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流亡者的一年我所看到的

 “流亡”这个词放在我身上充满了矫情而自怜的做作意味。作为一个被学校安排交换的留学生，我占尽了一切好处，同时享受着两边的特权，在国内的同学沉浸于不见天日的枯燥学习时，我从干瘪土气的北京良乡被送到了在繁华的东京市中心。与其说是逃亡，不如说是获赠了一场长途旅行，我不过是一个坐享其成的既得利益者。

从决定来交换我就开始激动，想到要在网络和书中被描述过无数次的禅宗神社、旋转浮华的银座、歌舞升平的新宿、自带日系滤镜的大街小巷中生活整整一年，就期待得不愿再多等一秒。从飞机落地的一刻起直到现在，这些美好的意象依然没让我失望过，哪怕过了一年，我还是会惊叹于日本人无微不至的服务意识，会驻足衷心赞美城市中心沉没在日落夕阳下的静谧寺院，流连在隐藏于涩谷巷子里的装饰繁复的二手店中。

不擅长社交的我原本朋友就寥寥无几，交外国朋友对我来说更是难如登天。刚来时体会到了一阵人生地不熟，一切都要独自面对的焦躁，但过了几个月，这种焦躁就渐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有生以来第一次体会到的，真正的宁静和自由。

不想出门的时候，会在宿舍里呆一天，读书或者看电影，买了个瑜伽垫，边看奇葩说边伸伸腿儿，或者准备写报告或者发表的ppt，查先行研究一查就是一整天。想出门的时候会去shopping，更多的是沿着各种小路漫无目的地行走。

东京人口密度如此之高，寸土寸金，但大型的公园比比皆是，这是我最最钦佩和喜爱的一点。东京人从来不缺公共空间，随处都是咖啡店、书店、艺术馆、公园，周末情侣约会或者家庭出游从不需要发愁去哪里。这些公共资源对人们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和艳俗的广场舞和千篇一律的打卡装置相比，东京独立的、个性化的、高度艺术性的公共活动对公民审美意识的培养作用无疑大得多。时常会有大大小小的お祭り，各种主题的节日，夏日祭、烟火大会、冲绳祭、六本木艺术祭、神乐坂美食祭……似乎永远有无数的创意和激情来供他们挥霍分享。东京之外也有非常多小众的旅游地点，每一处都有自己的风土与特产，到了樱花时节，更是有无数各有特色的赏樱地点。我由于懒和贫穷没有太出去走，但其他留学生也去了很多周边奇奇怪怪的地方，如此一个小岛国竟也像一个宝库一样，用脚步恐怕一辈子也开发不完。

一次一个人去逛神保町，一整条街蔓延着数十家不同主题的旧书店，挨家进去翻读，闻着纸张泛黄的气息，或者钻进旁边的工艺品店，仔细看摆在架子上的小玩意儿。从神保町一直往丸之内走，迎来的是高耸入云的玻璃墙大楼，密集地攒在一起，冰冷地折射着夕阳，看起来既干净又高贵，而大楼下面的咖啡店是几个刚放学的制服女高中生在叽叽喳喳地打闹。再往前走，河面上荡漾着夕阳金黄色的光，而夕阳璀璨地沉没于远方，天空碧蓝，皇宫前有人在沿着河边长跑……我从未想过能在城市内部见到这样能让内心共鸣的美景——现代与草庵，大厦与黄昏，尖锐与清瘦，千年岁月洗练过后建立起的摩登都市，如此和谐地融入在古雅之中。「侘び寂び」，一个业已被过度讨论的日本美学概念，但当真的沉浸于其中时，还是会觉得感动。

这些独自闲逛时收获的美好风景，是东京给我的最宝贵的礼赠之一。

但一年过去了，我却无数次跟别人表达过我对日本的厌恶，很多人都奇怪我为什么会反感这样一个精致的、自由的、丰富多彩的文艺青年宝地。

然而，每次在校园里看到男生女生千篇一律的装扮，对女性形象划一的期待，通勤电车上挤在一起的一模一样的西装，我都会升起一股和在朝鲜面对每个人胸前的头像时同样的恐惧感。这种统一不是被强制的，却是几乎深深植根在每个日本人心中的强迫症。每次看到产生于这种强迫症的审视眼光，我的厌恶就会增加一层。对规则不加思考的遵从，自愿成为刻板印象的奴隶，对上下尊卑秩序自觉地捍卫，对我这个“没有素质”“不守规矩”的人来说简直像被扼住了喉咙。有时候会想，中国人和日本人究竟哪一个更加“自由”。

在这里过得越久，我越发感到身上异乡人标签的沉重。东京在学着包容外国人，包容性少数群体，包容残障人士，但它的多元是一种刻意的，政治正确的多元——它不是来自人们内心的尊敬，而是一种制度上的，强迫性的包容。

选修了不少探讨社会共生的课，NGO论，共生社会学，性别学，女性问题等等，老师们不厌其烦地在课上介绍各种帮助minority在日本生存的制度和政策，一遍一遍地传授学生们包容意识的必要性，毫不保留地批评自民党的一些言论。但我听得越多，便越感到少数群体在这个社会生活的压力。这种压力不是国内赤裸裸的、不加掩饰的制度性歧视，而是包裹在政治正确糖衣下的尖锐的一根针。

懂日语的人这种感觉会更甚，作为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所遭到的态度差别，作为女性受到的各种过度保护，偷偷上下打量他人的审视目光，奇装异服者出现的固定场所，听到耳朵磨出茧子的“困扰”“添麻烦”的词，每遭遇一次就会被微微刺痛一下。

这个国家真的很喜欢进行过度保护，试图用喇叭在你耳边喊“我们接受你鼓励你支持你！”，但同时又建立起结结实实的距离感。

这种感觉不是在中国所遭遇的钝钝的、沉重而使人无力的同感，是让人看到希望又提醒着你它多么遥远的、刻薄而微小的疼痛。作为俨然已经霸占了整个世界的中国人或许还好，但我每次看到第三世界国民面对日本人的局促，以及来自日本人的像对待孩子般的居高临下又小心翼翼的态度，心里总像被扎了一下。

在这种尖锐的疼痛中，身处国外的感觉愈加强烈；翻过高墙，才真正体会到作为一个“不同”的人该如何生存，该如何接受自己。

蒋方舟在《东京一年》里提到自己在东京的状态是一种“流亡者景观”——“虽然进入了一个不一样的社会，但是在这个不一样的自由社会中，身为‘流亡者’，唯一的财富就是墙内生活所造成的扭曲。自由社会对我的好奇，就像帝国主义时代的野蛮部落展览”。

我深以为然。作为一个在中国成长起来的人，不可能自在地在一个自由社会中生活。每当路过选举投票展板，在课上听老师批评执政党，在生活中感受到从上到下的尊重的时候，我都会感到自己被套着一层黑白滤镜，仿佛一个游离于自由空气之外的幽灵。

面对另一个社会的一切，我作为中国人的标签更加明晰起来。但它不属于自卑，它反而让我通过这种游离感能更加清晰地认真感受两种世界。这种立场是宝贵的，属于中国的成长背景让我能从另一个角度去观察日本，而日本的环境也让我能重新反观中国社会。

我第一次意识到我曾经生活过的地方或许比我以为的还要糟糕。把微博上过去关注的一切娱乐和美妆博主都取消了，只留下了新闻和一些苦苦挣扎的“愤青”“公知”账号，为的就是不失去我身上属于中国的痛感。只要有一段时间不看中国社会新闻，我的脑子就好像轻松了一点，开心了一点，也更愚蠢了一点，每当意识到这种自我沦落的趋势，我便恐慌地逼自己去看那些最烂的消息。这种痛仿佛是联系着我和母体的脐带，我需要紧紧抓着它，才能挽救我的乡愁。

没错，就是乡愁，一个只在国外生活短暂时间的交换留学生嘴里说出这个词未免显得可笑。但和陌生世界相处的时间哪怕只有几个月，我也意识到了自己曾经拼命抵抗和想要逃离的价值和文化是怎样一点点成就了我。作为异乡人感到的隔膜哪怕只有浅浅一层，也让我无比想念潜移默化在我血液中的温暖母体，这是一种很幼稚的本能。

我的共情能力似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至高点，一次次在深夜被遥远大地上苦苦求生的人们所遭受的痛楚击溃。

在高墙之外面对汹涌的信息，去阅读、去理解与过去接受的常识所相反的观念和言论。这种感受与过去带着恐惧与目的性翻墙时不同，而是完全被另一套价值思维所包裹，每分每秒的沉浸感。

言论上的自由可以增加思想上的自由，当可以看到更多的词汇和表达时，思维的边界无疑也拓宽了一些。我强迫自己进行语言上的净化，进行自我表达与公共讨论时尽量祛除意识形态的、文革式的、笃断的、二元的表达方式。

为了准备硕士阶段的研究计划，我第一次开始试图寻找自己的问题意识。我才发现，接受了十几年的灌输式的学习方式是如何摧残了我的大脑。没有接受过系统逻辑训练的我艰难地探寻着自己的疑问，我试图剥丝抽茧般地思考自己忽视了什么，在无形之中曾经被哪些制度规训。原因之下还有原因，扒开土壤呈现的猩红伤口依然是属于某些根源的表象。但越思考便越发现自己的思维像一团乱麻，条件反射似的对当下状态的反抗无形地限制了我，在我探寻问题意识的时候难以逃避自己愚蠢的想当然——权力产生的一切都是错的。要克服运动式的、缺乏逻辑的思维方式就像去掉思想钢印一样艰难，带着一股挣离母胎的血腥味。

大学，并不是为了学位抑或课程本身，其最大的意义在于获得一大段能够专心阅读与思考的空闲，提升思维能力的过程。可惜的是这个道理我直到大学接近尾声才懂——孤独真是太美妙了，和自己对话真是太美妙了。思维意外的一切事物都只是附属品。

直到回国回到自己的学校后，在夏日坐在空无一人的清凉教室，桌子上摊开一本政治哲学的书，从先哲的智慧与自由精神中抬起头深吸一口气，听着窗外的鸟叫和操场上篮球拍打地面的声音，我还是会感动得要落下泪来，发自内心地感谢父母为我创造的的机会，国家提供的公共设施与福利，这一切都只是为了让我能够心无旁骛地读书（怎么变成了获奖感言……），这些总让我觉得这世界很有希望，我也很有希望。

这就是这一年带给我的一切。它其实全部来于我自己，但东京给了我一个契机，让我在最宝贵的年纪，自己相处一年，让我重新明晰自己的identity，明晰自己是如何看待世界，看待国家的，像一块海绵一样吸收四面八方的讯息与思想交锋，让我更成为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