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連環跳十週年專題】學生－女工－母親：一個富士康女工的十五年

編按：今年是深圳富士康工人連環跳十週年。當年富士康的廠區連續發生了18宗年輕工人自殺事件，引起輿論轟動。如今這連環慘劇已過十載，富士康、蘋果、郭台銘、甚至作為消費者的我們都早已把死者拋諸腦後，但富士康對工人的剝削仍在，更是深深影響每個工人的生命歷程。

文／馬曙

「80後」的這一代「新生代」農民工到了2020年，已經不算什麼「新生代」了，十幾歲外出打拼，他們中的大多數如今都進入了「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生活。青春與激情被消磨在日復一日的打工生涯裡，但這個時代由不得他們有一點懈怠，他們不斷被追趕、鞭策，要他們燃燒自己，點亮的，卻不是他們的未來。

86年生的志英（化名）在2005年的12月被她所在的中專直接送到了富士康，開始她的打工生涯。

當時的富士康是個熱門的打工目的地，雖然在2009年到2010年之間，由於工人的連環自殺事件，富士康成為眾所周知的「血汗工廠」，其軍事化管理之嚴苛也飽受批評，但它比其他的小工廠提供了相對較高的工資，也不太會「欠薪」，對許多工人而言，它甚至是個「好」的選擇。「矮子裏面拔高子」，相對其他更血汗的工廠的「優勢」也成為富士康控制工人的手段。

「到過年的時候還威脅你啊，你要是不聽話，表現不好，過年的時候就把你開除嘛，優化嘛，百分之五。那幾年真就，很怕，很怕把你開除的。那時候進廠的時候都是花了高價錢進來的，我那時候是跟著學校一起進來的，花了幾百，但是那些路費啊、開支啊，也差不多，可能也沒多繳多少（進廠費）。但是有些據說給了一千多欸（當時一線作業員底薪約690元／月），那時候富士康沒那麼好進，只收到24歲，24歲以上都不要了。」

與志英一同來到富士康的同學有十九個，當時他們還有半年才正式畢業，但學校已經迫不及待將他們賣給工廠，讓學生去從事與自己所學專業全沒有關係的工作，這樣一來學校既不用承擔教學任務，又能從工廠和學生手上收一筆「進廠費」，何樂而不為。富士康也慣用「學生工」，學生既乖巧容易管理，成本又低，再沒有更理想的剝削對象了。

初進富士康：「從沒受過那種罪」

「當時一進富士康啊，那都哭了幾天的。家裡從來沒受過那種罪。」

初進工廠，志英被安排在產線做作業員，一班就是十二個小時，早上八點到晚上八點，除了中午和傍晚各半個小時的吃飯時間，全程需要站立。「剛來的時候不知道，從家裡帶了一雙有一點跟的鞋，一天站下來，那個腳哦，好痛哦。下班以後，住的地方要走半個小時，我就把鞋子脫了，打個赤腳走回去的。後來過了幾天，放假，我才有時間去買一雙布鞋。然後那時候一站就是十幾個小時嘛，下午又打瞌睡，打瞌睡的時候實在沒辦法，我就掐自己的手。」

「就是那時候在學校裡嘛，你那個落差一下子也有點大，跟個機器人一樣的，天天在哪裡，同樣的動作，一天做幾千次，除了吃飯，上廁所，其他時間就是對著那個產品⋯⋯」

「以前管得比較嚴，不能留長指甲，指甲稍微長一點，這個過來說你一下，那個過來說你一下，是人是鬼都過來說你一下，品管嘛，巡廠的嘛，還有線長、組長。」

「那時候吃飯跟打仗一樣，只有半個小時嘛，就人特別多，要排隊，很多人插隊，有時候就氣到了，氣了就不去吃了。」

雖然志英只是做了幾個月的一線作業員，十五年後，志英對於剛進廠時候的經歷記憶猶新，那種被高強度的重複工作和嚴苛管理所支配的恐懼仍然留有餘溫：「我肯定是不願意的，我哪怕掙得少一點，哪怕累一點，我也不願意重複重複這樣。」

05、06年正值富士康快速擴張的時期，加上產線工作極度重複壓抑導致工人流失率高，19歲的志英在廠房已經算年長，性格也頗爽利，她很快就被擢升成了「線長」。線長的工作雖然自由一些，她可以不再做個「機器人」，不用「一站就是十幾個小時」，而可以在產線來回巡視，但她也開始承擔其他的壓力。「你就要把你今天的工作完成嘛，你要把你的衛生（看好），還有安全嗎，你肯定要做好，然後產品品質不要出任何問題，被客戶抱怨，抽到不良品是要寫報告的，要開單的。還有就是你跟員工之間的溝通，就是員工憑什麼要聽你的，這個管理很重要，（員工）不聽話的話天天給你搗亂，這就是最大的挑戰嘛。」

作為製造業巨頭，富士康依靠盡可能地壓榨工人提高自己的利潤，除了以加班、壓縮工人的吃飯和如廁時間延長工人的勞動時間，以「先進」的「IE」（工業工程）設計工人的每個動作以達至最高效率之外，它也通過複雜的晉升和工資制度削減人力開支。「以前晉資位要考的，不銓敘（升員級），第一年當線長是沒做滿一年就不讓考，第二年又沒考過，第三年就直接包過的嘛，考上之後，就立馬五百塊錢管理職（津貼），然後底薪又漲幾百塊。」這意味著，在成為線長的頭兩年，志英雖然做著線長的工作，擔著線長的名頭，卻還沒有得到線長的待遇。

 「我記得那時候跳樓最那個（集中）的時候，我剛開始做組長。我去X棟那邊規劃另外一個廠房，然後跟我對班的那個組長，進來的時候，剛好一個人從宿舍那裏跳的，他親眼看到的，嚇得不得了。」

工作五年以後，剛剛當上「組長」的志英開始不理解那些也許是像她一樣無法忍受重複工作的工友：「我覺得你幹得了幹，幹不了可以走啊，為什麼要跳樓？我當時也是不理解的。」

也確實有許多的作業員「幹不了」走了的，與志英一起進來的十九個同學，一年以後只剩下兩個。但是「走」對於有些工友而言並不是一個退路，如同前文所說，可以選的工廠並不多，富士康甚至已經是一個相對「好」的選擇。對於「是人是鬼」都可以過來說你兩句的一線作業員來說，「尊嚴」是不斷被不同的人摁在地上磨擦的東西，他的身體，他的每個動作，都被置於品管、巡廠、線長、組長的審視、調教之下，他要被塑造成最適應機器生產節奏的一個零件，而他作為零件的情感，他的身體的感受，疼痛或者麻木，都不被看到，於是十幾個人跳下去，到如今，我們仍然講不出他們的故事。

在工廠做母親：流水線哪管你懷孕與否

志英的第一個孩子在2014年出世，產假過後，她很快懷上了第二個孩子，懷孕的身體不適合產線。

「生淼淼的時候我還在組裝（產線），後來因為懷孕也受不了。生產單位，它沒有那麼靈活。你要在現場管理的話，那車間有噪音，有粉塵，你還要管理那些員工，有異常你還要處理，就要保證安全呀，達成產能呀，每天都要不斷地在現場跑來跑去。而且你懷孕事情就多，老是要去產檢，就要請假，也不是那麼方便。」

機器並不會因為懷孕的工人放緩生產線的流動，也不會因為有工人要照顧生病的孩子暫停生產的節奏，一線女工往往在懷孕生產之後離開產線。「那種沒生孩子的人，他就理解不了，他覺得你占了別人的位置。在產線上，如果說把孩子帶在身邊的，其實我看了一下，作業員幾乎是沒有的，一般都是辦公室的，或者至少也是個組長。」

為了不讓孩子成為「留守兒童」，志英申請調去了「辦公室」做生產管理。很多辦公室工作在富士康屬於「周邊單位」，「周邊單位」意味著加班管控和更少的晉升空間，這也意味著同職位的情況下，工資減少。志英覺得新主管「心比較好」，「有時候要請假，他就說去吧去吧，有的時候要請兩個小時，他就讓我不用提單了，等下回來就好了。」這樣相對自由的工作安排雖然讓志英得以照顧家庭，但也讓她在職場失去了晉升的機會，「我跟我老公說，如果不是為了小孩，我就不在這裡幹了。因為太沒意思了。沒有發展了，沒有升遷了，你只能一直這個樣子。」

這個一眼看到頭的工作，志英已經做了五年。眼看著兩個孩子將上小學，進不了公立學校，志英一個月6000左右的工資幾乎只夠兩個孩子的學費和生活費。五年裡她一直都在尋找另一個出路，她甚至期盼富士康把她「炒掉」，這樣可以拿到n+1賠償（服務n年即獲得n+1個月上年度的平均月薪），拿著這筆賠償，她們一家人可以回到家鄉，做點小生意，不再漂泊。

她也試過無數種微商產品，她嘗試在朋友圈賣過艾灸、紙尿褲，也推銷不同的微商平台。「發發朋友圈，年入百萬」，志英未嘗不知道這些誇張的廣告詞背後都是一個個騙局，所以她除了自己的時間，從來不在微商產品上投入過多的金錢，但這種她都無法信任的微商竟成為她如今生活最有可能的希望。

10年過去，富士康從《財富》500強企業第112位躍居第23位，而他的「新生代」工人們始終拿著略高於最低工資標準的底薪，靠加班工資才得以在城市維持最基本的生活。富士康號稱自己的企業文化是「有貢獻就有所得的文化」，而上百萬像志英一樣的工人，在那裏勤勤懇懇，實實在在打拼了十幾年，甚至無法負擔自己的孩子在身邊讀書長大。「貢獻」是工人的貢獻，他們貢獻勞動，貢獻青春還不止，還需貢獻享受天倫的機會，貢獻關於未來的希望，「所得」卻全部是「郭總們」個人的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