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象的国家胜利：美国大选】贸易战争还是阶级战争？

编按：中美贸易战不仅早已成为中美关系中的核心问题，也是美国层政治甚至是美国大选的重要话题之一。理解贸易失衡如何产生，贸易纠纷的实质又是什么，意义远远超过经济层面本身。迈克尔•佩蒂斯和马修•克莱因的新书《贸易之战即阶级之战》，揭示了贸易战争的核心是极富政治性的阶级战争。同时，这本书也帮助我们把视角从国际贸易转回到每个国家内部阶级斗争。以下的深入访谈，很好地解析了书中核心的论点。

原文刊于Phenomenal World，译者：何啸风

迈克尔•佩蒂斯和马修•克莱因的新书《贸易之战即阶级之战》，题词部分引用了约翰·霍布森的一段话：“关于争夺市场，生产者当然要比消费者急得多，而这也是经济分配错谬的最好证明。帝国主义就是这种错谬经济的结果。”佩蒂斯和克莱因修正了霍布森的观点，以适应21世纪。他们指出，人们通常认为贸易战的成因是守旧的领导层，或者民族国家都优先考虑本国的经济，而实际上，我们最好把贸易战理解为国内不平等导致的恶性症状，这种不平等危害着世界各地的劳工。

在对前几十年全球经济转折的全景式描绘中，佩蒂斯和克莱因详尽地说明了定义现代国际政治经济的各种经济弊病的发展过程。这是一本必读的、启发性的作品。对于国际政治、不平等研究、全球货币体系的未来，它都具有广泛的意义。

5月28日，两位作者和亚当·图兹（《崩盘》的作者）一起，讨论了他们的新作品。访谈的内容，编辑做了一定的修改。

图兹：从书的标题“贸易之战即阶级之战”开始，就已经令人震惊不已。大多数人都对贸易战有所了解，不过，我想关注的是标题的后半部分，还有把前后连接起来的这个动词。“阶级战争”，这可是承载了历史遗产的重大的、有力的表述。你们说的不是，阶级战争导致、触发、制造贸易战争的背景；您说的是，贸易战争即阶级战争。对于把这两者等同起来，你们能展开说说吗？

佩蒂斯：我们的观点很简单：现代的贸易成本和贸易冲突反映的不是生产成本的差异；它反映的是储蓄失衡的差异，这种失衡主要是收入分配扭曲所造成的。我们认为，贸易战争的成因是持续的失衡，而持续失衡的成因是，在世界各地，分配收入的方式使得劳工和中产阶级家庭无法充分消费他们生产的商品。

有一说一，想出这个标题的人是马修，我们俩用这个标题来称呼这本书。我们也担心过这个标题会影响人们对基本观点的认识，不过最后也想不到更好的标题了。

克莱因：关于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的性质，存在一些字面意义上成立的表述。可是，把这些表述用对的顺序排列起来，就会得出十分激进、惊人的结论。这种说法听起来很激进、耸人听闻，不过，这只是关于生产、消费、储蓄三者关系的基本表述的结果。我们的标题强调的是，这些概念不只是抽象的概念——它们直接关系着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分配。

图兹：这本书也有某种知识的谱系。书的一开头，就引用了霍布森论述帝国主义的话【1】。大多数人认识的霍布森，是列宁发展帝国主义理论的灵感或衬托背景。对你们来说，参考霍布森的意义是什么？

克莱因：列宁对霍布森的理解是：资本主义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帝国主义，从而让资本主义大国产生冲突。可是，这并非霍布森的真实看法。他认为，在欧洲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收入分配和购买力都出了问题，这一点才能解释帝国主义。

这个差异十分重要。从忍受国际剥削关系到推翻整个体系，这其中有中间环节，我们同意这一看法。我们不是说，我们身处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危机，而是说，我们可以用政策制定者过去用过的各种再分配工具，来解决当前的难题。

图兹：在我看来，这像对凯恩斯主义的某种回归。在某些方面，它比凯恩斯本人还要激进得多。不过，这种做法和卡莱斯基的做法相反，他让凯恩斯经济学和波兰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与此不同，你们在自由主义激进思想的传统中回归霍布森，从而发现某种透彻地诊断社会权力的改良批判。

借助你们分析的三个例子，我们也许可以更具体地明白这一点。你们把世界分为盈余产生者和赤字国家两者。有力的因果关系是，盈余国家的社会结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失衡。在你们看来，中国朝着长期盈余状态的发展，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在中国政权内部，是否上演了某种阶级战争的逻辑呢？

佩蒂斯：正因为如此，回归霍布森是很有趣的。他认为，英格兰和其他欧洲国家向海外输出资本的起因并不是军事冒险，而是收入不平等。你有极其多的储蓄，这是因为富人集中了大部分收入。因此，英格兰不得不输出这些盈余的储蓄，以及盈余的产品。帝国主义使得英格兰锁定两者出口的市场。霍布森开出的处方是提高英格兰工人的工资，让他们有能力消费自己生产的商品，这样一来，帝国主义就不再必要了——这就是他的观点和当今的关联之处。

从1980年代一直到2012年，中国生产力的高速增长，并未带来工资水平和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同等增长。一系列制度把收入从家庭部门转移到了企业和地方政府。在这段时期，大部分企业和地方政府都处于实际的负利率状态。根本上说，负利率是对储蓄的隐形税收，是对借款方的补贴。在中国，普通家庭是净储蓄者，企业和政府是净消费者，这意味着负利率会让收入从普通家庭转移到企业和政府。货币贬值的过程与此大同小异，环境的恶化也是类似的情况。

纯粹的后果是，在三十年间，家庭收入占GDP的比重缩水到也许史上最低的水平。这样一来，中国的劳工和家庭不可能他们生产的大部分商品。

不过，这也不一定是一件坏事。经历了抗日战争、内战、毛主义这五十年，中国的投资严重不足。通过限制家庭消费大量产品的能力，政府有效地提高了储蓄率，并将所有储蓄用于大规模的投资项目。中国的投资增长率是史上最高的，投资占GDP的比重也是史上最高的。作为一个严重缺乏投资的发展中国家，这恰恰是对症下药。国家发展得及其迅速，即便发生了隐形的自下而上的转移，家庭的情况也还令人满意。在这段时间，家庭收入的年增长率约为7%。

当中国经济无法继续有效地吸收新投资，问题就出现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个临界点远低于发达经济体，因为两者决定工人和企业吸收资本方式的制度完全不同。一旦中国达到临界点，因为消费过低而无法推动增长，它就会进入生产过剩状态。我和马修不是最先指出这点的人。2007年3月，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发表了一次很有名的讲话，其中就承认了这一问题，并承诺北京将会把重新平衡国内需求放在优先地位。

不过，它们没有重新平衡需求，而且在接下来的五年里，这种失衡愈演愈烈。人们开始听到，所谓的“既得利益者”阻止北京推行希望的政策。人们对普通中国公民和地方精英的利益进行了区分。我们认为，这样的失衡以资本账户赤字、货币账户盈余的形式输出到世界其他地区。中国需要的是收入从地方政府和精英到普通劳工的重大转移，可这是一个很难解决的政治问题。德国的情况与此迥异，但最终导致了同样的问题。

图兹：在中国的案例里，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它有一种发展的辩证法。我简化地说明一下：共产党精英推动的国家发展战略，是中国成为敌对的全球体系的玩家的筹码。它用你们描述的那种形式取得了成功，却在地方的层面制造了强大的利益方（当然，中国的行政区域和欧洲的民族国家一样大，所以我们谈论湖北的精英，说的是法国大小的一块土地上的精英）。这些精英开始限制政权的自主权，所以，虽然中国的宏观经济学家能看到失衡，但他们很难改变失衡。

你们描述的机制的来源，似乎不是阶级斗争，而是这样一种国家发展战略：它的成功到了这样一种激进的程度，以至于培育了某种连政权都难以掌控的强大资产阶级。这样转述这个故事，有没有问题？

佩蒂斯：完全是正确的。我认为，亚历山大·格申克龙提出的19世纪美国的发展模式，是中国增长模式的前身。他认为，发展中国家面临两个难题。第一，它们相对贫穷，投资不足，没有足够的储蓄来满足投资需求，因而必须依靠外国储蓄达到更高的投资水平。可是，依靠外国储蓄是有风险的，所以必须提高储蓄率。该怎么做呢？ 减少普通家庭占GDP的比重。

第二，这些国家缺乏对必要基建项目的长期投入。他给出的建议是，让投资过程集中起来。中国不是第一个这样做的国家。格申克龙认为，苏联做到了这一点，甚至德国也做到了。后来，丹尼·罗德里克表示，至少12个国家在二战后实现了投资和增长的奇迹——1950年代—1970年代早期的典型例子是巴西，1980年代的典型例子是日本。这是一种成效显著的增长模式，可一旦到了无法大范围增加投资的临界点，就不得不进行制度改革。

图兹：这本书令人着迷的地方在于，它记录了共产主义终结对全球经济影响的历史。无论是从中国的天安门广场抗议，还是从西德增长模式的角度来看，1989年都是一个基点。关于德国的精彩章节就从这里开始。

如今已经臭名昭著的德国1990年代末断裂的故事，包括对“改革”的渴求，以及劳动力市场和福利体系的转型。你们对1989年以来的德国历史的精彩和有力的总结，几乎无懈可击。可是，我依然困惑不已。我明白收入分配转变的后果，也明白这种转变对欧洲宏观经济失衡的意义。可是，即便写了《崩盘》，我还是对德国发生的事情深感困惑。

在德国，基本的故事是新自由主义改革。在财富分配不均的资本主义社会，事后收入分配给人们带来了巨大冲击，不过，这种冲击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德国的转变。你们讨论了意识形态和关键精英人物的角色，接下来你们讨论了收入和财富分配。我的问题是：你们如何理解其中的因果关系？

克莱因：我认为，这是一系列因素的混合。存在某种意识形态成分，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人们不用意识形态成分来做抉择。不过，也存在其他的因素。人们很关注2000年代早期的福利削减，可1990年代私营部门的转变就已经导致这些发展趋势了。有些时候，地方政府，比如下萨克森州（施罗德成为总理前生活在这里）会协调这些趋势。不过，协调一般是在商业层面和工会层面进行。

图兹：这两个层面之所以联系在一起，是因为下萨克森州是大众汽车的主要股东。

克莱因：对的。哈茨方案就是以哈茨的名字命名的，他当时是大众汽车的人事主管。这一时期，各方都有同样的信念：稳定就业和促进增长的唯一方法，就是把工资和缩减劳动时间结合起来。这种信念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德国统一发生的方式。人们相信，把西德的科技、管理、资本主义、民主带给和他们有同样语言和历史的一群人，将会上演惊人的增长故事。可是，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一切没有成真。在给这一进程担保的时候，德国政府损失了大量。这使得很多人开始怀疑财政政策促进增长的可能性。

起初，人们担心，大规模的移民潮会从东德来到西德。西德的居民担心他们不得补贴这些移民。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其中一个办法就是把西德的社保体系扩大到东德。如果你在一家尚未倒闭的东德企业工作，那你就有资格领取西德式的失业补助、退休金，等等。目的是让人们不要离开东德。当然，这种做法给经济的未来施加了压力。当这种做法失灵的时候，富裕的西南部（慕尼黑、法兰克福、斯图加特地区）德国保守派开始提倡削减社保体系，作为结束转移支付的一个办法。

图兹：于是，阶级就出场了。你们真正的意思是，贸易战争其实是一堆搞砸了的国家发展战略。就德国而言，这样的战略是以出口为导向的西南部德国精英推动的，这些人苦于应对冷战后的局面。红-绿联盟所反映的，就是这样的现象。

中国和德国这两个盈余生产国的阶级派系和发展战略，让它们陷入宏观的失衡状态，从而导致经常账户的盈余，以及相应的资本流动。而美国则是接受方。书中一个惊人的观点是，你们说美国并不掌控自己的经常账户；美国无法维持宏观经济的净储蓄平衡。这种说法是爆炸性的。

这种说法的一个层面是，双赤字的情况（克林顿时代以来，这个情况就困扰着民主党中间派的政治）是假的。美国经常账户的平衡不会因为公共部门的赤字而受损，因为私营部门的盈余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赤字。导致这种现象的是外国资本的流入。

可是，这样就暗示了，中国和德国的阶级战争推动了全球的失衡。奇怪的是，就美国的经常账户而言，美国国内的阶级战争反而是袖手旁观的。就你所描述的美国的不平等问题而言，可以说华尔街是外国资本的中介者。这样说有没有问题？

克莱因：就收支平衡而言，你说的大体上是对的。不过，我会再补充几点说明。我们认为，在同一时期，美国和德国发生的情况是类似的。无论是福利改革、导致企业投资失败的科技泡沫破裂，还是基建的投资不足，都是类似的。那么，问题就是，为什么它们的结局不同？

实际上，最近有一篇论文，我们还没来得及在书中引用。论文认为，美国富人的储蓄盈余可以占到2000年代增长的国内私人债务的大约一半。当然，另一半来自国外。富人储蓄盈余一部分从美国流向国外，一部分在国内进行再投资。这就不同于德国的情况，说实在的，德国没有什么国内债务或国内投资。

至于华尔街这个因素，其实美国富人和其他国家的富人有利益的互补关系。有时候，这种关系表现得极为明显，尤其是像说到中国的发展战略（该战略一开始就包括吸引外资对技术进行投资）。美国、欧洲、日本的公司都积极配合这一战略。假如有谁想成为金融资产的净产出者，那么，世界其他地方生产和销售金融资产的人自然会积极参与这个体系。

图兹：不过，有一次出人意料的恰恰是，你给美国的定位几乎像一个受害者。你谈到了“沉重负担”；实际上你认为，从结构上说，美国自身的地位，就是霍布森模式的被殖民世界的地位（也就是说，发达经济体生产的储蓄盈余的接受方）。这种说法，容易被人视为对美国政治的保护主义转向的一种辩护。你想证明的是，美国政策制定者避免像其他国家那样陷入失衡，这种想法包含了某种隐藏的宏观经济的原理，可以这样说嘛吗？

佩蒂斯：这是我们最开始的观点，这种观点导致了一系列后续的结构。这种观点其实是简单的收支平衡的观点。假如资金流入美国，那么，美国将出现资本账户盈余和经常账户赤字。根据定义，美国的投资和储蓄之间必须有一定的差距。人们谈论双赤字现象时总说，这个差距是用来促进美国的投资的。可是，如果你环顾全球，很明显，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根本不需要外国资本来促进投资。资本已经无处不在了。利率已经是史上最低。COVID-19之前的美国公司手握巨额资金，却不进行投资。

我们的观点是，资本流入美国对美国的投资影响甚微。这和19世纪的情况不同。那时，英国资本确实导致了美国投资的增长。所以，储蓄一定会减少。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出令储蓄减少的东西。我们发现，这些机制可以分为两个部分：扩大财政赤字的机制，提高失业率的机制。

你还提到了不平等的问题。假如美国的情况和其他国家一样，那么，国内不平等的加剧将迫使美国储蓄增加，从而导致美国经常账户的盈余。我们认为，这种现象之所以没有发生，是因为美国在全球收支平衡上扮演了十分特殊的角色。美国是世界其他国家多余储蓄自动的净接收者，所以它无法控制其经常账户。这样一来，美国就无法控制其储蓄率。储蓄率受很多因素影响，不过就算外国储蓄流入美国，或者富人的储蓄因收入不平等加剧而增加，这两者也无法增加美国的总储蓄，因为美国的储蓄等于投资减去经常账户盈余。还必须出现别的因素，比如家庭债务增加、财政赤字扩大或失业率升高。

图兹：如果结束前不问一下“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就太不尽责了。这个问题有两个层面。第一，从你们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怎样的技术方案？第二，怎样的社会力量，怎样的意识形态、利益、制度因素的联合才能让我们摆脱现状？正因为你们对这种失衡背后的力量做了详尽的社会、政治、经济分析，所以，规划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蓝图根本无法令人满意。

克莱因：就中国的情况而言，我们的很多建议，无论是提升社保质量还是改变户籍制度，都是政府承诺过的事情。悲观的看法是，政府多年的承诺并未兑现。可是，至少原则上，共产党领导层表示他们支持这些措施。

就欧洲的情况而言，金融危机和欧元危机打击了中左翼和泛欧洲左翼运动。可是，最近兴起了一个欧洲南部的联盟，他们提出由欧盟委员会代表其他所有成员借款，并呼吁财政支出要和需求匹配，而不是和经济体规模匹配。这也许是一些有意思的事情的开端。截至2008年，在德国的私营部门，公司盈利能力的提高与工人收入的停滞产生了极度失衡。可是，2008年后的低增长环境看起来截然不同，相对较高的税收、相对较低的支出，实现了私营部门的某种再平衡。在一定程度上，私营部门的再平衡仍在继续，这可能带来巨大的好处。

图兹：美国国内转变的前景是什么样的？有人可以左右阶级斗争的天平，从而改变这种失衡吗？

佩蒂斯：在这一点上，我有些悲观。当前环境下，反对增加工资的呼声太高：高工资会降低竞争力，导致更多工资收益流向国外。假如付给工人更多薪水，本国消费者将在国外消费，因为价格上涨了。假如人们认为这是一个大规模“以邻为壑”的问题——每个国家都施压降低工资来改善其相对地位，可以像德国一样直接进行哈兹改革，也可以通过货币贬值和补贴达到间接效果——那么，提高工资就很困难。实际上，我们会陷入这样的情况：每个国家都通过降低工资而受益。在我看来，要解决工资问题，就必须阻止资本的自由流动。我们需要某种保护。但我说的不是贸易保护，而是必须阻止资本流动。

克莱因：我们强调的一点是，在管理经常账户赤字和国内不平等之间做出权衡。美国本来可以解决收入不平等，可它增加了外国商品的支出。于是，问题是：这是美国可以持续下去的做法，而其他国家难以仿效？在像德国这样的盈余国家，生产成本降低了。假如GDP占经常账户盈余的8％，这时增加内需，任何人都不会有实质性的损失。

图兹：可能的一种解决方案是，引导外国资本进入安全的公共债务，用于大型基建项目和提高美国劳动力的技能。这可能会带来更多债务，但我们可以先不考虑它。难题在于，这种做法需要一种根本不同的政治。

佩蒂斯：实际上，债务不是问题。美国有基建的需求，如果对生产进行投资，债务便会增加，但债务负担会减少。因此，您说得对，问题在于政治层面。我们很难证明为基建拨款的项目的合理性，因为外国人有过多的储蓄。美国应该这样做吗？没错，显然应该这样做。这样做是因为世界其他地方有过剩的储蓄吗？不，是国内的理由让我们应该这样做。

图兹：这种观点背后，是关于美元在全球体系中的地位的一系列假设。正因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资产提供者，才最终使得我们难以逃离这种不稳定的结构。

克莱因：没错，确实如此。二战之后，美国的经济产出相当于其余整个世界的产出，美元也占据主导地位。今天，美国依然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不过相比于美元成为全球金融体系基石时，美国的相对地位只有当时的三分之一。美国缓解全球收支失衡的相对成本也翻了两番。我们不清楚，美国国内的政治体系是否有能力做出回应。如果有替代选项的话，自然是好的。理论上说，欧元是一个替代选项，可它的效果不好。可是，情况可能会有变化。如果我们真的发展出一套多货币的结构，或者更严格地限制跨境金融流动，那么，美国的负担就会减轻。

图兹：在美国内部，有可能会出现支持这种制度规划的联盟吗？在历史上的许多时刻，美国的进步主义政治很乐意去掺合货币问题、美联储的角色、华尔街的地位。在某种程度上，人们可以把你们的书解读为对这样一种政治的宣言。

佩蒂斯：好消息是，我们不是第一次遭遇这样的问题。1830年代、1860年代、一战前的时期、1920年代，都是美国收入极不平等的阶段。每个时期，美国都采取必要的政治措施来对收入进行再分配，通常是以某种混乱的方式。我怀疑，也许我们要再度经历这样的过程。我们已经到了缓解日益加剧的收入不平等的能力极限。至少，我希望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1. 引自霍布森的这段话如下：收入分配方式如果能够将国内各阶级的需要转变成有效需求，那就不会有生产过剩，不会有资本和劳动力的闲置，也不会有争夺国外市场的必要了……关于争夺市场，生产者当然要比消费者急得多，而这也是经济分配错谬的最好证明。帝国主义就是这种错谬经济的结果……保证国民安全的唯一道路，在于将占有者阶级不劳而获的收入，转而用于提高工人阶级的工资水平或充实公共财政，使之能够用在提高消费水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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