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县城高中，我们班有25个人上了清华北大

在网上查到高考分数的同时，我收到了高中班主任的确认电话：“是759分吗？”

得知全省理科最高分是760分，她的语气含着兴奋的震颤，却透出几分惋惜：“哎，差一点就拿到省状元了呢。”

这是我们这所县城高中成立九年以来，高考成绩最好的一次，全校第一名不仅摘下了地级市理科状元的桂冠，距离省状元也只有一步之遥，全校第二名也同时成为了省理科第三。

那年，我们班有25个人上了清华北大，是建校以来最为巅峰的成绩。从10年建校以来首批高考清北录取14人的成绩以来，理科一本率从78.5%上升到15年的92.7%，而在10年以前，没有人记得起县级市里上一个考上清北的同学是在多少几年前。

神话从奥数开始

在我们那座小县城里，从低年级开始，奥数的军备竞赛便遍布了每一所小学。

本地，好的私立初中通常通过考语文和奥数来挑选学生，学生入学后，按照数学成绩被分在实验班和平行班。在实验班中，又筛选出成绩最好的前五十名进入最好的A班，后面的50名进入B班，后面依次排序。

从小学毕业的暑假开始，A班便开始快速地学习初中数学。当时我在的班级初一结束便学完了初中三年的数学课，同时，数学竞赛课是同步开始的。这意味着语文、英语、历史、政治等文科课程的时间被大量倾斜到数学课上。

在21世纪初，我就读的初中刚创立不到五年，凭借集中式的数学竞赛，迅速成为市重点高中的优质生源地。但是，不知什么原因，早几年，我们初中的学生去到市重点高中之后，不旦竞争不过来自其他初中的学生，反而被排挤和嘲笑。于是，校长为了继续培养自己初中的学生，便创立了高中部。

我们的高中建校第一年便打破了县城里零清北的神话。通过高强度的理科竞赛训练，学生可以通过竞赛拿到清北的保送资格。拿到资格之后，只要高考成本超过一本线，就可以去清华北大读书。

因为近乎100%的高考重点率和耀眼的清北学生，县城里的家长挤破了头想要进入我们的初中，一方面导致从小学开始的奥数军备竞赛愈演愈烈；另一方面，家长如果想花钱把孩子“买”进学校的价格也越来越高。后来，光有钱还不行，必须走关系。有学生成绩真的很差，花了20万进入我们的初中。据说，“买”进去的学生们被分到一个班里，被冠名为“千万班”（50*20）。

靠成绩进来的学生被划进了实验班，实行严格的军事化管理，据说A班的竞赛老师都是校长亲自从外地学校花几十成百万高薪挖角过来的。而平行班的老师水平较差，班风也更为松散，普通的老师只是领着几千块的薪水。所以有说法，平行班交的学费都交给了实验班。

确实是这样，平行班的学生交了更多钱，却享受不到更“好”的教育资源，从一开始，他们没有获得更高的分数，但进入这所学校以后，希望也同样渺茫。

初中开始，我寄宿在学校里，两周回一次家，寒暑假通常很短，大约只有一周，其他时间便都在学校度过。从早上七点到晚上十点，课程被密密麻麻地排满了。宿管老师非常严格，会晚上挨个宿舍查看，给还在叽里呱啦聊天的宿舍无情地扣分。老师也不允许学生挑灯夜战，没收过许多被窝里的作业本，因为按照他们的话说，只有休息好了，第二天才有精神认真上课。

每个学期，我们会参加无数考试，小到学科单元测试，大到期中期末考，后来还增加了月考。每次大考，我们都要经历一次令人窒息的倒计时。考试前一周开始，老师会突然成册成册地发卷子，原本需要2小时考试时间的卷子被要求在一节45分钟的课内做完，然后老师会迅速地批改出来。

每个人被埋在书本堆和试卷堆里，反复地做那些不知道已经做了几遍的题目，反复看那些画满了红叉的卷子，反复背诵那些不知道为什么要背的公式，静静等待考试铃声响起，像犯人在等待审判。

考试那天，所有人被分配到一个号码，那个号码会带着我们去往一个随机的未知的教室，坐在一个陌生的位置上。那个教室的格局与自己每日坐着的那间是那样不同，但陈设却是那样相似——书桌上堆成山的书和试卷、黑板上红色楷体的座右铭、每个座位旁七零八落地陈列着的装着书的塑料箱。这个时候，我们从学生变成了考生，带着透明文件袋里装着的黑色中性笔与自动铅笔，默许几张薄薄的A4纸裁决我们的未来。

每年我们都进行一次分班，到初三，班级的学生组成渐渐固定了。分班按照大考总分的排名，分别有理科总分和不分科的总分。理科总分高的同学理所应当地被分配在A班，理科分数不那么顶尖的学生则必须要在总分上达到均衡才能被留下。A班以外的实验班中，只有第一第二的学生才有机会凭借分班的机会进入A班。

我们的生活似乎和集中营无异，每天按照严格的时间表吃饭睡觉上课上厕所，虽然不是强制劳动而是学习；手机、课外书、杂志、游戏，各种娱乐互动被禁止，交谈不被鼓励；我们按照考试分数被论资排辈，看似用自己的努力获得了成就，却在相同的复杂系统中奔向同一个终点。

加速竞赛

因为理科成绩是硬性指标，A班的男女比例严重失衡，大概达到3：1的程度。我属于那种理科成绩一般，但文科比较好，所以总成绩较好的女生。其实小学的时候，我学奥数就晚进，也颇为吃力，不知道为什么到了初中能一直被留在A班。

但我确实特别努力。我异常羡慕那些数学好的男生，他们似乎不需要做什么题目，铅笔在刺猬头上摩挲一番，复杂的数学竞赛题目就被轻松地解出来了。而我花了大把大把的时间，把同一题型做了十遍，还是只会做原来的那道题，无法举一反三。但我只有一个想法，一道题做不出来，我就做十道题。我放弃了与那些天才数学少年竞争的想法， 用男生在数学上天生的优势聊以自慰。毕竟，我的英语和语文都比他们好。我不需要背诵就可以把单词记到脑子里，不需要记语法就可以理解英语句子的构成。文科的相对轻松让我省下了更多时间去做数学题目，当我把每本练习题都写到原本的两倍厚时，我的理科成绩终于有了起色，运气好的时候，还可以挤进前列。

就这样，初三时，我们整个班直接升进了高中部，从“初三A班”变成了“高一A班”。

初三的暑假有两周，刚玩了三天，学校突然发短信给家长，让我们迅速返校。除了当时我的那位同桌在三亚旅行，硬是向老师请了假，所有人都不情愿地回到了同一所学校，用三天的假期告别了初中，开始高中生活。

自建校以来，这片校区一直是校长心目中的宝地，据说三面环山，风水好。比起初中部，高中部的校园格局更加狭窄，六或八人一件的宿舍里配有两平方米的狭长的独立卫生间，铁质的上下铺总是嘎吱作响，男生们在水泥地操场上打篮球。不过两分钟，我们便可以从宿舍走到食堂，再花两分钟，从食堂走到教室。吃饭通常花不了十分钟，排队，打饭，吃饭，收盘子，每天每餐的食谱都是固定的，我们不需要挑选、付费，饭钱早已经被包含在学费里，这也为我们省下不少时间。

高中生活比初中更紧张了，老师紧锣密鼓地开始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课，把高中知识像海绵一样压进我们的脑袋，然后开始往里面注水，顷刻便变得沉重不堪。

作为A班，我们的教室也一直在教务处的附近，到了高三则搬到了校长室隔壁，据说是为了方便管理。与初中不同的是，高中的A班，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必须学习竞赛。开学两个月，老师对我们每个人的竞赛意向做了调查。他让我们每个人在纸条上写下自己想学哪门竞赛：数学、物理、化学，或者不学竞赛。一些同学选择放弃竞赛这条荆棘路，但也等于只选择高考这一条独木桥。

那时我不知道，自己的未来三年，就被这一张薄薄的小纸条所决定了——我选择了物理。高中的头两个月，我收到了极其惨淡的物理分数，100分的卷子我只能考到60分，这对于一直是优等生的我是莫大的打击。我努力地将试卷上的每一个空白都用数字和公式拼命填满，却只收获了满纸红叉。我堵气在纸条上写了“物理”交了上去，下决心想要和这门我搞不懂的学科斗争到底。

后来我才知道，其实我们并无自由选择的权利。一些竞赛成绩不那么好的同学，被老师语重心长地劝退了；一些成绩比较好但不想学竞赛的女生，被老师约到办公室大加鼓励；而好几个初中数学特别好的男生虽然填写了物理，却被老师分到了数学竞赛班。讲道理，我的物理成绩那么差，理应被劝退；大概是老师基于我初中的光辉历史战绩对我抱有希望，便给我了机会。

最后，最热门的数学班有近20人，其中女生两名；物理班第二，十几个人中有我和另一名女生；化学班十来人，也是两个女生。有超过一半的女生放弃竞赛，选择专心高考。

参加不同学科竞赛的小班离开了原来的教室，搬进了各科竞赛老师的办公室，直接在老师的眼皮底下开始了各自的竞赛生涯。而剩下的同学不足十五个，被留在原本有五十多人的偌大的教室里，被称为“高考班”。竞赛班的同学通常会在原来的教室上完早读、一节语文课、一节英语课，然后在竞赛老师的办公室读过余下的一天。

物理对我来说，犹如一座永远无法逾越的高山，可我仍卷起裤腿挣扎着想要向上爬，即使整个过程汗流浃背，精疲力竭。那时我不太和同学们说话，大多数时间埋头刷题。在食堂吃饭，我常常是五分钟解决，食不知味，走路的速度也很快，这样两分钟的路程便可以压缩到一分钟；学校的日程规定每天中午都有一小时的午休，我通常看书和做题50分钟，最后十分钟小憩，并定好闹钟准时醒来，防止自己睡过头；晚上睡前，宿舍里的女生需要排队轮流洗澡，等待的时候我便拿着练习册在微弱的灯光下看题目。

我不觉得自己那时有多么努力，因为身边的每一个同学都是这样的。我们不被允许参加任何学校的社团、活动，也不会担任任何班级的职务，老师认为，任何学习以外的事情都会分散我们的精力。初中唯一一名没有直升高中的同学选择去了市里最好重点高中，后来我们在北大又成为了同学，听他说，他的高中生活丰富多彩，有很多社团小组、运动会、文艺演出等活动，那时我才了解到，外面城市里的孩子可以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抵达我们拼了命想够到的终点。

我成为了物理班刷题最多的学生，也是唯一一个把物理竞赛老师那个书架上密密麻麻排布着的竞赛书几乎全部看了一遍的学生，但我永远无法成为物理最好的那个学生，甚至只能勉强达到中等水平。

物理班有一位神童般的男生，他沉默寡言，从不与女生讲话，把小卖部的冰淇淋当饭吃，我们在晚自习努力刷题的时候，他似乎总是百无聊赖地在草稿纸上演算着什么，优哉游哉，但是每次无论考试有多么难，他都能拿到满分。

我们两周回一次家，能在家里睡一个晚上，爸爸每周开车接送我。在他的车上，我不知流了多少眼泪。我哭着跟爸爸说，物理竞赛太难了，不管我怎么努力，也学不好。我的好胜与自尊终于妥协于物理的大山。我忐忑了好几天，终于下定决心，扭扭捏捏地走到班主任的办公室，对她说：“老师，我不想学物理竞赛了……”

高中班主任是一个长相清秀漂亮，声音温柔的女老师：“为什么呢？”

“太难了……我想去高考班……”我疏于解释，忍不住掉下眼泪来。

“不会呀，你做的很好呀！再坚持一下！”班主任终究没有批准我的请求，她带着和善的微笑，用一些不痛不痒的鼓励把我劝了回去。“你可是我们班数一数二的学生！会学好的！”

那段时间，我的头发大把大把的掉落，小时候一头浓密的黑发，几乎只剩下三分之一。

三六九等的学生们

我们的初中班主任是一位长相漂亮的英语老师，也是在当时的小县城里，为数不多的口语比较好的英语老师。她喜欢穿裙子，一星期不重复，有时候甚至上午和下午还换两套裙装。我们班被她管得服服帖帖，而隔壁班因为是大大咧咧的语文老师当班主任，班风更为跳脱，戏称英语老师为“丝袜女王”。

英语老师虽然自己醉心打扮，对我们班女生的态度却极为保守。她不允许女生穿得“花枝招展”，还不允许穿牛仔裤，私下里悄悄对我们说：“穿牛仔裤不利于腿部的发育”；她不允许女生长发披肩，也不允许女生留刘海儿，当时女生中那些希望用刘海儿盖一盖暴走的青春痘的女孩，也不得不梳起马尾辫和大背头；她盯着班级里每一个和男生走得比较近的女生，定期拉到办公室“谈心”。

当时小西是我们班一个长相漂亮，性格活泼的女生，笑起来很阳光。有一次，英语老师把她叫到办公室里，当着语文老师和科学老师的面，对她说：“你不要勾引我们班男生。”

小西回忆起来，当时语文老师一脸惊诧地抬起来，尴尬地说：“好像也不是这样吧……”而在场的科学老师是一位男老师，小西至今还记得他投来的鄙夷的目光。

这些事情，是我在大学本科毕业后，和初高中同学聚会，才了解到。听到他们对初中班主任的不满，我感到错愕异常，那时的我就像一具乖巧的洋娃娃，只知道墨守成规地讨好，奉老师和父母的话为金科玉律，从未意识到，那个思想保守的老师控制着我们的整个人格和思想。文静、端庄、自重，在英语老师那里，是一个好女生必备的特质。

“大概因为你是老师心中的A型女生吧。” 同学们这样解释。

根据我的同学的理论，在初中时，英语老师凭借第一印象在心中把每位同学分成了ABCD等。如果A型女生和B型女生同时穿了牛仔裤，那她首先会去指责B型女生。英语老师心中的A型女生的特质是：聪明、文静，最好漂亮。我和英语课代表（当时班级里最漂亮的女生）就属于英语老师心目中的典型A型女生。

学校每天晚自习有二十分钟的夜宵时间，食堂会为我们提供夜宵，很多家长也会来给孩子送夜宵。中考前几周的一个夜宵时间，我拿着妈妈送过来的草莓分享给同学吃。上课铃响，同学们吵吵嚷嚷地重新回到座位上开始晚自习，英语老师在教室门口挥着手叫了一句：“xx，来办公室一下。”转身离去。

我一头雾水地起身。英语老师坐在办公桌前，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以后不要分水果了。还有几周就中考了，你这几次模拟考都不太理想，本来是可以考得更好的呀……要沉下心来，不要考前心散了……”

我想起自己刚刚在课间和同学们聊天，大笑，喧闹的样子，又回忆起自己几次模拟考的失利，心中竟升起无限的愧疚来。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回到自己的座位上，默默做着作业，像是一颗打蔫了的柿子。我仿佛做错了一件大事，觉得自己没考好试，确实是因为自己三心二意了。

当时坐我同桌的一位女生说：“大概因为你分水果的行为打破了老师的幻想吧，既然你是A型女生，你就得文静，怎么能大吵大闹地分水果呢！”

后来读到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描绘的图景，处处在现实社会中有着映照，我想，英语老师的心中，大概也有一座她的美丽新世界吧：在那里，好女生和好男生必须以相同的模样按规矩成长，不同等级的男生女生则被给予不同的对待；在那里，人性灰飞烟灭，秩序决定一切。

我们班里一直以来最努力的小千，理科成绩一直不太好，到了高中就更落在后面。但经历几次分班，她都稳稳地留在我们班。我们对此心照不宣：传闻小千的爸爸是县城里某事业单位的x长，有强大的关系网络。即使是像我们班这样以成绩论英雄的体制，还是会存在学生以关系进门的空间，掌握着分班很大话语权的班主任也更喜欢把A型男生女生留在班里。

小千每天最早去教室，最晚回宿舍，下课的时候从不聊天，拼命做题目，两周休息的那一天还去老师家里补习。但是学习确实不是一件投入十分努力，便能收获十分回报的事情，或者说，这个世界上所有事情都不是这样。

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我们都不太喜欢小千，我也是。并不是因为她最努力，也不是因为她成绩不好，而是我觉得她有些“小气”。初中的女生喜欢两两结对，每一对关系好的女生会一起吃饭，走路。小千似乎十分缺乏安全感，如果同伴没有等她自己提前去吃了饭，她会泪眼汪汪地问“你为什么不等我？”；她喜欢无时无刻地黏在同伴的身边，即使厕所也要一起陪同去。起初她的成绩也不错，被同学们表扬的时候，她总是含着羞赧地笑极力谦虚：“没有，我考得一点也不好，这里错了那里也错了……”

我看不惯她动不动轻易掉下的眼泪，看不惯她对着每一个女生讨好的笑容，看不惯别人夸赞她时那种虚伪的谦虚。当班级里很多女生都这么想时，一种无形的孤立氛围便产生了。女生们都不想跟小千玩，特别是知道了她的背景以后，莫名地开始以一种不自然的态度与她相处。

“不知道为什么，你们女生好像就是在孤立她。”近十年以后，初中同学中的男生这样跟我们说。

“是吗？好像是有吧。”我们女生模糊不清地承认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大家都只是遵循着自己心中的印象去做出评判，我们单纯地比较喜欢这个人，比较不喜欢那个人，却不知道自己对人的态度，会给另一个人造成多么大的影响。

到了高中，小千的学习变得越来越吃力，性格也越来越敏感。她更频繁地掉眼泪，因为压力大，从寄宿改为走读。我听说，考试前，她的妈妈会去庙里给她拜了护身符来，让她随身带着。而她家里房间墙上，贴满了从庙里求来的红色符咒。

清北的入场券

当时，我们每个竞赛班都外出集训过。集训需要交几万元的学费和住宿费，似乎是自愿的，但没有家长不愿意花这个钱。高二的时候，我们整个物理班去了长沙进行一个月的集训。我们由一个年轻的女英语老师带队，住在短租的一套小小的商品房里，男女生各住一个房间，房间里紧密地排放着和学校宿舍类似的上下铺。带队老师每天给我们买早饭，一个钟点工阿姨每天负责给我们做午饭和晚饭，因为我们是浙江人，这位湖南的阿姨从来不做辣的菜。

我们的老师是来自长沙当地重点高中的物理竞赛老师，也有来自高校的物理老师。老师的长沙口音很重，吃力的普通话里总是不自觉冒出几句方言，我们总是在背后暗暗模仿，在繁忙的学习之余努力寻找点滴快乐。对学生来说，那是一段出逃的时光，我们逃脱了监狱一般的学校，即使被关在异地的这座小小商品房里，每天也充满了新鲜感。没了班主任和宿管老师的监视，我们还可以在晚上睡觉前玩一会手机。

期间我们去雅礼中学，和当地的学生一起考过一次试。据说，我们的老师和物理竞赛出题组走得很近，所以校长坚信这样外出的集训经历对我们大有裨益。除了去长沙的集训，我们还去浙大进行过好几次实验培训，每次都需要交几千元的培训费。

两年的竞赛学习，最后成败取决于一次全国竞赛。通过复赛进入省队，便意味着拿到了清北的入场券。那年的物理复赛在浙江杭州举行，所以浙江的省队也有更多名额，虽然政策有了变化，进入省队不能被直接报送清北，但当然意味着离清北更近一步

考前夜以继日的培训在这背水一战中终于有了回报。后来，我们物理班好几个人进了省队，并在决赛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纷纷被清北招生办签下高考考到一本线就被录取的协议。

这对“闭着眼睛也能考到一本线”的A班学生来说，几乎已经一只脚踏入了清北的门槛。

高考成绩出来以后，清华北大的招生老师都来我家“坐谈”过。虽然我内心更想去清华，但因为之前通过物理竞赛和北大签订了一本线协议，学校不允许我毁约。我仍然记得班主任盈盈的笑脸：“xx，你肯定得去北大的呀！这个不用说了的！”虽然毁约对我个人来说没有任何损失，但却会破坏我的高中与北大的关系，而与清北两所学校招生办老师的良好关系，是校长多年以来苦心经营的。

当时我们班有些同学的高考分数够得上清北，但只能选择一些偏门的专业。学校会苦口婆心地劝他们去清北，而不是好专业的其他学校，因为学校追求的是清北学生数量的绝对数字，校长并不关心你去是否选择了合适的专业或心仪的学校。

包括我自己，因为高考分数高，在父母的期望下选择了金融专业，却发现自己毫无兴趣更无法擅长这一领域。金融是一个需要极佳的口才、表现力和人际关系的行业，而我带着我高中母校典型好学生的特质：沉默、木讷、缺乏组织能力与社会经验，除了学习，我什么也不会。

因为竞赛上的清北，我的同学们大多数读了数学、物理、化学等基础学科，有一半的人在第一年努力学习，在第二年转到了自己想念的专业；有人在基础学科坚持着，读到博士；也有人进了大学就沉迷游戏，因为挂科导致延毕。

对于我们这群清北的学生来说，中学生活的结果从大众社会角度来看是极其成功的，我们为其盖上了“虽然很辛苦但很值得”的光环，努力忘却那些令人不快的细节。但是，我终于意识到，那段被严厉规训着的中学时光，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痕迹。于我而言，所谓的名校光环像是戴在头上的荆棘冠冕，带来更多的是负重，而非荣耀。

我们那一届毕业以后，学校的高考重点率似乎有些波动，考上清北的学生数量也并没有大幅上涨。但学校仍然在不断扩大招生规模，在县城里新建了几个分校，本来实验班都不需要交钱，但现在除了A班的50名学生以外，所有学生都需要交几万块的集资费才能进入学校，而据说集资费也近乎翻倍了。但县城里的家长们仍然挤破了脑袋想让自己的孩子进入这所学校。即使，几乎每年都会有一位跳楼的学生，家长们为了孩子的“前途”，只能在心里默默祈祷“我家孩子不会这样的”。

但谁知道呢？今天的家长比我那一代的父母更为焦虑，他们的目的是，通过这样的教育模式，让我的孩子获得高分，考上名牌大学。正是在这座保守、封闭的南方小县城里，高考还是农村孩子们体面地提升社会阶级的唯一通道，尤其是那些家庭情况不是很富裕的家庭。当地有不少老一辈做生意赚了钱，几万甚至几十万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是什么大钱，但如果孩子读书有出息，便是光宗耀祖的事情，他们渴望自己的财富匹配上知识，才更能被认可。

高中毕业五年以后，我们这群已经认识了十多年的朋友因为疫情重新聚集到这个小县城里，便约起来聚聚。从北京回来，我们才有机会在县城街道上开爸妈的车，初中的同桌仍然像当初一样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样子，在汹涌的车道上横冲直撞，却跟着导航完全开到反方向去。

她嚷嚷着自己只会前进，不会倒退。我作为一个菜鸟司机，便硬着头皮坐上了驾驶座，倒也开得流利平稳，只是到了倒车的时候，换了三四个男生才停好。

一起同学聚会时，我们像是开玩笑般，开始互相指认着谁是中学班主任眼中的A，谁是F，我才发现，那些成长的碎片对日后的我们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

我们在沙发上笑作一团，假装那些回忆离我们都那样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