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绳丨8月：治愈自己，不必感谢苦难（2022年，总第2期）

原文发布于2022年8月31日，平台包括微信订阅号/知乎/Revue，因微信订阅号删文封禁经历，考虑备份至Matters（不排除后续以Matters、Revue为主）。预计10月31日，“结绳”系列更新至10月的内容。

8月，我想和你分享的一些话题，包括精神内耗、生育率、认知偏见以及乐趣的新定义。

这些内容或许都是过时的“热点”，但我不想把“热度退却”归咎于内容本身，而觉得是互联网环境呈现的结果。相反，它们还可以从不同的视角进入，得出新意。

希望这篇“结绳”能做到这一点。

讨论

01丨治好精神内耗的不是什么？

《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这条视频本是7月下旬发布，随即引起的争议却绵延至8月而不绝。[1]

我的部分疑惑来自视频内容与标题的推导。倒不是在意作者衣戈猜想是否真的回村“三天”，问题出在“治好了精神内耗”的结论上。自始至终，我似乎都没有准确把握衣戈猜想的精神内耗是什么，“二舅”又是如何让他豁然开朗。

但确实有很大部分观众受到了某种鼓舞和振奋。视频中不乏促成这种积极情绪的苦心经营句段，结尾旁白即是代表之一：“人生重要的不是胡一把好牌，而是打好一把烂牌。”这些所谓“金句”很快被央视网等主流媒体转载、二次创作，引起更广泛的传播。[2]

衣戈猜想的另一段升华，同样令我感到不适。作者说自己“北漂九年，也曾有幸相识过几位人中龙凤，反倒是从二舅这里”，让其“看到了我们这个民族身上的所有平凡、美好与强悍”。我认同一篇刊登于燕京书评的文章的定性：拍摄者的言说配不上数十年里中国农民所经历的苦难，与过去几十年沉痛的中国历史相比，这个片子显得肤浅而轻佻。[3]

如果非要说有什么能治好精神内耗，那这个答案很大可能需要先排除回村。

按照“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我国居住在城镇的人口占比超过60%，乡村之于他们，或多或少变得陌生，大概只剩下一个用来寄托想象投射的回不去的“远方”。我曾在乡村主题阅读中提到，农村的根基在城市化浪潮中已经发生流变，而家乡的内涵也远非“美好”等过于抽象的词汇便能一言蔽之。[4][5] 

单就苦难而言，只有隔岸观火才会觉得留在乡村的群体满是坚韧自强。但凡适应都市生活后，回村待上一两周，亲缘关系所延伸出的种种盘根错节的现实，不出意外只会加重你的精神内耗。

实际上，大部分人（包括写下这些文字的我）——我尝试如此描述：常年生活在城市，对长辈的人情往来知之甚少，只在节假日回到无论观念抑或生活习惯都难以融入的“老家”，待上几天再匆匆离去，不太能体认村子间歇性热闹背后的衰败、单调和乏味——都已经用脚投票了，不是吗？

衣戈猜想在回应《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文案的真实性时，信誓旦旦地说，“这里面不光每一个字都是真实的”，自己“还删改了一些听上去更具有传奇性色彩的东西”，避免过于“一惊一乍”。然而，“二舅”镇上干部接受采访却称，“视频跟掌握的情况有出入”，例如视频提及的残疾证，“当年已经办下来了”。[6][7]

更值得追问的是，谁该对“二舅”的苦难人生负责？媒体人梁文道在相关播客节目中提到，视频引起的共鸣和不一而足的类似案例，暗示着这背后存在农村空心化、残障人士养老等制度性问题。[8]

可惜，这些似乎都被主流声音有意无意地略过。套用时下流行的句式，我认为这十分伤害民族感情。不只是“二舅”，梁文道提醒，今年以来，丰县八孩女子事件、唐山烧烤店的打人事件、郑州储户的存款流失事件……这些足以令人觉得民族情感受到伤害。结果，喜欢标榜爱国和维护民族情感的部分群体，却只关注谁在“犯我中华”。

如果治好内耗意味着精神振奋，那这个方子恐怕也需要排除诸如“见证历史”的行动。

8月初，中文互联网上出现一股准备击落美国军机的氛围。始作俑者之一是《环球时报》特约评论员胡锡进，他在微博账号的一条动态里预言，倘若“美国军机和佩洛西飞机闯入台湾12海里上空，解放军战机有权向美国飞机发射导弹，击落美军战机和佩洛西乘坐的专机”。[9]

很多人好像没意识到，将一国政要的军机击落，意味着两国之间近乎宣战。相反，这部分群体只看到了“武统台湾”指日可待，扬言有生之年终于可以实现去台湾买房的心愿。

可回过头来看，历史是什么？稍微绕远一下，我想起梁文道曾在一席做过的演讲，题目叫《没有英雄，没有天才，革新是一连串的细节》。他以“通才”达芬奇的成就，反推了“文艺复兴”（Renaissance）之所以能出现的各种条件和背景：

（文艺复兴）它是很多很多人，在每一个不同的领域，可能为了一些甚至是利益驱动的理由，在干一些当时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事，然后这些事情不知道何时能够撞在一起，汇聚在一起，就形成了整个世界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跟我们今天有什么联系吗？梁文道总结说，那是一个你的背景身份比较不重要的年代，一个没有什么是你将来必然要做的年代，在这样的环境下，形成了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天才成群而来的年代。[10]

当排除掉休假式的回村、见证历史式的行动，我们也许就能离这样的时代更进一步。当然，这并不容易。过去三年，我们对于世界的无序感被疫情强化，迫切需要找到一些寄托。8月，谷雨实验室先后发布了两篇关于人类学家项飙的文章，或许能带来一些启发。

接受采访时，项飙解释，所谓把自己作为方法，来源是挫折，一旦意识到自己的挫折，把自己过去的经历变成现在的营养，就无需去跟随他人的道路，或把别人当成榜样。[11]

这与强调“感谢苦难”的宣教很不一样。在我看来，反例是之一，即为小米创始人雷军在8月举行的年度演讲。流传甚广的一句口号是：“你所经历的所有挫折、失败，甚至那些看似毫无意义消磨时间的事情，都将成为你最宝贵的财富。”[12]

项飙在另一篇对话中，进一步补充道，“把自己作为方法，不是要解决自己的问题，把自己作为方法的前提是，你对世界、对社会问题感兴趣，有观察，然后自己作为方法去分析这些问题”。

此外，“自我的自主性一定要建立的”，否则就变成“你怎么样去满足别人的要求”。“如果你的出发点，活着就说要去满足别人，谁官大，谁钱多，谁给的好处多，我就要满足谁。如果生命是这么个样子，而且要跟别人在竞争的情况下去满足他们的要求，你注定要痛苦一辈子”。[13]

02丨提高生育率需要做对什么？

讨论生不生孩子，已经不单单是一个生理问题。

8月16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7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足可见生育问题之急迫。[14]

实际上，去年9月《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二次修正案中，就已将二胎政策进一步放开至“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但是，近一年过去，生育率下降的趋势似乎并没有得到改变。[15]

我在7月的“结绳”中提及，疫情防控方面，徒法不足以自行，此理移之生育亦然。生育的背后牵涉甚广，费孝通在其专著《生育制度》里，尝试从“完成社会新陈代谢作用”的立足点，阐述生育与婚姻等其他社会规范之间的互动。[16]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宏观视角的使命感，在今天也容易招致反感。

还记得江苏省统计局3月发布一则新闻称，2021年江苏常住人口自然增长率首次转负，并将这种现象归因为育龄妇女人数大幅减少、妇女初婚年龄不断推迟、女性受教育程度大幅提高。

其中，对于第三点，统计局给出的解释是，“女性受教育的程度越高，对自我职业的期望越高，生育与就业的冲突越大，生育孩子的成本也越高，因此，具有较高文化程度的女性倾向于少生孩子”，“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会导致少生或不生”。这种推演，随即引来舆论对政府有暗示女性不该接受太高程度教育的嫌疑的批评。[17]

为什么女性整体生育意愿降低了？经济成本是显而易见的考量因素。

育娲人口研究认为，生育成本是影响育龄家庭生育意愿的最重要因素之一。该团队2月发布的《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2版》估算，全国家庭0-17岁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48.5万元，0岁至大学本科毕业的养育成本平均为62.7万元。[18]

移动新媒体平台知识分子随后刊发的一篇文章补充，我们也应注意生育的间接和不确定性成本。参照丹麦一项研究，该文章提出，由于女性要放弃生育前后的职业机会，相当于额外承受57万元的“生育惩罚”。这部分潜在收益损失，加上生育的直接开支，累积起来的总成本或达到105.8万元。[19]

高昂的生育成本也劝退了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的女性生育意愿。援引BBC中文网的报道，在经合组织38个成员国中，韩国的总和生育率排名倒数第一，是唯一一个总和生育率低于1的国家。而一个国家的总人口数想要保持在相同规模，每对夫妇至少要生育2个孩子。[20]

过去，传统的经济模型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劳动力市场，出生率会随之下降。不过新的研究显示，这个趋势在某些国家发生逆转。

8月The Economist的一篇文章，介绍了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最新成果。2000年，美国和英国等地的职业女性比例相较1980年增加17%后，生育率反而与经济发展呈现正相关。

论文作者分析，这种逆转是由文化和政策变化共同推动的，主要包括四种因素，即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合作的父亲、有利的社会规范和良好的家庭政策。

以挪威为例，该国的女性就业率和生育率都是经合组织成员国中最高的。生育率的提高部分得益于高补贴，2021年政府在每个婴幼儿身上花费了近2.97万美元。另外，49周的产假也是一大原因。

虽然美国的补贴额度在经合组织中排名垫底，每年只给每个孩子500美元，同时它也是唯一一个没有全国带薪产假的国家，但美国的男性比大多数经合组织国家做更多的家务，承担更多照顾孩子的任务。这也有助于生育率的提高。[21]

关注

01丨事实为何难以改变成见？

观点和行为基于事实，这是期待的理想状况。但康涅狄格大学教授基思·贝利兹（Keith Bellizzi）8月发表在The Conversation的文章，指出随着信息改变想法是多么困难。

基思·贝利兹发现，人们遇到与自己信念相悖的证据时，会产生一种认知偏见，心理学家称这种现象为信念固着（belief perseverance）——人们不去重新评估他们所相信的东西，而倾向于拒绝不相容的证据。尤其涉及政治观点和身份认同，信念被挑战就如同个人受打击，这又反过来强化成见。

确认偏误（confirmation bias）也将阻止你改变想法。人们总是喜欢寻找支持自己现有信念的信息，问题在于，这会使我们无法从多个角度客观地看待一个情况。

不幸的是，认知偏见是人的生理机制造成的。赢得争吵会激发大量的荷尔蒙，包括多巴胺和肾上腺素，它们会带来愉悦感。另一方面，在高压或怀疑的情况下，人的身体会释放另一种激素皮质醇，阻碍理性的逻辑推理。

我们能做什么？基思·贝利兹提示，我们可以努力保持开放心态（允许异议的存在），不要被局外人所左右（相信更加正规权威的信息源），并且小心重复陈述（重复的力量远胜过新证据）。尝试以一种非对抗的方式呈现事实，也有助于让对方更容易接受。最后，当你感觉身体准备战斗的时候，记得深呼吸。[22]

02丨怎样使得生活充满乐趣？

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几乎每天都在不停地处理事情，忙到精疲力竭，但终于有时间放松休息，却也只能体会到心烦意乱、死气沉沉？

科学记者凯瑟琳·普莱斯（Catherine Price）在TED做了一期演讲，试图为乐趣提供一个新定义，并且告诉我们如何让自己的生活更快乐。TED在7月发布这条视频，不过我看到的时候是8月，放在这期“结绳”最后，恰好也与主题暗合。

大部分人通过浏览社交媒体等内容来寻找乐趣，但我们往往在这些动作结束后，可能隐约觉得时间虚度。凯瑟琳·普莱斯说，乐趣首先是一种感受，而非活动。

关于乐趣的新定义，包含三个因素，分别是趣味性、关联性和心流。趣味性（playfulness）是提倡一种非完美主义的态度，别太在乎结果；关联性（connection）是说共同经历的感觉——独处能带来乐趣，但大部分人的快乐回忆常有他人参与；心流（flow）强调一种忘乎所以的专注状态。

乐趣意味着，尽可能让你的生活充满趣味性、关联性和心流。

具体来说，减少干扰以增加心流，例如避免过度沉迷手机。另一个相关联的建议是，增加现实的人际联系，甚至一起做些有意思的反常事情。最后，给乐趣留出空间。你不需要设定一个“寻求乐趣”的时间段，如果你知道和某人在一起一直都会很开心，那就花点时间和那个人在一起。[23]

参考备注：

• 题图：Tulip on a windowsill. Photo by Kari Shea on Unsplash.
• 为便宜排版，文中插图元素尺寸有裁剪，但未影响实质内容。
• 关于精神内耗，出于行文重点考虑，还有一些讨论视角未在正文提及。比方说，新京报书评周刊在相关文章提及，精神内耗并不一定是坏事，正如愤怒激发行动，悲伤引领共情，我们也可以通过管理内耗，在这种摩擦中游走，更好地感知世界。更多内容参见《“二舅”为什么会和精神内耗联系起来？》，https://mp.weixin.qq.com/s/xAJvcnsqtRZgcLJ0mqSvuA
• 部分因为中文互联网对新闻评论的监管要求，本期“结绳”避开了一些地带。我想借用项飙在对话中的表述：“分析那些事情呢其实是需要一定的距离感”，“现在这个情况，可以当做是一种潜伏、冬眠和思考的时期”，“环境的不友好有的时候也是一种刺激，你应该逼着自己把问题找得更加的精准，精准之后，别人是比较难以去做简单的攻击的”。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开发出自己的“大后方”，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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