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戰線對香港的重要意義

劉細良在其頻道中提到：香港的政治自主已經消失，經濟自主也在大灣區的鯨吞下，漸漸被銷蝕；唯獨是自1970年代、麥理浩時代起建立的文化自主和身分認同，仍然擁有旺盛的自身生命力（註）。這並非文化統戰和意識形態機器所能洗擦，亦是香港身分得以保存的最後陣地。

不得不說，這種思路有其創新性和前瞻性，藉得大家進一步認真思考；但它亦有值得反思的地方，同樣需要深入的檢視和補充。我姑且把討論分為實然和應然兩個方向。

流行文化現實：進步和保守的兩面性

劉細良討論的起點，是麥理浩在1967暴動之後，臨危受命來港鞏固港英管治的社會基礎，重要一環正是弱化市民的大陸社會聯繫，令香港人身分的自我意識漸漸彰顯出來。1980年代香港電視劇、流行曲、電影以至廣泛流行文化的起飛，正是這種本土化工程順理成章的延續。

與此同時，儘管港英政府無孔不入地進據民生事務，在文化層面卻採取自由放任的態度，任由市場力量決定流行文化的走向。因此在那個大規模生產的年代，首先跑出的是電視劇、電台和流行曲，為基層大眾提供了免費或廉價娛樂。潮流其後才逐步擴散至電影、報刊、廣告、設計等其他領域。不但為香港人創造出一種獨特的文化品味，同時亦代表著與大陸有別的現代化生活方式。

有趣的是，從知識分子的角度，流行文化往往亦是膚淺庸俗的代名詞，而香港則因此被貶斥為「文化沙漠」；但流行文化不但擁有充沛的市場活力，同時亦貼近一般人的日常生活情調，因此具有深厚的社會基礎和集體認同——不無你喜歡或不喜歡許冠傑、周潤發、劉德華或周星馳，總不能否認他們和廣泛香港人的脈搏緊密相連。

說穿了，現實並無絲毫改變

然而，同樣不能否認的是，正當香港人以本土文化引以自豪，「大香港意識」逐漸進入我們的血脈，政治意識卻同步被弱化和矮化。正當大家愈來愈來具備本土的自我意識，並以此作為回應1997回歸的資源，它卻從來沒有被挪用作政治動員，為香港人爭取命運自主提供過任何貢獻。甚至反過來說，流行文化正好提供了充足的麻醉劑，為香港人沉醉在短線經濟浮華之餘，亦能藉廉價娛樂繼續醉生夢死。

假如1980、1990年代的香港仍是經濟掛帥、高度非政治化，則以2003年作為分水嶺的近二十年，香港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政治化過程。尤其是在本土新生代的帶動下，文化身分認同逐步成為主要的政治資源，在大小政治危機中充當重要的推動角色。眾所周知，這種發展趨勢一直延續到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並在政權強力的壓制下嘎然而止。

問題是當香港社會復歸高度非政治化後，流行文化將會扮演怎樣的一種本土角色？從積極的方面看來，它將可凝聚香港人的身分認同和集體意識，令香港繼續保持有別於其他城市的特質；但若從消極的方面看來，港式流行文化仍一如既往市場導向，是一貫大規模生產、集團式經營的廉價娛樂，則它必然亦會隨著經濟自主不再而逐步消失，同時亦只能充當逃避現實的麻醉劑功能。

對流行文化期許：不能因循過往經驗

由此遂來到了應然的討論：假若同意港式流行文化和廉價娛樂，過往有其極大的保守性和局限性，則在我們想像中希望能出現的，便應是一種具有相當程度差別、與過去有所割離的新文化類型。它當然和傳統港式文化有明顯的承傳關係，但同時亦必須引入更多的創新和突破性元素——這不但在於創作的內容和意識而言，更加在於生產和傳播的體制。

正如我在近期的「香港電影社會史研究」中發現，過去近二十年中港「合拍片」的大潮，儘管已大大淡化了港產電影的本土性；但由於公共資源的大量投放，例如是電影發展基金和首部劇情電影計劃等，加上大專院校廣泛培訓的新生代演藝人才，並受到宏觀社會本土思潮的影響，在在皆令香港電影獲得了復興機會，正好反映了非市場主導的文化出路。

當然，寄望政府繼續在這方面大加承擔，無疑只是椽木求魚；但除了財政資源的因素外，文化生產尚涉及更多重要的條件；在金融科技發展一日千里的今天，也不能排除有更多開源的可能性。就以近期一齣賣座的本土電影為例，投資者便是來自五湖四海的多元組合，充分發揮了跨界別「資源共享」的優勢——在集團式經營的年代，這或可以籠統地稱作「植入廣告」；但多元背景人才集合僅有的創作資源，卻又是迸發出無窮創意的不二法門。

無論如何，在互聯網甚至是未來元宇宙的世界，資訊科技已經開拓了文化自主的各種嶄新可能。現在焦點或會放在YouTube和一些KOL身上，但未來仍會有更多百花齊放的生產和傳播模式，需視乎大家能否充分運用。如此未來香港文化的自主空間，便有更確切的條件得以保存下來，延續甚至開拓出更具大的創造潛力。

註：https://youtu.be/wufFTzknOE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