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六四第三十四周年

第二年参加纪念活动了，仍然是在胆怯、冲动和一些冷漠中跟完了全程。

比起22年的活动-当时由于疫情和上海的封锁刚结束引发了很多大陆人自发地加入-这次活动规模似乎更大、安排得更好、也更加有序。除了客观上这次活动比去年有更多资源，因为有了Amnesty International、Chinese Deviants还有一直organise纪念运动的activists的投入，我想对疫情的愤怒的冷却也是这次活动感觉更加冷静和常规的原因吧。我想这个感受一方面是由于我主观层面上不再有那么激烈的感情投入，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现场客观来说气氛就是如此：比起去年现场悲壮、愤恨的情绪，今年倒是多了些欢声笑语，游行过程中很多人都聊着天，那种急迫感似乎有所缓解，尽管在东方自由正在加速着消散。六四纪念运动在22年之后又重新常规化了，尽管这个常规化也已然成为了我们这些身在海外的“流亡者”的特权。我想常规化或许也是健康的一个走向，让我们这些新晋的“政治人”也能慢慢融入进政治参与作为常态的环境里。

无力感进一步地加强。一年过去了，7位“天安门母亲”去世，或许不需要太久，这个最最直接关注六四的群体就要完全消失。另外，我们的游行、呐喊到底能干什么呢？Amnesty International的人诉说着我们的诉求，对着中国大使馆发出弱到可怜的威胁：你们不公开六四的真相，我们明年还会回到这里的！或许灰太狼落荒而逃时立下的flag还比这个有用些...三十四年过去了，我想对面真的完全不在意我们站在这里多一年又一年。共党不可能听我们的诉求，英国政府没理由听我们的诉求，香港政府想听也没法完成我们的诉求...或许只剩台湾苟延残喘着。

但也不完全是绝望的处境。现场有块牌子写着“学生万岁！”。在场的除了一些年龄稍大的香港人和expats，绝大部分是学生。或许我们本身就是希望吧。我们不能指望任何人听我们的诉求，我们只能积少成多、水滴石穿，慢慢地成为一股足够大的力量，客观地对集权政府造成威胁。可是安全和利益的吸引力是那么的大，我们这一代...认同“我们是最后一代”的人本身可能就不多，而做“最后一代“的觉悟似乎也只是一种消极的应对，很难给政府带来什么急迫的威胁。最后一位演讲者说，97年香港“回归”的时候他跑去香港告诉那里的人们，“红色要来了”-而当时的香港人们无动于衷，只能等到后来红色的铁腕真的落下来的时候他们才与大陆那些流亡的人一起挣扎。那至少我们现在都在一起挣扎。

最后一些零碎的现场观察。

不同于去年，香港人和大陆人之间的摩擦几乎没有出现，大陆和香港组织之间的合作也更密切了。而性别之间反而出现了摩擦。有一小队女权主义的抗议者遭到了一些中年男子的骚扰，不得不说“男子气概”太有毒了...仅仅是因为那些女性抗议者们带着口罩，那些中年男子便上前指责她们胆怯，后来还是现场维持秩序的英国警察把他拉开。集会本该是一个包容的场所，有些人却为了自己的优越感把手指点得到处都是。

话又说回来，我在前面的人的书包上看到“I’m from Hong Kong, not China”的挂件。对我来说，CCP在位的时候我很支持香港独立，但我不是很确定如果大陆民主了我的立场会是什么样。我对“统一“、对大国没什么追求，但同时又觉得除了regime以外本身两岸的人似乎并没什么不同（文化上香港似乎也比台湾跟中国更相似），“分家”的话会有些可惜。

另外我看着Amnesty来帮忙的那些英国人们，典型的中产左派的模样，在现场有些兴奋地完成一次活动布置。我想对她们来说这只是又一次volunteering，就像我有一个学艺术的朋友跟我说的，她们学校里的那些当地的老师是完全没法共情我们对六四、对清零、对ccp、对独裁的情绪的。或许对她们来说，这仅仅是抽象的“对错”、“正义“的一个实体案例，they have no stakes in our game. 当然，共情与否，还是要感谢她们的帮助。

最后，游行的时候我们在街上路过很多中国面孔，有些很显然是大陆来的留学生，有些是来旅游的。他们大多说笑着看着我们，那疏离感就像我曾经路过extinction rebellion的人们一样。我不知道他们看着我们是什么想法。“看这些被境外势力洗脑的人”？“看这些不现实的理想主义者们”？抑或是也默默支持着我们？

希望明年再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