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过尽头（三）记忆与死亡

清清，

最近我常思考有关「记忆」的一系列主题。

过去两年，每当我向我母亲提及我年幼时她是如何不公正地对待了我，她的第一反应都不是反思自己是否曾流露过那样的倾向或意识，而是本能地尖声打断我的话。她会辩驳她当时的想法是多么善良、有哪些好的初衷。她总是反驳我，说我在恶意解读她。

这该死的愚蠢的初衷。

有时候我觉得我比她自己更能察觉她内心的想法、她的是非善恶。我们非常了解她们成长的背景、以及影响她们的成长经历，她们用自己旧的观念影响了我们整个成长过程，会在每次家庭聚会的时候追忆自己过往的艰辛，从而感叹在同样的年纪，新一代生活的“无忧无虑”。是那些经历造就了他们的节俭、顺从与圆滑。可是她们却并不了解我们在科技和工业发展下的成长体验。因此，孩子总是比母父更加了解对方。了解历史总是容易过了解未来。

很多时候，她一张嘴我就能判断出接下来会说些什么话，以及会带有什么样的声调和情绪。我并不想成为先知、对她这个人如此了如指掌，事实上，我觉得在一个世界上对另一个人的行为与想法如此了如指掌是病态的。但这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家庭中十几年被迫的共同生活所带来的附加影响。

她经常忘记在我十八岁之前她是如何轻视我，那时候，她不认为我会取得一番成就，不认为我有资格迈出那个小县城。而这些判断的依据来自于，我连烹饪、清洁这样简单的事都不能胜任，因而她认为我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需要人照顾，由此推断出我不够聪明、没法做好其它更重要的事。

我确信她不会承认，自己过去曾有过这么一套好笑的逻辑。但这的确是真实存在的，这世上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也许在出生的那一年，他们就认为最正常的命运就是像他们一样在那座小城结婚、生孩子，因此考上一个遥远的大学以及其他更多的事情，都是额外的恩赐，是本来不该属于我的人生。

也许另一个更可靠的依据是，我没有在应试教育环境下总是取得卓越的分数，这更加证明了我的资质平庸。

后来，我的高考成绩出乎她们的意料，在此之后，我彻底脱离了她们的管束范围，然后取得了一系列在他们眼里的成就，比如被心仪的大学录取、得以攻读硕士学位；包括毕业后拿到数个工作邀约、然后进入了一家知名的公司工作，领取不菲的薪酬。

在我取得这些成就的时候，我母亲和父亲，他们似乎都忘记了过去他们是如何看待我的，他们时常向熟悉的人自豪地透露我的成就，仿佛这些来源于他们教育的成功。坦白说，我在那一段时间里其实喜欢听他们对我讲如何在其他人面前谈论我，这并不是因为虚荣，而是这让我看到他们在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对待我，这让我感到我在今天很强大、很自由，我可以做出我想要的任何选择，我的话语变得重要和有分量，他们相信我是一个聪明的忙碌的人、会做出最好的决策。而不是过去那个一无所有的小女孩。这让我感到我在他们的面前拥有了权力，我们的权力地位被颠覆了。如今我在他们眼里聪明和神秘，他们再也不能不把我当回事、对我脱口而出一些冒犯的话。他们会觉得自己成为了成功的母亲和父亲，有资格在别人艳羡的焦虑的目光下分享他们独特的教育经验，仿佛我今天所有的成就都归功于他们在教育上的智慧，仿佛他们有资格去指点别人的人生。其实他们根本不了解我，不知道我在取得每个成就的时候付出了怎样的努力，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后来，我在中国辞去了报酬优厚的工作，我母亲什么也没说，但我知道她在想些什么。她认为我在浪费时间，她认为我应该在年轻时候尽最大的努力去赚钱、找一个男人照顾我，然后每月以真诚和爱的态度，心甘情愿地付出对她多年养育的金钱回报。在几次争吵中，她曾赤裸裸地透露出她的想法，指责我浪费时间，在我决定继续学习的时候，她为我不能立即回报她在第一时间感到惋惜。这一切让我彻底地明白了，他们始终站在自己的立场考虑自己的感受，而不是电视剧中那种伟大的母父，试图站在我的立场、理解我的境遇。

在我辞职之后，经济状况开始变得不那么乐观稳定，但我此时已经失去了硕士在读时那种对金钱的渴望。我母亲似乎认为她又有了资格对我的选择指手画脚，美其名曰，她只是发表她自己的看法。可是这些看法深深地冒犯了我。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她从不在意她的话是否会冒犯我，她只想在我面前像倒垃圾一样倾倒她所有的不满、怨念。有时我会和她冷战，有时我会要求她道歉，因为我明确地意识到我的权利受到了侵犯，可是尽管最后她真的退让道歉，无论是她还是她丈夫 — 他们的道歉都是无比生硬的，不情不愿。他们在说出每一个词的时候，心里都羞愧难当，觉得自己受到了女儿的羞辱、觉得自己失去了作为母父的尊严。毕竟，他们的母父在他们面前都从来是那么有权威，而他们也一直在贡献、维护这种权威。所以他们不能明白为什么我不能像他们自己一样这么做。如果此时有另一个无关紧要的陌生人在场，他们的心情会比死了还难受 — 绝对不愿意让人看见他们在向自己的女儿道歉。清清，你能想象吗，你觉得在这种场合下我接受的道歉，能令我感到安慰吗，能令我感到战争胜利的快乐吗。

这些道歉从来都不是冲突的结束，而是一种表面上的偃旗息鼓，是互相妥协的结果，没有一个人从中得到了安慰，大家只是疲惫地想要结束在一个家庭中看起来怪异的冲突关系、恢复一派和谐。

这些道歉在我能够追溯到的记忆中起码发生过十多次，我不认为他们能够像我一样清晰地想起那些细节，因为他们几乎想要有选择地遗忘、或者隐藏在心里一个不可被触碰的地方。他们希望相信，他们的家庭是像大陆电视剧大结局一样其乐融融、或者至少在向那个方向发展，他们认为一切的耻辱都是暂时的、是可以被纠正的，是微不足道的挫折。

直到去年，我母亲仍然会对我的生活作出她自认为明智的评论，而她关心的都是一些微不足道的细节。比如，她认为我应该因为减少搬家的成本而确定一个稳定的居所，可实际上她并不了解搬迁成本和其他成本之间的权衡结果，她只能看见这一件事需要成本，就认为应该避免。尽管在中国，搬家和物流都是低廉的服务。她总认为在这些事情上她的想法会比我更优越，就好像我会粗心地忽略考虑这些问题。

比起十六岁的我，今天我很善于整理房间，我明白如何在烹煮的间隙洗一个不用的碗、也会在等面条煮熟的过程中调好酱汁并打一杯果汁，我不再是一个毫无经验的厨房新手，我懂得了如何高效地喂饱自己、如何减少不必要的劳作来实现厨房的清洁和食物的available。只要我愿意，我的房间可以整洁得像一个airbnb酒店。

可是这些很困难吗。困难到一个母亲会因为这些问题而认为一个青少年将会一事无成。毫不隐瞒地说，当我第一次提出留学的时候，我的父亲认为拿这些钱在当地开一个杂货店是一个更为稳妥的选择。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经验的累积，很多事情我们都会逐渐学会，我们的房间不会永远像16岁那样凌乱，也不会像16岁一样，永远是个kitchen killer。16岁时我们没有掌握这些技能，不是因为不够聪明，而是因为在当时的我们心中认为这不够紧急和重要。这些是在日后的生活中非常实用的技能，所以我们会在需要的时候渐渐磨练它们。可是母父总是替我们提前焦虑，以一种为我们着想的名义，他们很难明白信任，很难尊重边界，所以会认为作为青少年的我们没资格为房门上锁。

也许这种轻视来源于焦虑和比较，也许是由于他们看到了太多别的孩子如何在五六岁就把这些做得滴水不漏，比如在暑假替作为烧烤店主的母亲父亲烤串，有一种成年人般的体贴和老练。所以他们认为我也应该那样。

可是你知道吗。到今天，我的母父几乎已经忘记了他们过去是如何轻视我的，如果我这么说，他们一定不会承认。他们会说很多理由来辩驳，诸如，我们一直相信你、支持你，你这样揣测我们是错误的，之类的话。如果回到过去的那些瞬间，让第三个人来评判那些话语中是不是含有轻蔑的语气和怀疑的成分，那会百分之百得到肯定的答案。就算你找一个情绪感知低能的中国异性恋男人来评判，我相信也能得到这样的结果。

那些被遗忘的记忆没有人在乎、没有人记得，只有我曾感受过其中的伤害。他们的朋友会始终认为，他们是仁慈宽厚的母亲，而我是一个叛逆的女儿。因为他们都是一样的，承认我父母的问题等于承认他们自己的问题，所以你永远别期待找一个公正的熟人来为家庭中发生的事作出判决。在过去，那些时候的我也许带着笑容，也许对那些伤害的话一笑而过、心里关注着别的事情、觉得自己并不在意，我很难发现那一系列的话形成一个背景、对我意味着什么。这些只有很久之后，在彻底安全之后才会觉察。

没有证据会让我们对簿公堂、然后评估我们在其中遭受的精神损害，在中国，我们这一代人总是等着父母的醒悟和道歉，而他们等着我们的醒悟和报恩。

我很确信，如果不是我把它们写下来、讲述出来，没有人会知道发生了什么，它们在世上不会留下任何踪迹。

而这才是普遍的，大多数人的痛苦都在遗忘中被湮没了，最终他们记得的，是父母的爱、辛劳、仁慈、舍己为人，是他们自己希望记得的幸福叙事。

坦白说，我母父的那些朋友就和他们一样虚伪，或者说这世上本来大部分人都是那样生活的，在中国这样拥挤和缺乏隐私空间的环境中，这些事更是得到发酵。

那个女人其实是我父亲的男性朋友的妻子，我们两个家庭的来往向来很密切，因此我们彼此的称呼也很亲切。每当我问到母亲，她最好的朋友是谁，她都会提到这个女人。其实这是一个托父亲的福才认识的人。这和她自己的朋友是有区别的，这意味着，每当这几家人聚在一起，他们都会非常熟悉我的父亲，并以他为中心来展开谈话，然后久而久之，这些人占据了我母亲的社交网络，令我母亲认为，我父亲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比她更受人认可、更有能力的人。

在那个假期，我们三个女人一起旅行，我和我母亲当然免不了是每天吵架，天气炎热，那个女人对我们之间的争吵非常不耐烦，也许在一开始的时候她也曾试图调解，可是她很快发现自己并没有能力说服我们，或提出一个令所有人都满意的解决办法。因此在旅程中，她的意见常常和我们产生分歧、她把不快挂在脸上。而我母亲是一个很难洞察自己情绪、倾向于讨好别人的人。她明白女人的不满，然后把这一切归责于我的叛逆。她觉得我和她每次户外的争吵，都是在让无关的人看笑话。

后来，当我们回到原先生活的地方，坐在一大群人吵闹的酒桌上，好像所有人都忘记了旅程中所发生的不快。她会调侃地说，这对母女总是吵架，我乐于在其中做一个调解人，下次我们继续旅行，我继续帮你们调解。

很显然，她并没有那么乐在其中。她只是忘记了。她只是愿意相信自己是友善的、温和的、乐于助人的，而不愿意回想起那些烦躁与敌对的情绪。

类似的事情举不胜举，清清。在冲突中，她们如何明哲保身，事后却又一副关怀的态度，就好像她们会为你提供无私的帮助。

清清，虽然这些是在个人身上发生的事情，但我有时候觉得我们所在的社会就和个人一样缺乏记忆。人们的信念是不连贯的，总是被新闻引导，忘记了自己的经历与感受。

我前几天在社交媒体上看到有人讨论，为什么出国留学之后大多数人才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痛苦、并且重新叙述自己过去的经历。这是因为我们潜意识地知道我们到达了一个可以安全叙述的地方，我们已经远离了自己的原生家庭、不会再受到直接的侵害。当我们身在其中的时候，我们只能假装遗忘，说服自己过得很开心，因为我们想不到更好的办法来扭转这一切。当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我们终于得以喘息，然后得以审视自己过去的创伤，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是时候避免它们了。

也许也有少数人在中国时坚持地相信自己是痛苦的，比如我，比如一些我认识的女权主义者，比如那些在新的时代下出生的青年。反正其中有很多人被视为不正常。换句话说，在这里只有服从才是正常的。在主流声音之中，痛苦是一种耻辱，我们有义务感到幸福，如果不幸福，这是因为我们无能、因为我们的犬儒主义。

除了记忆以外，我最近想到的第二件事是一种对于「普通」的优越感。

你上次对我说，倘若我出生在一个更富裕或更贫穷的家庭，我也会成为今天这样，虽然会拥有不同的经历（学位或财富），但仍会发展至今天这样的思想。

谢谢你对我如此温柔的评价。你的话让我联想到了关于一种超越经历与文化所建构的「自我」的存在。

可以举一个例子来阐释这句话：

前段时间有人对我说，每次新到一个地方，她都会对未知事物感到恐惧，比如因为不了解这个地方的社会文化与交通规则，导致不敢轻易出门。直到自己非常熟悉这里约定俗成的一切，才不会对这个社会感到恐惧。

在这样的描述里，对未知的恐惧似乎被归为了一个人的天性或是性格特点，也许她会认为其他更外向的人不是这样。可是我认为，恐惧的念头和一个人的本质无关，这只是因为我们在过去的人生中缺乏频繁更换栖居地的经历，因此会在多年后到达一个陌生地方感到恐惧，这是人类普遍的感受，并不是独特的和个人化的。想象一下，如果你是一个船员，在见识过各种各样的海上风景之后，还会对第二天从船上苏醒感到惊讶吗。

网上总有太多关于自我追寻、自我探索的文章，可是有多少是超越经历与经验的部分呢，有多少是我们真正的品质、而外界环境只是作为契机强化和凸显这些品质。

自我不是观念与经历的物理累积，是超越经历的存在。

人们不仅在不恰当的时候觉得自己独特，也常在不恰当的时候觉得自己普通。

我刚来墨尔本那会儿使用了一段时间女性社交软件，这个产品的使用群体是大陆lesbian。我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无论是在微博这样的地方还是在一个少数群体的社交软件，留学生/移民这样的群体都常常被边缘化。他们总认为自己才是任何问题的中心，而其他人的利益无关紧要，因此可以肆意评论能否买到往返机票这样的事，因为不管能否买到，都和他们的利益无关。

当在社交软件上对方问你在哪里的时候，她期待的是听到一个离她很近的中国省份，这样方便见面，或发展为亲密关系，而不是一个居住于遥远的未知的地方的人。可是，一个人的身份是多重的。我也曾在中国的某个省份长时间生活，某天一旦你移居海外，就会被贴上一个多年使用英语、不了解中国最新发生的事，诸如此类的标签。

一些人埋头于自己的生活，想要遇到和自己相似的人，从没有考虑过拓宽生活的边界。或者说，他们也许会常常声称愿意遇到不一样的人，可是仍然会把所有人放进原有的价值体系进行判断、贴上标签。

所以，在社交软件上，他们对我第一关心的就是我所来自的城市、我的工作、我的年龄。有时候我会说我既没有工作也没有学习，这也超出他们的期望，因为他们无法想象一个没有工作的人，在他们眼里，毕业、工作，这是一种普通、普遍且正常的生活。如果你没有工作，他们就不知道还可以和你聊些什么。

想象一下，你会和那种在第一时间关心你的年龄和谋生方式的人交朋友吗？这真是无聊透顶。然而事实上这几乎覆盖了你在任何时候和场合大部分陌生的社交关系。我过去在异性恋关系中发现男人总爱问那么无聊的问题，后来发现同性软件上的女人也一样。这证明除此之外我们真的没什么共同点了，只能从出生地这种被世界客观决定、非自我意志的标签上寻求共同点。

可是我们在同一个地方出生那又怎样呢？即便我们可能拥有某种共同的外形或身高特点？人们依靠上天给予自己的物质性部分，建立与他人之间的联结。清清，也许这就是我享受我们之间的关系的原因，因为我相信它是精神性的。

关于“普通优越感”的第二个问题，是人们对于自杀者的态度。

每一条在媒体上披露的某地自杀的新闻，我都会看到有人在底下这样评论：

“好可惜”

“有什么想不开”

“太傻了/太脆弱”

“生活不仅有痛苦，还有快乐与甜蜜”

…

离我最近的一个自杀者是我母亲那边亲戚的孩子。他在小学六年级左右的时候从学校楼顶跃下。他的母亲说，她不责怪任何活人。不怪学校，不怪老师，只怪她的孩子太脆弱了。

我想假如那个自杀者是我，我母亲也会非常同意这样的观点，这的确是非常普遍的。实际上我高中首次提出留学的时候，我父亲第一个用来劝退我的理由就是自杀问题，他说，假如我在国外遇到了挫折然后轻生怎么办，他们没法一夜之间飞过来帮我，而就我过去的表现来看，我就是一个这样「情绪不稳定」的人。

我当时似乎没想到要如何反驳他这一席满是逻辑漏洞的借口，就好像我在中国某个沿海城市想要自杀他可以飞过来挽救我。

在那些对于逝者的评论当中，每个人都看似善良和富有同情心，可他们都有一种活人的高高在上的优越感，像极了左派一贯的作风。在他们的逻辑体系下，活下去比死亡是更好的选择、似乎我们有义务看到生活中更多的甜蜜而不是痛苦，这些原则都好像是自然而然、毋庸置疑的。

可是吃苦是什么优良品质吗，活得非常痛苦，但还是选择继续活下去，这是什么优良品质吗。这不是，这仅仅是一种选择，而且这种选择中常常蕴涵了大量被社会美德洗脑的部分，让他们认为自己活下去是利他的、是正能量的。

我总是平等地厌恶每一个对自杀者说可惜的人。

他们不但毫无根据地断言自己的生活比死亡更好，还要这样断言别人的生活，尽管他们对别人的生活一无所知。为什么他们会有自信认为，在他们的价值观中所认为的快乐，比如旅行、美食、亲密关系，在别人的价值观中也是重要的、以及值得体验的呢？

那些觉得死者可怜的人，总会用死者的遭遇来安慰自己不够如意的生活境况，告诉自己要知足，一旦像那个人一样死亡，就失去了所有。可是事实上也许那个自杀者比你过得好一百倍，他只是厌倦了这个人类社会，厌倦了风景，认为死亡是一种更好的选择。

自杀需要勇气，因为你选择步入一种未曾经历过的混沌，就像是前面所提到的，移居一个新的地方。

有的人觉得活得不管多么痛苦，但他身上背着巨大的文化道德枷锁，以及对母父亲的债。所以无论遇到什么事他也一定必须活下去，比如我母亲。同时她像其他很多人一样无法理解他人结束自我生命的行为，觉得这种人是没有能力和毅力的表现、应该被鄙视。

为父母而活的这些人，报恩是他们人生的首要任务与意义所在。

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尚算凑合能活。但这仅仅是我目前的状态，状态是流动的，谁也不知道会在哪一天我们会对这个世界产生不会再改变的厌倦，那时候，我们不再认为这世上还有一些事情值得体验。

这是非常私人的决定，一无所知的旁观者以各种忠孝价值或所谓的生命价值去评判别人的行为，真的很愚蠢。不管是认为活不下去还是凑合着还能活，这些想法有哪一个是更高贵或正确的吗。反正最终的结局都是一样，体验如何，没有人有资格评判，或帮忙回答。

清清，毋庸置疑的是，活在这样一个社会文化之中，我和大部分人的体验都是相似的，我们都是同样的筋疲力尽。但我觉得人生最真实的部分，就是我们如何看待和描述这些在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我认为这是本质性的，这构成了今天这个正在为你写信的我。

有时候我觉得我并不是太想得到网络上别人的认同，我毫不怀疑，如果有一天我幡然悔悟痛斥自己的不孝、以及对母父的愧疚，一定会收到很多点赞。人们会赞赏你的行为，是因为他们希望相信世界上有这样的故事发生，这样的故事是合理的。不管你做些什么说些什么，都会有人认同和反对你。如果你因为这些认同和反对去改变你叙述的内容或节奏，你就完了，你就不再是你自己了。

在你看来，这些与你的经验之间有所联系吗。我很感兴趣你所提到的文化分割，你的描述让我仔细思考了以party为主和以民族为主的身份认同之间的区别。我会在下一封信中再详细分享我对此事的看法。

阴天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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