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原田野笔记2⃣️2023.7.19-7.27

7.18-7.19

这一趟去固原没有选择飞机，而是选择了高铁加普快联程，从宁海到杭州，从杭州到徐州，最后从徐州到固原，这一程是普快。从我有印象以来，这是我第一次坐绿皮火车，上车前充满了好奇与安心，觉得在车上躺着睡一觉，醒来就能到，好像也没那么难熬。然而当我进入火车站的那一刻，我就开始了对这趟旅程的怀疑。

徐州站的进站口只开了两个，进门就是安检，速度慢，因此拎着大箱小包的旅客很多都排队排到站外，接受下午暑气的考验。等到安检结束，我开始打量起徐州站。这是一个层高很高的建筑，就几盏大灯，很素的墙面，显得昏暗陈旧。过了安检就是两列电动扶梯，中间是车站大屏，红字绿字放映着车次。二楼的通道两侧是很多个候车室，散落着一些座椅，但几乎没人坐着，都站着排队，希望早点检票上车。

从检票口下楼上车的这段路没有电梯，所有人都拎着背着拉着扛着自己的行李，吃力地走楼梯。我的第一感觉却不是辛苦，而是新奇，站台像是民国剧里车站的陈示，粗糙的方形水泥立柱，木质长椅，以及我只在课本里读到过的月台，原来就是在站台上卖香烟和食品的小摊。当我怀着这份新奇，进入卧铺车厢之后，它就完全破灭了。我看到的是本就狭窄的过道还有一排坐着人的侧椅，行李架上堆满了箱包，右手边的卧铺上中下放着三张床架，一个小间就是六张。我的脑海里蹦出来的第一幅类似的场景就是德国集中营，犹太人睡觉，所有人挤在实际上就是木头架子的“床”上，又像是一屉屉包子躺在各自的蒸笼上。

我爬上上铺的第一件事当然是碰头，即使坐在床上也没法伸直腰背和脖子，只能躺着，而起身的时候也得小心，不然还是碰头。走在过道上更得小心，不然一只脚丫子就会在你的脸旁边，一个大屁股从上铺空降。这么促狭的空间却是孩子们的乐园，他们可以伸直脊背，可以爬上爬下，很快就玩得累躺了。在十点钟乘务员来拉上窗帘，熄灯，整节车厢乘客开始休息，只有呼噜声还在高歌，车厢也不是震动而是抖动，我几乎睡不着，只能在迷迷糊糊中眯着等待天亮。

7月19号的中午，我来到固原，车站的站台比徐州更破旧，地面贴了地砖但依然坑坑洼洼，出站口是室外的一条长通道，头顶是绿色的凉棚。一路上路过熟悉的固原地标花坛，看到熟悉的群山，同去年一样，一下车不直接奔目的地干活，而是先吃点好吃的，去年吃的蜂蜜，今年吃的韭菜盒子。和坐绿皮火车一样，我是第一次吃韭菜盒子，大姐在地里现摘的韭菜，炒了鸡蛋搅拌在一起，裹在面皮里煎，这么简单的食材却能酝酿出这么香的味道，现包现烙，我一口气吃了六七个，剩下的大姐还让带走当明天早饭吃。

村里天黑得很晚，将近九点才完全黑下来。我来到老马家，即将和他成为八天的邻居。

7.20-7.28

在老马家的住宿条件已经算村里非常好的，没有气味，干净整洁，只是水龙头在院子外面，每次洗脸洗头都得打一大壶凉水，倒进电热水壶里一些烧成开水，就着凉水热水完成洗漱。正是这简陋的条件，让我达成一项人生纪录，连续八天没有洗澡，只洗头，换换内裤和袜子。

老马的老伴在外面帮儿子带孩子，家里只有他一个养牛和种地，吃得很简单，就是馍馍和茶，因此我没有被安排在他家入伙，而是在村口的老庞家，早餐我自己在老马家解决，一个鸡蛋一瓶牛奶，当然吃不饱，但是干巴巴没味道的馍馍我实在吃不惯，只能忍着饿到中午。午餐和晚餐由老庞的媳妇周大姐为我们做，都是面条，搁一点韭菜、胡萝卜丁、西红柿当菜码，我照例吃一碗，不委屈自己多吃，也不剩饭让大姐伤心。唯一的例外是一天老师让大姐做一次米饭，让我吃得合口一些，也许是不常吃米饭没有经验，米饭煮得很硬甚至有点夹生，我硬吃了大半碗后实在吃不下去了，只好剩了喂狗。从那以后我就要求每餐都吃面，就算不好吃也起码不出错，在村民家里浪费粮食实在是难为情的事。

在村里这些天了解到的问题同去年都差不多，在第一篇田野笔记里已经谈过，这里只说这次印象很深的问题。快手等短视频对村民的占据已经非常普遍，我的房东老马平时除了干一些农活和喂牛，剩余时间全部用在刷视频上，我进入很多村民家里发现，大部分电视都被盖上了防尘罩，几乎没有人再看电视。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事情，电视作为重要的文化产品给人们——尤其是农村的人们——带去了不可替代的文化资讯和娱乐活动，现在在农村却几乎被废弃，各个年龄段的村民们都爱刷短视频，我总是能听到村民手机里的罐头笑声和“那种”歌声。我不禁想，快手到底让村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还是更加单调？

在去年的田野笔记里我写过，农村的金融问题很值得关注。这一次听村民说，无论是养牛还是帮儿子买房，百分之六七十都负债，低保户贷款无利息，但普通村民贷款利率没有任何优惠，这让村民们的精神压力普遍很大。我还发现，去年了解到的为了结婚和养牛而贷款还不是最沉重的，帮儿子买房才是。哪怕是按揭利息由儿子自己支付，首付款对村民来说都是一笔巨大的开支，有些村民为了能付首付款，自己也得背一些贷款，才能帮孩子买一套房。正在负债的固然辛苦，孩子正处于适婚年龄的父母则还要承担巨大的精神压力，想办法把钱赶紧攒出来。

村民的稳定现金收入依然难以实现，但是这一次我有了新的看法，那就是——无论怎么样，日子都得过，不管是子女给一点钱，还是外出打几天零工，还是卖一些牛羊，村里主要的中老年人手里总归有点钱，家里有土地，不至于吃不上饭吃不饱饭，多少都会有收成。换句话说，村民把生活进行下去的办法远比我想象的多，对村民贫困的生活的考察，在于真实的细节，而不是把想象简单地归结为一个字“苦”。

另外，这次我在不少村民家里都看到了妇洁阴洗液和类似药物，我推测这里的好多女性都有妇科病，但不好问，希望有心的朋友能关注农村女性的妇科疾病问题。

最后，是我在这两次田野调查中的感悟。

和老师在一起的时候，老师总是提到，“我的那些北京朋友可爱看我发的朋友圈了，老是点赞，都想来”。我却觉得，这些人对照片内容的喜爱仅仅源于他们不住在这里。他们能不能接受这里遍地都是羊屎蛋，到处都飞着苍蝇？能不能接受村里的空气其实不是清新的，而是充满了炕烟味和牛粪味？能不能接受下雨后一踩一脚泥？能不能接受烧开了的水表面还漂着一层白絮？能不能接受和村民一起，连豆子带豆荚不洗直接吃？能不能接受没有洗脸台和下水道，家里唯一的水龙头都在院子外面？地里种满了黄色的小麦和又高又绿的玉米，看着确实喜人，他们又能不能接受这背后辛苦的劳作？朋友圈的读者只是在消费风景，消费浪漫而已。

我在村里保持卫生，防晒，早餐不吃馍馍，有吃面不喝汤的习惯，而受到老师半开玩笑式的批评，我也觉得自己和村民们不同，显得不够融入。我想，在田野里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而显得和研究对象不同，是不是不合格的研究者？是不是会阻碍与研究对象的融合？这中间是否存在一个平衡点？

老师常说，她改变了这个村里好多人的命运。我知道这些，她帮助贫困孩子上大学，帮养鸡场主卖鸡蛋，向北京医生朋友介绍村民病情帮助诊断和治疗，帮村民申请低保等等。我想，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是我帮你赚钱办事治病，你就愿意花时间配合我研究的利益交换关系吗？或者说研究者要融入田野就势必要进行利益交换，对方才会接纳你？大恩如大仇，这些受人恩惠的村民对研究者又怀着怎样复杂的感情？还是说我把田野中的社会交往想得太机械了，人们的交往本来就是交换和情感共融的？

对农村研究来说，研究者会发现许多问题，但我在跑了这两趟之后发现，二十年来村里除了修路和危房改造——这些当然是很重要的改善——并没有多少生活水平和品质上的提高，研究者对研究环境的干预和影响应该到什么程度？是只利用它收集信息完成研究而已，还是在认为有改善环境的可能时即使毁了这个田野也去改善？明明知道很多诸如腐败的问题所在，甚至知道对应的责任人，但为了保全研究环境和自身准入研究环境的权限而选择不说？

带着这些疑问，我在最后一晚再次来到西海子。与去年相比，这里完全凭空变出了游乐场和小吃街，附近的村民在这十天的大集里赶来卖烤肉串、烤鱿鱼、烤面筋、冰粉、打枪、套圈、蹦床、旋转木马等等，既补贴一点家用，也同熟人朋友见面聚会。没有人会想到山野间会有如此热闹非凡，老人被搀扶着来看戏，孩子们被牵着来吃和玩。我们游玩结束后乘车往外走，路上看见好多父母带着孩子，他们没有车，选择徒步进山，可能很累，但我相信孩子们很高兴，这是他们难得的团聚和休闲时光。

写到这里，表示间隔一年的两次固原田野工作完全结束，以后不再有，但我一定会再去看看那里的“老朋友”们。这段经历让我看到中国贫困的农村面貌和特殊问题，让我认识到了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的张力和各自的复杂性。

这是一条不知去向的路，我会继续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