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算计

西闪/文

1662年，一个靠卖男装服饰起家的英国人约翰·格朗特（John Graunt）以每周发布的死亡数字为主要资料，对伦敦地区将近60年的人口状况进行了抽查与推测，还出版了一本名叫《对死亡率表的自然与政治观察》的著作。读完这本书，英国国王查理二世力排众议，把服装商人格朗特选为皇家学会的院士，只因为书中提到了一个让任何权力者都会感兴趣的新奇术语：“政治算术”（political arithmetic）。1676年，格朗特在皇家学会的合作伙伴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正式推出《政治算术》一书。书中配第宣称，他要用“数字、重量和尺度的词汇”来描述英国的社会经济状况。

当然，格朗特和配第提出的，仅是一种研究国家和社会的宏观思路。真正要完成这门政治算术，没有权力的运作是不可想象的。所以配第向查理二世建议，由国家来搭建一个具有多种行政功能的统计部门，包括军事的、警用的、民用的、矿藏的和林业的内容，还应该保存一份有关国民死亡、出生和婚姻的总记录。有了这些数目字，政府就可以衡量自身的国力，比较诸国的强弱。

然而配第的建议没有得到国王的热烈回应。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存在技术上的局限，当时的英国缺少一个庞大的官僚体制。其次，广阔的殖民疆域也大大增加了统计的难度。对于帝国而言，仅仅针对英国本土的统计数字，其实意义不大。

但是对于像普鲁士那样的新兴国家来说，同样内容的建议却很有说服力。这一次，建议者是哲学家莱布尼茨（G.W.Leibniz）。1700年，他把自己的想法写成了一份备忘录，交给了腓特烈亲王。到了1719年，这个奉行军国主义政策的国家开始了全国性的计数工作：把民众分为三六九等，将工匠划为24个细类，甚至连民居都按瓦顶、草顶、新盖、翻修以及有无粮仓等标准进行了详尽的区分。记录数字的官员们时刻将莱布尼茨的话挂在嘴边：“确定国力”。政府还颁布法令，禁止民间出版人口记录等统计数据。因为在权力看来，这些都是国家机密，不容他人觊觎。到后来，德国人觉得政治算术这个词也显得太坦率。他们想出了财政学、时事学等不少名词，最终才将其确定为“统计学”（statistics）。不过从它的拉丁词源“state”（国家）可以辨认出来，这仍是那个以“收集有关国家的重大事实”为主要任务的政治算术，完全可以直译为“国情学”。而统计学家（statistician），也应该直译为“处理国务的人”。因此当时的学者冯·比尔夫德（J.von Bielfeld）给它下的定义是：一门科学，教给我们已知世界中一切现代国家的政治计划。

十九世纪伊始，普鲁士王国设立了统计局，办起了统计学讲习班。到了这个世纪的中叶，德国的大城市都建立了官方的统计机构。政府甚至考虑，成立一个更强大的中央统计委员会，来协调各部门的统计工作。统计局局长恩格尔（Ernst Engel，以“恩格尔系数”闻名）表示，这个国家诞生的每一个婴儿，从本质上讲，都应该是一个由1000个数据编织而成的“新人”。他的出生、洗礼、接种、教育，他的成功、失败、迟到和早退，他的体格、疾病、能力，他的职业、家庭、地址、婚姻和财富，都在统计学“照料”之列。就算他死了，统计学也不会立刻离去，它还要确认他去世的准确年龄，并记录下他的死因。

法国人对待统计学的态度介乎英德之间。他们没有英国人那样保守，也不像德国人那样专制。早在1800年，法国就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中央统计局。然而，除了直接服务于国家权力，法国人还想把统计学打造成改善社会的工具。因此他们怀有一种在数据中寻找规律、发现异常的极大热忱。这种热情不仅使统计学很快与概率论结成了紧密的联盟，还催生了各种统计学的实用新型。譬如医学统计学、犯罪统计学、自杀统计学、道德统计学、教育统计学以及比较统计学等等。毫不夸张地讲，把统计学的观念深植人心的，是法国人而非英国人或德国人。

就像我刚刚描述的那样，统计学甫一诞生就能够迅速地推而广之，得益于它先天的政治属性。没有权力的撑腰，它不可能发扬光大。可是，既然它是政府的可靠耳目，权术的有力工具，为何迟至17世纪才受权力重视呢？

其实，统计学出现得晚，并不意味着人类运用统计方法的历史短。一万年前的牧羊人，也自有计数羊群的法子。早在夏商时代的中国，统治者运用统计的例子就有了。据说公元前2198年，大禹在一个叫“茅山”的地方召集各部落首领，将他们的土地田产珍宝财富登记在册，并将茅山改名为“会稽”，取的就是“会集统计”的意思。至于人口、田租、税赋等方面的统计，历朝历代都不曾放弃。最早的人口统计资料，甚至可上溯到周宣王时期。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无论是犹太人的圣书还是古印度的经典，也不管是罗马帝国的法典，还是伊斯兰王朝的记载，都一再表明，凡是有权力的存在，就有统计的身影。

但是历史同样表明，假如计算的观念没有长足的进步，传统的统计就不可能发展为现代的统计学。只有把统计学的诞生与现代国家的出现，以及计算的观念进步三者联系起来，答案才会变得相对全面。

看看15世纪末至16世纪的欧洲，我们就会明白计算的观念引发了多么重大的社会变化：1492年，哥伦布首次远航；1513年，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问世；1522年，麦哲伦的船队环游了地球；1543年，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出版，这一系列突破性的人类事件之所以集中发生，与国家权力的空前强大，与计算观念的突飞猛进都大有关系。无论这些事件呈现出多么大的差异，有一个共同点却是无可争议的：它们都是围绕权力开展的、经过计算的冒险行动。

且不说哥伦布达伽马等航海家在权力资助下的冒险经历，也不说哥白尼伽利略等人与权力相关的科学故事。单以马基雅维利为例，我们就不难发现，权力与计算存在着相互促进的有机联系。在这个人的著作里，看不到任何计算公式，也没有发现什么数理模型。但是，任何一个读过《君主论》的人都会感觉到，作者在强调权力斗争的同时，一直不忘强调计算的重要性。在他眼中，只要为了他“心爱的祖国”，血亲、子嗣、荣誉和金钱，都可以作为计算的筹码，代入某种公式。后世的思想家之所以把《君主论》看作现代政治哲学的起点，不是因为马基雅维利的冷酷与不择手段，而是因为他们看到了这部著作所揭示的，基于计算的时代精神。

马克斯·韦伯曾经总结道，以现代国家为基础的时代进程，最主要的特征之一就是“理性的算计”（rational calculation）。“算计”是中国人略带贬义的翻译，其实就是计算。明白了这一点，有助于我们深刻地理解，个人的命运为何由不得自己。很简单，国家算计的目的，与你计算的目标，永远不是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