慢慢變成了一個超級大反賊，對六四評價也開始了轉變。

用網上的話來說，我終於把狼奶吐乾淨了。

但我絕對是幸運的，我骨子裡那股不順從的勁兒，再加上95後恰好碰上的言論自由窗口期，都是我了解真實歷史的重要契機。

但是現在的00後和10後還能有這種契機嗎？我覺得大概是一丁點都沒有了。說得嚴重一點，我覺得這兩批年輕人甚至會復現六七十年代的中國。

就在前些天六四紀念的時候，我在推特上看到很多人都說這是“慶祝中國共產黨破解西方顏色革命32週年紀念日”，而這在以往是從來沒有過的。

從今往後，我這樣的經歷可能會成為一種絕唱，而所有人都有了“正確的集體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