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人体免疫系统模拟器
世界上某个拥挤的角落，有一场大规模的免疫系统模拟正轰轰烈烈进行。不禁让人联想到的是学生时代的我们，为了学习某一复杂的微观过程，在课上扮演起不同的细胞结构，通过身临其境的互动加深理解。令人没想到的是，学生时我们扮演着白细胞和病原体，成人后我们却变成了白细胞和病原体。而这般规模的人体免疫系统模拟，历史上曾有其影。
二战前的德国
在1918年到1920年，大约287,000的德国人死于了流行性感冒（Influenza）。
在流感盛行的德意志地区，极端右翼政府，也就是纳粹党派，得到了国民的大量支持，最终赢得选举上台。另一个难以治愈的疾病，肺结核（tuberculosis），同样已在德国肆虐许久。流感严重患者由于免疫系统衰弱，变得更容易感染肺结核，难以医治。这一切都迎合了当时的德国纳粹党，尤其是希特勒本人的倾向——对秩序与洁癖的极度痴迷。毕竟，为了控制传染性极强的流感，将传染媒介之间划清界限，切断人与人之间的自由交互，绝对的秩序也许是正当且合理的。
希特勒极度洁癖，据其秘书透露，他在与人接触后必定洗澡。二战前，希特勒在一系列的晚会演讲中，将雅利安人围上了一个圈，比作纯洁无上的躯体——不受寄生虫的污染，不受捕食者的威胁，而这一形象成为了其政策的缩影。希特勒上台时，德国的社会经济情况紧张，且饱受瘟疫的侵害。他在上台以后，对德国的公共卫生和医保政策进行了大型整改：他鼓励工人清洁工厂，全面消杀老鼠和害虫；推崇利用X射线等技术，对国民定期进行扫荡式体检。在如此大环境的推动下，以肺结核为首的各路疾病逐渐变成了德国民族共识的“污点”，社会充斥着对健康的极度追捧，伴随着对疾病患者的严重歧视。
希特勒画的圈外，存在的不仅仅是害虫细菌，还包括了“低等民族”犹太人。在希特勒的纳粹思想里，德国从瘟疫蔓延到经济萧条，犹太人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只有身体健康、基因纯粹的雅利安人才有资格成为德国栋梁，延续民族共同体（Volksgemeinschaft）。在希特勒一次次的激情演讲、纳粹政府一本本的宣传手册下，犹太人变成了寄生虫，变成了罪魁祸首，变成了德国社会的公敌。逐渐地，被视为“拖累他人而不配拥有生命”的老弱病残和犹太人，被出于“慈悲与怜悯“在毒气室里进行了“安乐死”，而所谓的毒气，齐克隆B，却正是曾用来清洁工厂的杀虫剂。
犹太人成为与寄生虫同等的存在，其中有纳粹种族主义的影响，又或者说，种族主义一定程度上正是来源于人对外来疾病的恐惧。身体健康是一个正常人最基本的生存追求，病原体便可被视作人类生存最基本的敌人。更准确地说，病原体只是“敌”，不是“人”。但在对健康和种族纯净的盲目追求下，纳粹人的眼中便只有了“敌”，“人”的存在与否很便捷地变得无关紧要，一种非我即它的二元思想弥漫了德意志。纵观历史，人在这般分裂的思维模式下，竟往往能够带着无限正义对同类无恶不赦，大屠杀几乎成为了同样的公式下新的诠释。
病原体焦虑理论
病原体焦虑理论（Pathogen/Parasite-stress theory）是尝试理解病原体在人类历史过程中影响的思想体系。在人类多年来与疾病的接触下，一个人的行为免疫系统（behavioral immune system) 会受其影响而改变。行为免疫系统是指一系列帮助人类识别并回避病原体的心理机制。病原体与人的关系不只是物理上的，它也对生态、社会、和心理等方面带来了深远影响。理论中提出，病原体泛滥地区的人群的思考行为方式，会更倾向于去减少他们感染疾病的概率，而这往往体现在对外族人、陌生人的提防，以及内向的性格特征等。
大多数病原体是肉眼不可见、无迹可寻的。疾病控制是历史上的一大难题，而人类文明在演化中自然形成的对抗方式，体现在了人们对各类”避险仪式“的执着，比如烧热水、吃熟食、勤洗手等。能够坚持卫生习惯的村落或文明便在瘟疫下得以延续，这些自发性的仪式于是逐渐变成了传统。每当有人不愿或未能去遵守这种仪式化的传统行为时，他便成为了身边人的健康之敌。理论相关的研究中发现，在这种情况下，极权思想会作为一种自我保护功能在个体中出现，而这在瘟疫泛滥时尤其明显。
- 遵守制度，服从集体
- 要求他人同样遵守与服从
- 对不服从者产生不满心理
- 推崇保守性质的社会政策
以上皆为暴露在传染性疾病的威胁下时，个体在心理和行为上容易出现的极权思想倾向。而研究同时发现，无论是在个体层面还是社会层面，极权主义的盛行都与病原体的猖獗程度成正相关。这引申出了一个重要的连结：有极权主义倾向的个体，是否推动了极权主义政府的专制？结合纳粹德国的例子来说，是希特勒的纳粹政府压迫了国民而得以施行极权政策，还是说，这些政策本身就是饱受疾病摧残的德国集体意识之所向？瑞士心理学家荣格目睹了二战德国的前因后果，在他看来，希特勒的“魅力”正是来自于他对国民的倾听以及顺应：
【希特勒】是无数德意志灵魂的低声细语的扩音器，他将人们内心深处对德国共同命运的想法与感受，清楚地重复给了每一个德国人。在一战战败后，萦绕着每一个德国灵魂的是典型的德国自卑情结，像成长在哥哥阴影下的弟弟，也像永远迟到于宴席。希特勒的力量从来不是政治性的，它是一种魔力。——卡尔·荣格
原始社会中通常有两种强者，一种身体强壮无比，这种人往往成为了“酋长”；另一种是“巫医”，没有强壮的身体，但他的强大来源于他人的依赖和仰望。在中世纪的社会，他们便分别是“皇帝”和“教皇”。希特勒没有像“皇帝”依靠霸权实行他的政策，他更像神秘的医师，手中举着一面反射着德国集体意志的魔镜。他融会且贯通了德意志赋予他的力量，成为了极权主义的究极领袖，成为了德国人民眼中的救世主。
【希特勒】曾提到的”声音“，无非是来自于他的个人潜意识的密语，而他的个人潜意识实则是接纳了七千八百万德国民众集体投射的容器。这是希特勒强大的根本原因，没有德国人民，他将一无是处。... 和希特勒相处令人害怕，和他对话是不可能的，因为那副躯体中并没有“人”的存在。他不是一个个体，而是一个集体。我想他确实是没有亲密朋友的。毕竟，你怎么能和一个国家亲密呢？——卡尔·荣格
诚然，纳粹政府强制要求了工厂、商店和街道广播希特勒的演讲，但演讲对德国民众的感染和穿透，真正来源于的是希特勒对德国集体潜意识的洞察。纳粹德国的政治宣传没有基于谎言和欺骗，而是基于顺应了政权企图的德意志真理。比起操纵民众，更像是在“邀请”他们加入纳粹的思想蜂巢。在疾病蔓延的压力“帮助”之下，希特勒将健康之危嫁接于犹太人之上，国民则心甘情愿地买单。于是，洗手变成了洗脑，抗疫变成了抗犹，纳粹德国就此谱写历史。
人体免疫系统模拟
德国士兵天鹅般的步伐，整齐的手势，是对秩序的极端追求，对厌恶的完全压抑。洁癖源于的是人对恶心事物的排斥，当代心理学以厌恶敏感性（disgust sensitivity）表达其程度。在最基本的生理层面上，这一切都始于人类自我的保障机制。人体免疫系统具有强烈的排它性，一旦检测到病原体的入侵，白细胞便蜂拥而至，对其进行审判和消灭，厌恶敏感性可谓拉满。个体的行为免疫机制无非是人体免疫系统在精神层面的表达，这种表达的泛滥凝固成了国家层面上的洁癖，于是体现在了极权性质的防疫抗疫政策上。
类似现象常在企图维持秩序和权威的机构中出现，自古便有基督教会对性的避讳，又或是乔治·奥威尔笔下的1984中对独立思考的迫害。这里，洁癖不再是针对具象的外界事物，而抽象成为了对某种概念或思想的压制和排斥。而对洁癖对象的选择，或源于其对现有秩序的瓦解性，或顺应于权力机构的便捷和利益，又或是两者并得。人体免疫系统的类比在此同样适用，只不过人体替换为了思想体系。回到德国的例子，纳粹政治宣传的洁癖对象从疾病和害虫慢慢转变为犹太人，实则给物理层面和精神层面的洁癖之间搭建了桥梁，将纳粹思想与德国人最基本的健康需求画上了等号。
而在那个拥挤的角落里，有着一种似曾相识的，视抗疫为战争、坚定消灭疫情的国家态度，在“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正能量大旗的挥舞以及口号的宣扬下，抗疫的命运巧妙地与环绕着的意识形态连结了起来。社会政策无法再以纯粹的科学理论为依据，或以针对事实和解决问题为导向，而不得不被一股更庞大的但更盲目的力量驱使着，并借着理所应当的“舍小家，为大家”的道德顺风，将其影响浸入每一个角落，每一扇封闭的门后——病原体去哪里，它就也一定要去哪里。免疫系统开始超负荷运作，白细胞大量生成，对全身进行扫荡式检查。就算能够及时消除部分病变细胞，伴随着的”白血球增多症“，又该如何处理？
与此同时，在这样的环境下，公共健康和医学领域的学术权威人士，很难再以“科学代言”的身份假装为公正无私的旁观者。他的一言一辞，不管多么科学，多么基于证据，都会被意识形态所关联的视角去理解。于是，他在整个抗疫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从球场上的裁判，转变为了球迷看台的啦啦队长，或更为糟糕…… 在唯物主义盛行的今天，站在被无限崇尚的科学角度的代表人物，却也不得不被与球迷观众混为一谈，那么在这看似秩序的混沌中，究竟由谁来主持最后的理性声音？
笔者注：这篇文章本想发在内陆平台上，所以能看到尝试隐晦的痕迹，但我低估了当下审查敏感词的范围。现发在Matters，不必担心敏感词，但也不想做更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