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德国大选：并非世界末日，但前途凶险

• 作者：王繁阴

2025年2月23日，德国现代史上最仓促的一次选举正式拉下帷幕。

这次的大选引发了前所未见的热切关注。在美国政坛搅弄风云的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公开支持德国极右翼政党另类选择党（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德国的投票率创新高，超过了83%。

而在刚刚举办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美国副总统万斯（J. D. Vance）用训导的口吻表示，他十分担忧欧洲的“民主”。之后，他会见了极右翼的另类选择党。

对全世界极右翼大联合的担忧已经出现，对美国干涉德国选举的愤怒也在蔓延。但在德国国内，纷争不断的执政联盟、连续两年萎缩的经济（以前从未发生过）、高企的能源价格，都在不断打击着德国人对自己国家的信心。作为欧盟的领导者，欧洲经济的火车头，德国却再次被冠上“欧洲病夫”的名号。

经济的疲软和政府的混乱让极右翼迅速崛起，给这个素来被认为战争历史反思的“优等生”国家蒙上了一层阴霾。德国是否会如马斯克所期待的那样，走上极右翼民粹的道路？极右翼是否会在二战后第一次掌握政权，然后按照他们的党纲，重建德国的民族主义、拒绝承认气候变化、武力驱逐数百万住在德国的“文化异族”（kulturfremden Menschen）、带领德国退出北约，甚至退出欧盟（Dexit）？

在反右翼游行示威的声浪中，德国大选结果出炉，之前执政联盟的三党，中左翼的社会民主党（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拿到16%左右，左翼的绿党（Bündnis 90/Die Grünen）拿到12%左右，自由主义的自由民主党（Freie Demokratische Partei））大约4.7%。而曾经的最大反对党基民盟/基社盟（CDU/CSU，下文简称联盟党）拿到大约29%，成为第一大党。最大的惊喜来自左翼党（Die Linke），从濒临灭绝的窘境到几乎9%的好成绩只花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

这个结果跟民调预测所差无几。如果真的要说有意外，那就是根据现有的点票结果，另类选择党的得票率并没有突破21%。而在选举前，有不少民调都指出，另类选择党的支持率高达23%。

另类选择党曾经幻想过有更多沉默的选民加入他们，掀翻德国政治的房顶。

在德国之声英文网的选举直播中，直播间连线另类选择党总部的记者，记者说许多党部的忠实支持者看到出口民调的数字时，并没有表现得多么高兴，“这是非常奇怪的氛围。”

但另类选择党仍然欢庆了胜利，出口民调结果公布后，另类选择党双党魁之一爱丽丝・韦德尔（Alice Weidel）在党部的讲话中，大声欢呼着自己的政党已经对参与德国政府“准备好了”。

尽管她自己内心也明白，这种事并不会发生。

“诺曼底”之后，“红绿灯”不再亮

观察者或许会惊讶于德国选民的迅速右转，在三年前的大选中，气候危机是十分重要的话题，社民党和绿党都因此受益。但这次大选，气候几乎没有被提及。选民中有36%的首要议题是“安全”，15%选民的首要议题是“移民”，还有15%选民最看重经济。而这些恰恰是前任政府“红绿灯”执政联盟失败之处。

对比其他欧洲国家，过度依赖出口的德国经济在疫情后恢复得十分迟缓，社会也愈发撕裂。这背后有许多的原因：过去十六年默克尔时代过度“节俭持家”以至于缺乏投资、俄乌战争导致能源价格高企、对中国出口疲软、德国常年缺乏基础设施投资、难民引发的社会不安、公众对德国卷入战争的恐惧、传统大党的老迈、“红绿灯”政府长期停摆等。

尤其在社会安全方面，这几年德国社会屡发恶性事件，如索林根持刀袭击事件、马格德堡圣诞市场开车冲撞事件、爱沙芬堡持刀袭击事件。在经济暗淡的背景下，因为这些案件的嫌疑人多为伊斯兰背景的难民（尽管马格德堡事件的嫌犯其实是另类选择党的支持者，极端仇恨穆斯林），已经沉寂数年的难民议题与种族议题就更容易浮上台面。

而“红绿灯”联盟对此的应对则进退失据。一方面，执政联盟用十分尖锐的措辞宣称要强硬驱逐犯罪和被拒入境的难民，激怒了许多人道主义者。但碍于现有法律框架，他们能做的事情与言辞并不相符，这又让保守选民更加愤怒。

联盟内部也千疮百孔，在这两年，它几乎随时都在崩溃的边缘，不仅让投资者望而却步，也让选民无法相信这个政府有能力处理经济、社会安全、移民的议题。

一开始，这个由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组建的“红绿灯”政府以积极的信号给德国社会带来新风，并成功度过了上任初期俄乌战争的冲击。但从第二年开始，内讧开始显现，但政府仍然在维持运转。

致命一击来自2023年11月，当时位于卡尔斯鲁厄的德国宪法法院举行了一场针对政府的审判。

这场审判的起因是“红绿灯”联盟对疫情期间出台但未用尽的六百亿欧元基金重新利用，在他们的财政预算案中将其用于绿色能源转型。但当时最大反对党联盟党发起了诉讼，“红绿灯”以败诉收场，被宣判此举违宪。

自那之后，“红绿灯”政府就已经处于事实上的半停摆状态，掌握财政部的自由民主党党魁克里斯蒂安・林德纳（Christian Lindner）无法容忍德国债务进一步上升。在前一次自由民主党参与的德国执政联盟中（2009-2013的默克尔第二届政府），自民党成功和默克尔一起将“债务制动”（Schuldenbremse）写进了德国宪法（也被称为基本法，Grundgesetz），简单来说，该法律限制了德国的债务上限，并将其限制在了一个相对其他欧美国家都更低的水平，在当时，伴随着欧债危机的余波，这被视为财政纪律良好的表现，也是自民党引以为豪的政绩。

但现在，缺乏资金的社民党和绿党开始公开呼吁暂停“债务制动”，就像疫情期间一样。社民党需要保持甚至提高福利津贴的水平以应对通胀，缓解民众的怒气；绿党需要推动进一步的能源转型、工业转型、基础设施建设；当然，还有三党都赞同的军援乌克兰——这些都需要钱。

自民党作为更加“单一议题”的政党，对联邦政府花了许多资金在天然气/电力价格上限、企业补贴、甚至国有化受到战争冲击的能源企业Uniper等举措已经极度不满，他们已经无法接受进一步让步。

或许是为了拯救自民党低迷的民调数字，林德纳精心设计了联盟的垮台，通过消极不配合来逼迫总理朔尔茨将其解职，这在后来泄漏的自民党党内文件中得到了证实。自民党高层甚至用“D-Day”（诺曼底登陆）来形容这个战术。

尽管撰写了精彩的剧本，覆灭了德国历史上第一个三党联盟，但林德纳并没有拯救自民党，他赔上了自己的一切，在选后宣告退出政坛。

在这个过程中，德国的总理，社民党的奥拉夫・朔尔茨（Olaf Scholz）并没有展现出任何领导力。

朔尔茨曾有着许多对手所没有的优势，坚定、执着、经验丰富，甚至曾被称为默克尔的接班人、德国的拜登（颇为讽刺），这位青年时代从事于社民党内青年团（Jusos，即“青年社会主义者”）学生运动的激进左翼，在后来的政治生涯中却被认为是党内保守派的代言人，被认为十分务实。

在新的政治气候中，朔尔茨只是旧时代的残留，没有能力引领新的政治潮流，在痛苦的“红绿灯”联盟中，社民党不断刷新着支持率的下限。

更糟糕的是，因为在过去二十几年里，社民党几乎参与了全部的执政联盟，只有联盟党/自民党执政的默克尔第二届政府除外，长期执政的负资产对社民党极其不利，他们自身的票仓在漫长的默克尔时代的“大联盟”中（指中左与中右的联合政府）被不断压缩。长期联盟内“小伙伴”角色的限制，让社民党不断失去自身特色，被同为左翼光谱的绿党和左翼党不断挤压。

但现在，拿着史上最差的选举成绩，社民党已经没有选择，即便它想回到在野党，恐怕也无法这么做，因为联盟党/社民党的联盟几乎是排除另类选择党的唯一可行的组合。而这次，社民党甚至比任何时候都更缺乏议价权。

走出默克尔，却走入另一段崎岖

如果关注近期德国的政治新闻，一定都会看到许多人，尤其是来自德国之外的新闻媒体，开始着重强调联盟党现在的总理候选人、基民盟党魁弗里德里希・梅尔茨（Friedrich Merz）的传奇经历：曾经的党内高层，却因为跟默克尔不和导致被迫出走，远离政坛多年，两度落败，终在2021年联盟党惨败之时大仇得报，重夺基民盟党魁的位置，拜仁州单独运作的姐妹党基社盟也对他俯首，一改其默克尔时代的叛逆。

许多政界人士都对媒体表露过梅尔茨有多么敌视默克尔，有多么不赞同默克尔的难民政策，他在联盟党党内以强硬的资产阶级保守派形象著称，与默克尔所代表的温和派形象形成极大反差。

但是，梅尔茨所得到的选举结果，也是默克尔时代不曾有过的低点。

在几个星期之前，梅尔茨进行了一场豪赌，试探性地伸手穿过共和国历史上的“防火墙”（Brandmauer）（即坚决不与极右翼进行任何形式合作的政党共识），在另类选择党的支持下通过了一项动议，要求彻底改变德国的难民庇护政策。这项动议没有法律效力。

等到真正的立法投票时，因为本来声称要支持梅尔茨的自民党议员大量跑票，联盟党内也有十二名议员托辞缺席，导致法案并没有通过。但这仍然引发了民众极大的怒火，导致这两周内德国有数十万人上街游行，抗议梅尔茨的政策。

梅尔茨声称，推动限制难民法律是对阿沙芬堡（Aschaffenburg）惨案的回应，这起事件中，一名本应被驱逐出境的阿富汗难民袭击路人导致两人死亡，并指责“红绿灯”联盟不负责任，移民问题必须得到迅速解决。尽管阿沙芬堡袭击案中一名死者同样为移民（摩洛哥裔）。

梅尔茨失败了。这项本就缺乏实操性的法案并没有给联盟党带来任何增幅，也没有削弱另类选择党。

梅尔茨有足够的动机推动这种法案。他有许多发表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言论的“前科”，不管是轻蔑地将移民少年称为“小帕夏”（Kleine Paschas），还是嘲讽乌克兰难民在“社会旅游”（Sozialtourismus），还有造谣称难民比普通德国人在预约医生上更容易。评论家曾经将梅尔茨的话术称为“挑衅、越界、收回”（Provozieren, Grenzen verschieben, zurückrudern），可谓一语中的。

相比梅尔茨对阿沙芬堡袭击事件的高度关注，甚至鳄鱼眼泪一般的感慨（他曾经在辩论节目上哀叹现在抗议他的那些人压根不关心阿沙芬堡的死者），他对哈瑙（Hanau）极右翼屠杀事件的态度却更耐人寻味。近日正好是这场极右翼袭击的五周年纪念日，五年前，一名事后被警方证实拥有极右翼种族主义思想的枪手在法兰克福周边的多元族裔小城哈瑙发动了枪击，九人罹难。

但在当时的新闻记者会上，梅尔茨高谈阔论着非法移民、强硬执法和边境保护，这引发了媒体的强烈困惑，《每日镜报》（Tagesspiegel）发表的文章甚至嘲讽梅尔茨称，这几乎是在“赞美极右翼的动机”（In letzter Konsequenz adelt Merz also die Motive der Rechtsradikalen）。

已经有很多学者指出了对难民议题过度政治化的危害，因为难民的融入进程并没有许多人妖魔化得那么差，从比例上来说，难民造成的“社会安全”问题也并不比本地人更高。但很明显，由于另类选择党的不断崛起，这个议题已经越来越能挑动选民的情绪。尽管统计数据表明，德国比二三十年前更安全，但选民们仍然躁动，社会安全正在被移民/难民破坏的错误认知已经逐渐建立。

已经有不少人担忧，价值观与极右翼有颇多暗合的梅尔茨会回头去找另类选择党组阁，建立德国二战后第一个极右翼参与的政府，就像隔壁奥地利曾经发生过的那样。

但这可能吗？

从“另类”到“主流”

首先，需要回答的是，跟另类选择党的结盟尝试，对联盟党来说是不可能的。

这不仅是因为在党代会上，梅尔茨已经通过了决议，绝对不能与另类选择党合作，各党支部如果跟选择党合作，马上会被开除党籍，他不可能带头违反自己制定的规矩。而且，有近八成的选民不支持跟选择党结盟，即便在联盟党的选民中，相信他们不会食言的人也是绝大多数。

尽管在移民问题和难民庇护上梅尔茨十分保守，但联盟党的纲领与选择党几乎天差地别，尤其是经济、外交、欧盟政策方面，几乎没有太多可以谈判的空间。

但是正如许多观察家所注意到的那样，另类选择党已经成功将自己的强硬移民政策打入主流政党的话术中，甚至在社民党和绿党中也是如此。韦德尔甚至在选后的电视节目中当面嘲讽大党们在抄袭他们的政策。这在几年前都是不可想象的。

选择党一开始并非一个极右翼民族主义政党，而是金融民粹政党，由一群经济学者建立，目标是将德国拽出欧元区，以停止“补贴”那些南欧“穷国”。但在2015年难民危机后，选择党开始抓住难民议题迅速崛起，在2017年大选中，它已经获得了近13%的票数，在2021年大选中，因为难民议题没有被过度关注，它被削弱到10%左右。

选择党内有许多真正激进的右翼，比如比约恩・赫克（Björn Höcke）曾经公开宣称要让德国对纳粹的历史纪念进行“180度的逆转”，对这种言论的同情在党内十分普遍。

他们的党纲和政策反对同性婚姻，反对环境保护政策、反福利社会、反美、亲俄、反对“觉醒文化”、主张“男子气概”和“领袖意识”，这些也是让马斯克对他们赞不绝口的原因。但在德国，宪法保卫局已经把选择党的几个州支部和它的青年组织定义为反宪政的极端势力，该党整体也被视为“疑似”极端右翼。

可是，双党魁之一的韦德尔却以“温和”的形象露面，就像法国的勒庞（Marine Le Pen）和意大利的梅洛尼（Giorgia Meloni）一样，极右翼内部往往喜欢推出一个女候选人来中和自身形象。

韦德尔甚至是一个女同性恋，尽管她所在的党是全议会里最反LGBTQ权益的政党。她还在采访中说过一段广泛流传的话：她不是酷儿，只是跟一个女人结婚了。

但在选民眼里，韦德尔强大、可靠、专业。她跟女朋友一起住在瑞士，曾经在海外银行工作多年，博士在南京大学研究中国的养老金制度，会说普通话，对中国式资本主义赞不绝口，这种“国际化”形象在德国的极右翼政治史上并不多见。俄乌战争期间，她甚至成为中国互联网的宠儿，被称为德国一众愚蠢政客中的“人间清醒”。她的政党正面临许多法律指控，其中包括涉及中国的间谍行为，以及不当募捐，连法国的极右翼领袖勒庞都在欧洲议会将选择党开除出自己的党团，与其对纳粹的微妙言论保持距离。但这些似乎都没有打击到韦德尔的支持率。

韦德尔的个人生活与其政党的民族主义、反同立场是高度矛盾的，但这种矛盾恰到好处，甚至被媒体人扬・斯特恩贝格（Jan Sternberg）称为“最大的优势”，也成为选择党手中竞选的王牌。

不过，选择党没有在任何一个州参与执政，在联邦议会的席位也不足以占据三分之一的“关键少数”的位置。在短期内，选择党对德国主流政治施加的影响仍然只能是间接的。

但这仍然是德国在战后第一次有极右翼取得如此高的票数。许多人把它视为德国社会面对危机时一种必然的过敏反应，但也有一些人仍然认为这代表了德国极端危险的社会转型。

《明镜周刊》的社论尖锐地警告梅尔茨，他只有四年的时间抵御极右翼对民主的冲击，“自德国统一以来，没有任何一位总理面临过如此重大的任务。”

地缘政治的夹缝中间

与总统制不同，在议会制国家，几乎很难有单党过半的机会，政党们必须寻找联盟伙伴。而联盟谈判却是一个漫长又充满妥协的过程。梅尔茨已经宣布与社民党开始谈判，但这只是个开始。

与社民党的谈判注定困难重重，纵使缺乏议价能力，社民党仍然不可能对梅尔茨力主对企业和富人减税的“涓滴经济学”鼎力支持。梅尔茨之前也威胁要废除“红绿灯”政府的诸多法律，比如快速入籍、跨性别自决法、大麻合法化等，这也势必让社民党生不如死。

朔尔茨已经表示自己不会参与下一届政府，社民党高层提出“世代交替”，谁来代表社民党与梅尔茨谈判，仍是未知数。

就算一切顺利，组建联盟最快也要两三个月的时间。作为总理，梅尔茨即将面对全新的时代，不管是对欧盟，对美国，还是对中国。

在过去的三年，布鲁塞尔的政客圈子一直抱怨德国缺乏领导力，法国高层也一直苦恼于“红绿灯”的低效导致法德轴心不再重要，观察家认为欧盟的大权正在被波兰和意大利攫取。梅尔茨誓言要改变这一切，要重新肩负起德国在欧盟内部的领导地位，但这又谈何容易。

他在援助乌克兰上比朔尔茨更加积极，但美国总统却已经与普京站在一起；他对中国态度强硬，但欧洲无法再承受一轮贸易战；他跟欧盟一号人物冯・德莱恩同属一党，但从未亲近；他素来有亲美的名声，但已经主动提出引入法国的核保护伞，彻底从美国的军事保护中独立出来。

中国、美国、俄国，这三大国曾经是欧盟经济的动力、军事的盟友、能源的伙伴，现在却都一一离欧洲远去。

和他想要积极扮演的角色相反，梅尔茨是一个缺乏经验的政客，他需要小心翼翼地处理这些敏感的议题。这几乎是走钢丝的政治艺术。

在联盟谈判尚未开始的前提下，当下可以预想的是，梅尔茨会立即与法国重建“法德轴心”。或许他会支持让马克龙魂牵梦绕的“欧洲军”，这个提议多年前就被默克尔拒绝过，但梅尔茨没有理由说不。作为核能支持者，梅尔茨也会支持核能大国法国的立场，尽管在国内重建核能仍然是高度敏感的话题。对乌克兰的支援也需要德法合作，而梅尔茨对此十分乐意。对美、对中，他可能想继续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不撕破脸，但也不会再亲密。

以及，重新武装德国。

梅尔茨选后第二天就声称，他已经在与社民党、绿党洽谈此事，这需要赶在新议会在三月履职之前，在现任议会中用三分之二的多数去修改基本法，他仍然未证实是否想要彻底废除“债务制动”，但提高军费支出势在必行。

“德国是一个武装化的军事大国”，这在几年前都还会被当作政治笑话，但现在已经逐渐走入现实。

而这在地缘政治上的影响，几乎没有人可以预测。

这一次大选并不是世界末日，极右翼仍然没有在实质性的政治权力上取得任何突破，选后回归的仍然是德国人最怀念的“大联盟”框架。

危险在未来。

如果“大联盟”的魔力失效呢？如果梅尔茨无力维持一个联盟的团结呢？如果德国的经济还是深陷泥潭呢？如果地缘政治的危机继续恶化呢？

在选后当晚的电视节目中，在梅尔茨当着韦德尔的面再度拒绝了结盟的任何可能后，韦德尔宣称，联盟党如果不跟他们结盟，只会迎来更大的失败。

“下次选举我们就会超越联盟党！”韦德尔说。

我们有四年的时间，来观察韦德尔的预言是否会应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