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的自传连载（15 ）【完结】改革开放后是桃花源吗？
这一章节记述着爷爷五十岁左右，改革开放以来的经历。在一成不变的体制内活了大半辈子，在人生晚年迎来一股大浪潮的老人，爷爷晚年的第二人生倒也蛮精彩。
这也是爷爷自传的最后一次连载啦，承蒙大家厚爱，转达了matters上各位的留言，他真的非常高兴有人喜欢他的文字！也许之后也会连载伯公所写的大姑妈远走台湾的故事：）
第四章 雨过天晴
在村镇建设管理所和到房地产公司
那一年夏天，我去北京旅游回到不久，一个刚升任镇长的朋友见我闲着不做事，说：“不到五十岁就退休是不是太早了点？闲逛可比不上做点事有意思。”她跟姓陈的书记说起我，书记也有同感，就当场拍板让我到村镇建设管理所去。我从北海回到家乡，本来不打算再工作，但尽情休息之后，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却也无聊，便听从友人劝告上班去了。
村建所，是镇政府属下七所八站中的一个部门，兼有村镇规划建设管理和服务的职能。这里的职工都很忙，下乡下队，放线定位，各司各职。所长似乎对我另眼相看，从不安排我做具体业务工作，不是派我到农村去搞计划生育，就是抽调我到镇政府清理干部建房办公室去。后来我才弄清楚，这位所长跟书记有矛盾，疑心我的到来是监视他或者进而取代他的，所以对我总是敬而远之，处处设防。其实他多虑了，上级既无此意，我也无此念。还好，我在村建所上班只是“挂名”而已，先到“清房办”干了两个月，后来又被政府抽去负责将旧政府大院改建为商场的工程，在村建所一年多，真正到单位的时间没有一半。1992年，镇政府搞开发区，成立房地产公司，我又被调去了。
那时候，神州大地到处都在搞开发区。家乡的父母官决定跟上时代潮流，凑凑热闹，就成立个房地产公司，让土地所村建所配合它的工作，在圩镇的南北两端各征地若干，热热闹闹的干了起来了。镇房地产公司规模很小，一个经理，一个会计、一个出纳员和一个技术员，就四个人。在房地产公司，前期我的工作主要是搞规划，说白了就是将征用来的土地划为宅基地出售。稍后又兼做销售，再往后，主要的工作就是为购地建房者定位放线了。公司人手少，我一身几用，八年来算是献出了余热。如今，我参与建设的常乐北区和南区，已基本建齐房了，小区里的道路四通八达，排水系统良好，区内房屋整齐，而且由于我当年的坚持，力排众议，一改家乡多年来形成的那种长而窄的阴暗不堪的房屋模式，一律建成占地10米×8米为主的采光较好，空气流通的楼房。群众很欢迎。
当然，从十几年后的今天看来，这两个区的街道仍欠狭窄 ，混凝土路面铺筑质量太差，小区内也没有现在的人性化小区那样留有足够的公共活动场所（花园、绿化带等。）这些缺陷的形成，除了我自身的知识水平和能力有限外，更多是当时的客观条件如领导意图，价格因素，以及行业不正之风制约而造成的。反正，优与劣都由后人评说，更希望后人会把家乡建设得更美好。
在房地产公司八年，给我印象最深是我们的经理。经理原是农村大队支部书记，与我同龄。当年我在农村时和他同属一个大队，年轻时曾一起在旺盛江水利工地苦战半年多，算是老战友了，他高大的个头，看起来伟岸、粗犷，可是样子却很和善，易于亲近。在我的记忆中，年轻时他还是个见义勇为，敢打抱不平的汉子。当年在水利工地上，我有一天发烧头痛得厉害，连长让我到卫生员那里吃了几片药，安排我再去挖土。我现在的这位经理当时是班长，见我病得不轻，就去跟连长理论，说不让病人休息是不对的。他还当面揭连长的短，说他无事也躲在工棚里睡几天，连长不敢再说，让他送我回工棚休息。这件小事过去几十年了，可是在困难中得他挺身相助，令我永远不忘，万分感激。
因为搞开发区要征地，而征用的土地又恰好是我们现在经理，时任支部书记所在大队的土地，在筹建房地产公司时，镇领导就自然而然的想到让他出山了。他在基层任支书多年，熟悉农村情况，人缘好，威信高，而且县里还有执掌实权的大哥作靠山，天时地利人和全占有，经理的位置是非他莫属的了。然后在政府和属下单位把我们几个抽出来，公司就正式挂牌开张了。果然，他不负众望，上任以后，征地、办证、贷款等工作异常顺利，显示出他的才干。我感觉出来他已不复是我印象中的老实巴交见义勇为耿直单纯的农村青年，而是一位趋于成熟的领导者了。
经理的文化程度虽低，却有独特的经济头脑和经营手段。我们这个做无本生意的或者北方人说的空手套白狼的小公司，土地开盘以后，人民币滚滚而来，一下子聚集了二百多万，这是笔不小的财富，超过了当年全镇的财政收入。我想：如果还掉开发前期贷款五十万，还可游刃有余。经理可不这样想，他常说，国家的钱不花白不花，到手的钱没有还回去的道理。到期的贷款可以续借，利息从不拖欠，还因此得了银行颁发的《一级信用企业》奖状，银行可以交差，公司不用还贷。各得其所，当然那些主任的辛苦费和购买宅地的优惠是少不了的。其他相关单位的头头，经理平时和他们打得火热，称兄道弟，都是酒肉朋友。年终税所催税，土地所催交土地使用费，村建所催交管理费，财政所催……经理总应对自如，钱是不会足额交的，场面上要应付得过去，不让对方太难做，总之关键是交得恰到好处，封得住别人的口，而且做到各得其所。这大约就是做领导的艺术了。
公司在还贷、税费“省”下来的钱，自有它的用途，给镇政府的上缴费绝不能少，不然政府办这公司干么？对政府和领导，经理的豪爽是出了名的，领导下乡要车用，他买一台丰田送过去，要手机，手机交费，餐票无法报销，只要找到他，就会让公司财务人员办妥。县里部委办局来人，镇政府接待不来的，经理也会替领导排忧解难，吃饭送礼，办得妥妥帖帖。当然，经理日理万机，东奔西跑，买辆较为体面的“公爵王”轿车，也就顺理成章了。
经理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亲朋故旧，甚至素不相识的人前来买宅地，只要对方会做人，他会给你七折八折优惠，甚至不惜公司亏本，只收五折。公司开发区内有不少道路、排水沟等配套工程，包工头找他谈成之后，经理总不忘跟我们具体管工程的人打招呼；不要难为包工头，让他有得赚。每项工程结算，他总关心承包者有没有利润，生怕我苛待人家，天底下真少见这样的好领导，那些包工头算是遇上贵人了。
经理是个大好人，又神通广大，是远近闻名的救急救窘的高手。吵架打架的，被人敲诈勒索的，嫖赌吸毒被抓进派出所的，孩子当兵上学的……只要他出面，没有摆不平的事。当然，见面礼是要的，请吃也是少不了的，该花钱的你还是得花，作为事主，花钱消灾，能解决问题是最好的结果了。经理家总是门庭若市，找他办事的人络绎不绝，一位朋友曾当面戏称他那里是“第二法庭”，他一点都不反感，反而沾沾自喜报以一笑。这些年来，在他身边工作的几位同事，沾他的光，名烟没少抽，好酒没少喝，别人请吃也常带上我们，享用这“免费的午餐”。在这里，会有人问：一位小公司的老总，那来这么大的能耐？我也说不清楚，我只知道镇里的头头们在他面前都是唯唯诺诺的，为人办点小事应该是不在话下了。
那几年，公司有钱，每天中午经理总带几位同事到餐馆吃“工作餐”，通常还叫上几个兄弟单位的头头朋友，有时还叫上几个小姐陪酒、卡啦OK、打扑克，直到下午三点才回单位上班。有时玩得高兴，干脆集体不上班，躲在包厢里玩到天黑，吃完晚饭又接着干通宵。我不会喝酒，更不会打牌，通常下午就请缨回单位值班，经理见有人回单位应付，就更放心玩了。镇上有人编了几句顺口溜说：“开发公司真正好，九点上班还嫌早，午后不知何处寻，扑克名烟加小妞。”这多少说出了当时的情形。
开头一年半载，玩牌只是酒醉饭饱后消磨时间的娱乐，后来慢慢变成了赌博。好长一段时间里，几个单位的干部差不多每天中午都在饭店集中，吃完饭就开局。在这个圈子里，输赢不算很大，但是一天下来，有时候就是一个月工资，也不是小数目了。
那几年，公司交给政府的上缴款之多是其他单位望尘莫及的，再加上前面所说的经理诸多优点和特殊背景，每年的先进工作者、优秀党员、劳动模范……等荣誉总离不开经理。爱屋及乌，他的公司也自然连年被评为优秀企业，五讲四美先进单位，一级信用企业……
好景不长，1996年以后，随着宅基地卖得差不多了，收入锐减，公司已风光不再。到了1998年，办公楼交给银行抵债，经理心爱的“公爵王”也忍痛卖掉。钱已花光，公司的账户余额经常是百元以下，几个人的工资靠不时卖出一两块边角地维持。此时的经理已在土地管理所找到了副所长的位置，他挂着公司经理的名，指挥这公司仅有的两名职员，处理遗留下来的事情。
在这个名存实亡的公司，经济活动已基本停止，财会业务少之又少。我俩在公司名义上是会计出纳，做的却是杂差。住户投诉某处排污沟堵塞，道路坏烂，要去处理；前些年购地的人，现在要建房，我们要去给他们定位放线。工作轻松，工资也发得出，我俩过着如世外桃源的生活，倒也舒适自在。
我计划这样平静的做到六十岁退休，可是我的老伴前往北海帮儿子照顾刚出生的孙女，我留在常乐，生活有所不便，很有孤独的感觉。孤身在公司做了两年多之后，2000年夏天，发生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我心灰意冷，终于决心离去，离开这个给人美好回忆又让人诅咒，令人百感交集的公司，告别了身边唯一的同事王会计，提前退休，到北海来了。
十年见闻与得失
1990年到2000年，从村镇建设管理所到房地产公司，前后历经十年。十年间，在世界上在中国，都发生了巨变和很多意想不到的事。东欧转型，苏联解体，邓南巡后国内的改革开放，香港、澳门回归。在我身边的北海，也掀起了一场震动全国波及世界的开发风暴。这段时间，我恰好回到了家乡，与北海的暴发与萧条没有什么关系，更不用说世界大事和国家大事了。然而。因为我接受了朋友的提议，踏进了一个以前没有涉足的地方，置身于与前半生所处的完全不同的陌生环境中，自然就产生很多故事，增加很多见闻，会目睹许多与过去所见迥异的人和事。在我离开家乡留恋地回头张望的时候，我想，要把十年所见的丰富多彩的人和事记下一些来。说不出理由，也无需理由，只是留下一点念想而已。
我过去的生活圈子，以学校里的教师和同学，农村生产队的农民以及到城里来的农民工居多，也有几年的时间与稚嫩的小学生为伍。他们大多勤劳、诚实、善良、单纯，易于亲近。这十年，我进入的这个圈子，则主要是党政的基层干部。他们也大多来自农村，原先也是朴实的农民，其中很多人还做过党支部书记或村长，因为工作有成绩，被提拔到镇政府或政府辖下的七所八站和镇办企业当头头的。他们是农村中的精英，与我几十年来接触的生活底层中芸芸众生是不同的群体。
我的一位镇长朋友，在乡下小学任教多年，被提拔到领导岗位上之后，兢兢业业的工作，尽心尽力的做乡亲父老的公仆。推广良种，扶持生产，关心村民疾苦，为他们排忧解难。她的足迹走遍镇内各村庄，每年总有大半的时间在乡下度过。更难得的是，她待人以诚，从不争功诿过；为人清廉正直，从无贪腐之举。她在群众中口碑甚好，也是我十年中最景仰的一位干部。
还有一位朋友，调到镇办企业后，他还像在农村做支书时那样，衣着朴素，土里土气，无声无息的做本职工作。被别人叫做“老黄牛”，也被同事私下里嘲笑为毛时代的干部，意思是说他跟不上开放潮流。他努力工作，却不被领导器重，像俗话说的：“烂粪箕似的被扔来扔去，”在几个厂场之间调来调去。倒也奇怪，他不发牢骚，不说怪话，没出怨言，也没有脾气。他只认一个理；做工作要对得起拿的工资，不能白吃公家的饭。每次见到他敏捷走过的身影我都会联想到另一群专事喝酒打牌发牢骚的朋友，互相对比起来，不胜感慨。我有时想，在各部门机构工厂中，多一些像他这样的老黄牛，该多好啊！现实生活中，我所目睹的却是另外的样子，让我很有点失望。
我的一些同事和上司，他们在政府和下面掌有某些权柄的机构历练久了，变得与我熟悉的农民兄弟们有点异样，让我觉得有点陌生了。他们变得世故圆滑，会打哈哈，也学会打官腔了，一些份内要办，而且举手投足间就能办妥的事，他总说要研究研究，往往是十天半月甚至一两个月也办不成。如果对方有所表示，意思意思，兴许立马就会办成。
当年，我的一位好朋友，酒醉耳热，得意洋洋的告诉我，他狠狠的赚了一笔。原来，他以低到不可思议的价钱。买下了本镇公社化时建起来的林场。数千亩林木外加十余年经营权，竟比不上砍伐部份林木的下脚料——当柴火的树枝值钱，难怪他乐得不能自己。他还告诉我，做成这笔生意，全仗某领导力排众议的功劳。至于用什么手段让某领导那么慷公家之慨，他没明说，只诡诈地笑笑，看来，内中奥妙，只有天知道了。
其实这也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在我的身边，公司的地皮，领导不也常常莫名其妙半卖半送吗？不也想方设法，让包工头尽量多要公司的工程款吗？
那时候，我这个圈子里的一些朋友，很少事做。每天在餐馆里喝酒打牌，偶尔跟单位里上班的人打打电话，问问情况或者发出指令，就是他们的日常工作了。也有一些在单位没有实权的朋友，看不惯单位领导的作为和社会上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而自己又无能为力改变，便以发牢骚过日，骂邓小平、骂朱镕基，骂自己曾举过右手庄严宣誓加入的共产党。一位做过支书的朋友，几年不过组织生活，不交党费，还放出话要退党。这或者算是“信仰危机”的一个例子吧！
曾有一个笑话：一个人不会写“人”字，别人说他写错了。他强辩道：“世界上什么人没有？又不单是你说的那个‘人’”。看来他说的也是真理，前面说到我的朋友们，不也印证了他的话吗？
再说说我自己。在即将退出社会舞台的最后十年，我有机会以微薄的能力和尚存的一点能量为家乡做点事，同时也体现了自身的一点价值，我感到安慰和愉快。这期间，能亲身参加两个小区的建设，并且眼见它们日益兴旺，内心很有满足感。最让我引为自豪的是顶住习惯思想，力排众议，改变了家乡历史遗传下来长而窄的阴暗的房屋模式，在两个小区里首开先河，一律建成10米×8米规格的采光良好空气流通的楼房。住户满意，群众很欢迎，后来的建房者都比照这种模式。这算是我对家乡的一点“奉献”吧！十年来，在建设家乡的过程中，我或许只是个无足轻重的角色，也做得不够好，但能为家乡的发展添过砖加过瓦，也就问心无愧了。
这期间，在房地产公司，做好份内工作之外，我也尝试学做生意。由于自始至终参与了两个小区的规划、建设、定价和销售，我很熟悉当地的地产市场行情，掌握着需求、价格等准确的信息。公司开盘以后，众多选购者蜂拥而至，造就了大量的商机。我发现，在主干道和市场周边的热门宅地被抢购一空之后，很多人开始举棋不定。一方面，进城经商务工，他们急需立足之地，可又认为好位置已被捷足先登者挑去，心有不甘，一时下不了决心。我清楚当时的需求量很大，这两个小区的宅地绝对是供不应求的，而且，当时已有文件禁止在乡镇搞开发区，今后再征地是不可能的了。而且公司的销售价格又偏低，宅地升值空间很大。我便当机立断，将手中仅有的十万余元投进去，一下子就挑选了好几块认为还可以的宅基地。几年间，我陆续卖出，赚了好几万。
与此同时，一些先前购有地的人，因为种种原因，需要转让出去，见我客源广，便委托我代找买主。他们急于出手，定出的底价很低，一般能收回原价或有少许利润便心满意足了。殊不知，他们先前购买的地，位置大都较好，我每卖出一块宅地，一般都有二千元的差价收入。这是名副其实的无本生意，卖不出去没有责任，不担风险；卖出就有利可图，有赚无赔，比自己掏钱投资更稳当。几年间，我经手卖出的宅地不下二三十间，可以说成了地方上小有名气的房地产经纪人。当地很多人要卖地买地都知道找我，只要找到我，大都如愿以偿。那时候我们公司经理因常替人解决纷争或摆平很多棘手问题而被朋友们戏称为“第二法庭”，我则被称为“第二房地产”，一并成为笑谈。
几年下来，我在房地产买卖和中介活动中得了一笔在当时家乡人看来蛮可观的进项，这是回乡十年的意外收获。可是这笔钱引起了一些人的觊觎之心，我最终落入别人设置的陷阱，几乎丢失殆尽，赚来一场空欢喜。
我这十年也变多了。当初，我不屑建筑行业和社会愈演愈烈的不良风气而离开北海回到家乡来，希望远离世俗的污浊，求得洁身自好。然而家乡不是我想象中的桃花源，我也学不成陶渊明。过了几个月休闲舒适的日子之后，我耐不住寂寞，还是回到熙熙攘攘的社会现实中来了，于是，我从五十岁开始，学抽烟、学喝酒、学打牌。酒学不会，抽烟打牌却学会了。最要命的是，我抗拒不了赌博的诱惑，最终导致钻进我很信任的两个朋友预设的圈套，被骗去了好几万元，写下了一大败笔。
2000年7月，被骗之后，我决心离开那个环境，便提前退休了。抛开了十年的荣辱得失，再一次辞别了让我感到酸甜苦辣五味俱全，让我百感交集的故乡常乐镇。
第八节 在北海安度晚年
我再次来到了北海。妻两年多以前就来这里照看孙女了，我此次来算是一家团聚。跟儿孙住在一起，过温馨的家庭生活是我近年来的企盼，现在终于得遂所愿。离开尘世的喧嚣，在清静的小区里，每日与书报为伴，含饴弄孙，享受天伦之乐。我开始了真正的晚年生活。
在北海，我住的地方，环境优美，绿树成荫，好像花果园一般。春天，园里百花齐放，蜜蜂在花丛中飞来飞去，发出嗡嗡的鸣叫，小鸟在枝叶间欢快地跳上跳下，吱吱啾啾的唱着悦耳动听的歌儿，雏鸟在窝里张大黄口，接受母亲的哺育。初夏之后，蝉儿成群结队在树上大声鸣叫，此起彼伏。慢慢地花儿变成果实，桃、李、枇杷、芒果、荔枝、龙眼、黄皮、番桃……由青到黄到红。它们或含羞般藏在枝叶掩映中，或一串串、沉甸甸的在梢头向路过上班或散步的人们招手点头。有时竟落到你的眼前，掉到你的身上，似要请你品尝它的美味。秋天和冬天，这里美丽依旧，迟熟的水果仍挂在枝头，硕大的木菠萝依附在树干上枝杈间，桂花香味阵阵袭来，柑橘渐渐黄熟，柚子在微风中晃荡……
这里的住户，大多是同一单位的干部职工，文化素质高，又是熟人居多，大家互相尊重，互相照顾，组成一个友好的大家庭。小区内气氛融合，听不到争吵之声。失窃之事，偶尔发生，也都是外来的小偷所为。各家各户屋前屋后所种果树的果实，别人家的孩子绝不会摘你一颗。这里比别的地方安全祥和多了。
每到晚上，人们或结伴在林荫下散步，或到会所娱乐，或在球场打篮球，很多妇女则喜欢在灯光下随着音乐翩翩起舞。大家根据自己的爱好，选择不同的消遣方式。我有时也与三几个邻居打扑克玩，谁的手气不好，颈上挂着几个矿泉水瓶，大家嘻嘻哈哈，倒也是一种乐趣。
父母生下我们五个兄弟姐妹，大家都健在，而且在北海居住的就有四个，我和英姐还同一小区呢！每天午后，大哥大姐从他们的住处来到我们小区集合，在英姐家打麻将，聊家常。几个六七十岁的亲兄弟姐妹，能天天坐在一起，这本身就是福，是上天对我们的眷顾。大家年轻时为生活奔波，天各一方，一年见不上一次面，想不到晚年竟天天相聚，命运的安排就是这么巧。我们都很珍惜这夕阳般的机会，特别是就姐和忠哥，七十多岁的人了，几乎风雨不改的每天跑几公里到来这里，真是精神可嘉。我不大喜欢打麻将，妻子则比较爱好，我便乐得让贤，由她代劳，陪哥哥姐姐们玩好了。远在台湾的芹姐和姐夫，1988年以后，几乎每年都回来探望我们几个在家乡的弟妹。而且一住就是一个月左右，他们回来，更增添了热闹的气氛，大家欢聚一堂，就有说不完的话和笑声。我们都希望年年如此，活过100岁。
当年廉中的同班同学，都陆续退休。留在北海的十多人，每月聚会一次，到茶座饮早茶，一起回忆同学少年的趣事，互相说道儿孙的情况，也摆摆龙门阵，讨论家事国事天下事和小道消息。我们有时也结伴外出旅游，去冠头岭、银滩、星岛湖。去年“五一”期间，还与家属一道，专门游览合浦水库整个湖区和运河，感受五十年前合浦、浦北人民艰苦卓绝的劳动精神和贡献。我们还一起到过华东五市观光。我们能在离开学校五十年之后经常聚在一起，都很高兴，大家都希望在有生之年将友谊继续下去。
我的三个孩子都先后大学毕业，走进社会。长子到广东，次子留在北海，小儿子则于几年前移民加拿大。他们天各一方，各有各的职业和追求，以自己的方式走自己的路。难得的是，他们兄弟亲密无间，互相帮助，互相爱护，没有你我之分。这是做父母的最大的安慰了。他们都已三四十岁，生活自立，两位大哥也已成家，我放心之余，惟默默的祝愿他们事业有成，鹏程万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在北海，我和老伴跟次子绍波一家住在一起，大家朝夕相见，其乐融融。波儿每年总鼓励我们到外面走走，或旅游，或到广东看望海儿，看看当地的风土人情。儿媳钟华，经常嘘寒问暖，总喜欢给我们买吃买穿的。在外地的海儿夫妇和涛儿，也不时抽空回来探望我们。居住在北海这么优美舒适的环境，又得到儿孙们周到的照顾，我们感到无比的幸福和满足。
我每天接送孙女上学，往返数次，算是有点事做，生活充实了许多。每天看到她天真活泼的样子，听她吱吱喳喳的说话和唱歌，日常生活增添了很多乐趣，心里舒畅极了。
每天拂晓，我习惯独自到郊外的田野去散步。那里宁静而空气清新，我赤足徒步，迎着朝霞，踏着草地的露珠，沐着清晨的凉风，尽情吸纳大自然的新鲜空气，将自己融入大自然的怀抱。十余年来，晨起散步已成习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夏天六点，冬天7点，除非遇雨，从不停顿。散步如同穿衣吃饭，书报电视，成了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每天的必修课。春天领略鸟语花香生机盎然的情趣，夏天为茂盛生长的万物鼓舞，秋天与辛勤劳作的农民一道分享丰收在望的喜悦，冬天体验与寒风冷露较量的刺激。我有时悠然漫步，口中喃喃的吟哦古人的诗句，或低声哼着儿时就喜欢的歌谣；有时候快步疾走，视身边景物而不见，只一味挥动双腿，让身体泌出汗来，排出污浊的废物。此时关闭心扉，心如止水，无欲无求，没有尘世的牵挂和世俗的杂念，如置身于世外桃源之中。我外出散步，因天气，因心情，因道路和周围的环境，或徐或疾，有时停下观赏花草，有时伫立旷野，联想遐迩。漫无目的，无拘无束，随心所欲，务必尽兴。每次散步归来显得神清气爽，浑身舒坦。多种慢性疾患似乎得以控制，对我的健康损害不大。我依然身体壮实，思想清晰，行动自如。这或许与坚持散步，适量运动有一定关系吧？
在北海生活，过得舒适又充实。可我总忘不了老家常乐，那里有太多让我留恋的东西：家门口那座双拱的铺着花岗岩石条的迎龙桥；菜市古井旁那株高耸入云的木棉树；狭窄曲折的“风流街”和它尽头那座长着凄凄荒草的闸门；我经常濯手沐足游泳的南流江；还有都已白发苍苍的儿时玩伴和众多街坊邻里。我每隔一两个月总要回去一次，在拥挤的市场里趁趁圩凑凑热闹，在小巷深处跟熟悉的老人们攀谈，到新建的丝厂车间里看女工们抽蚕丝，也到当年曾参与开发的两个小区看看它们现在的样子。
我最垂青的还是紧靠圩镇的南流江，每次回到家乡，总要到她的身边，像游子回到母亲的怀抱。我沿着岸边沙滩徜徉，追寻当年纤夫和众多过客的踪迹；我低头捧起那甘甜如乳汁的江水，贪婪的喝着；我跳进江中，让流水像慈母般抚摸着我的肌肤。有点累了，我坐在沙上，望着迂回曲折而来，又蜿蜒逶迤而去的静静南流江和落日的余辉。我突然想起“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和“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等诗句来，不觉有点恋栈的感觉。世界这么美好，说不留恋是假的，可一转念，人生一世，草木一春，世间万物，新陈代谢是自然规律，千万年来又有谁改变得了？我们来到世上，做了自己想做的事，尽了力就满足了。贫富是非荣辱功罪何需太计较？身后的世界，是政治家考虑的事，是后代的事，我们这些平民百姓就不必多虑了。而且，我相信，后一辈人会比我们做得更好，过得更好呢！
架在西边山上的夕阳，映照着身旁的南流江，这是一幅美丽的图画。置身画中，有无比的快意。我久久地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波光粼粼的江水，看着它静静的向南流去，无休无止的流向那远方的大海去。
后 记
两年多的时间，断断续续的写，我勉强写成了这本书。
这是一本十分自我的东西，像做日记一样，写自己的心路历程和生活经历，同时也将故乡的山水以及耳闻目睹的一些人、物和事记录下来，就像时下人们摄影留念一般。书中文字虽然稚嫩和肤浅，但很真实透亮。真实的东西，别人是不应该耻笑的。所以这本书，除了给自己看，或者放在家里，让儿孙们无事时翻看一下之外，才斗胆呈送在读者诸君面前，让大家指正。
写自己和身边熟悉的人、物、事，本该得心应手，可是几十年来疏于笔墨，遣词用字颇费心吃力，写起来还是很辛苦。再者写到伤痛之处，好像回到那悲惨的年代，往往激动而至哽咽，眼泪潸然而下。只得暂时搁笔，待心情平复之后再续写。这就是区区几万字竟写了两年多的原因。这本书可以说是墨水和着眼泪写成的，中途有好心的朋友劝我辍笔：“年纪大了，不要写这些让自己伤感的东西，免得影响健康。”可是我是个不服输的人，决定做的事，断无半途而废之理，还是坚持写下去。
这本小书的写作，得到当年廉中的老同学支持和鼓励。初稿完成后，承蒙老同学，本市作家廖元仲和黄荣基两位先生的关注并提了一些中肯的意见，黄荣基还欣然命笔为本书作序。这本小书，凝聚了众人的心血，谨在此致衷心的感谢。
张芝龙2007年9月于北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