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家看聖母院大火

（亦見於《香港獨立媒體》。）

［水巷碑銘］二零一九年四月，巴黎聖母院著火，全城震驚。「這是一場惡夢嗎？」有市民不禁疑問，彷彿新聞直播中的場面乃末日先兆。西堤島四周站滿圍觀群眾，有人祈禱，有人啜泣，有人跪地頌詩。消防員與神職人員排成人練，搶救火場中的聖物。無神論者與天主教徒此刻不再爭執了，文明浩劫當前，哀慟毋分彼此。

屋頂焚毀，尖塔傾頹，其餘石構建築尚存，乃不幸中之大幸。法國總統馬克龍（Emmanuel Macron）旋即宣佈籌款，揚言五年內建成更美麗的聖母院。彈指間，募得過億歐元，捐款來自富豪，也來自一眾市民的厚厚薄薄的錢包。

遙觀東方，卻有中國大陸的青年拍手叫好，直覺一雪前恥，報了法國昔日火燒圓明園之仇。梁文道在其音頻節目《八分》上就提醒道：若真要仇恨的話，也許該仇恨的不是法國，而是強權就可橫行霸道的殖民主心態。而事實上，只要記憶未曾遭受扭曲的話，圓明園的破敗多多少少是由中國老百姓親手造成。設想有朝一日，北京大亂，故宮失火，今天這批愛國青年還會像巴黎市民一樣慷慨解囊，抑或趁火打劫呢？

不只圓明園，聖母院亦向來多災多難，歷經戰爭及革命洗禮，多番險付祝融。雨果（Victor Hugo）正正見證住暴徒蹂躪聖母院後，才奮發寫下曠世巨著《巴黎聖母院》，以緬懷他那回憶中夾雜想像的中世紀主教座堂。而今次遭大火吞噬的尖塔，實出自畫則師維勒杜（Eugène Viollet-le-Duc）的手筆。大革命過後，修輯聖母院的重任座落在他肩上。他沒有試圖恢復聖母院的中世紀原貌，而是按照自己心目中聖母院該有的完美形象，重新設計尖塔及石像鬼等裝飾，且多多少少啟發自雨果那堆可疑的描述。而事實上，其所謂中世紀原貌早已無從稽考，今天可見的聖母院乃不同朝代的風格以及不同大師的想像累加疊建而成。

有鑒及此，一九年大火後的聖母院到底該如何重建，也著實掀起了好一番爭論。有人忠於大火前那回憶中的聖母院，堅持一磚不改，重新樹起維勒杜樣式的尖塔。有人覺得歪打正著，失去尖塔，反倒接近其中世紀時的外觀。有人大膽混合古今風格，主張唯有革故創新，方能體現維勒杜當初設計尖塔時的宗旨。

【左右互搏】

也許在巴黎市民心目中，聖母院正是時間的圖騰。在大家出生以前，聖母院就安然矗立在巴黎市中心，伴隨大家成長，並將在大家撒手塵圜後，依舊見證住巴黎的子子孫孫，直到永遠。一九年的大火，除燒毀了建築的一部份，也動搖了眾人對永恆的想像。原來一時疏忽，就能幾乎奪走巴黎的心臟。

雖然官方肯定事故純出意外，但正如世間充斥祥瑞與兇兆，人總是喜歡探究事故背後的象徵意義。觀乎法國形勢，左右是常見的輿論分野。而今次不論左右，都不約而同覺得大火象徵住傳統及建制是如何脆弱，乃至乎歐洲的殞落，而分別在於該如何反應。極端左翼早就視聖母院為眼中釘，見其焚而額手稱慶，高呼杜魯提（Buenaventura Durruti）名言：「唯一輝煌的教堂是一座燃燒中的教堂。」（La seule église qui illumine est celle qui brûle.）極端右翼則堅信有非我族類陰謀縱火，尤其巴黎人近年接二連三遭遇恐怖襲擊，排外情緒更易一觸即發了。

當然，幸災樂禍抑或杯弓蛇影皆非學界主流。但學界也不見得比坊間冷靜，當中最激烈的爭論，莫過於形形色色的重建方案。如全國建築師協會主席戴德旭（Denis Dessus）所言，當時要務在決定復修聖母院所依據的風格。參考雨果筆下的中世紀主教座堂嗎？回歸維勒杜的新哥德詮釋嗎？抑或自行想像一座屬於廿一世紀的新地標呢？（L’architecte en chef des monuments historiques devra déterminer si nous devons reconstruire la version décrite par Victor Hugo, celle que nous connaissons avec l’interprétation néo-gothique de Viollet-le-Duc ou si nous devons imaginer une cathédrale du XXIe siècle.）

除籌款外，愛麗舍宮還向天下廣發英雄帖，號召各方人才貢獻重建屋頂的設計圖，表示歡迎當代創新。此舉興奮了一眾國外時尚建築師，亦觸怒了不少國內的保守學究。有人提議蓋上玻璃造的屋頂及尖塔，既採光又防火，也搖搖呼應羅浮宮。有人認為索性不要重建屋頂及尖塔好了，大膽想像天台改成游泳池。更多人要求恢復大火前的舊貌，覺得徵圖比賽全屬胡鬧，簡直輕視巴黎一眾苦心孤詣的古蹟專家。最終，愛麗舍宮向傳統屈服，收回成命，宣佈聖母院會維持原貌。「誰會想在聖母院的頂尖上見到瑪利亞的陰戶呢？」有人譏諷道。

從各路人馬會如何期望聖母院的新觀，亦足以看出其大致的政治取向，正如哲學家科寧格（Gaspard Koenig）在其文〈聖母院向左走還是向右走？〉（Notre-Dame est-elle de gauche ou de droite ?）中所說。雖然兩派水火不容，有時聒噪難免，他在文末補充道：「但一個輿論會關心拱頂形制及石匠多寡的國家，尚算是宜居的國家。」（Mais un pays où le débat public se joue sur des questions de formes de voûte et de pénurie de tailleurs de pierre est un pays où il fait encore bon vivre.）誠哉斯言。

【聖母淚】

大火燒盡，英國保守派哲學家斯克魯頓（Roger Scruton）報上撰文，讚聖母院象徵住一個理念，因而不巧。那個理念便是巴黎，更是歐洲的靈魂。相比之下，他認為倫敦簡直不堪入目，石牆盡毀，教堂零落在浮淺的鋼筋水泥上。

活躍於富豪圈的哲學家列維（Bernard-Henri Lévy）亦撰文致哀，題為〈與聖母的一夜〉（Une nuit avec Notre-Dame）。按他所言，是次大火不只燒了一座可見的教堂，也許亦危及另一座不可見的教堂，亦即歐洲。聖母的獻身正為搖醒沉睡的大眾，令世人驚覺歐洲遺美畢竟如此脆弱。他隨即呼籲大眾響應總統號召，捐款重建聖母院，也齊心重建歐洲。

不知有心定無意，全文唱和馬克龍於事發次晚向全國發表的講辭。馬克龍同樣借此事故，提醒國民江山如此脆弱，唯有百姓圑結，上下一心，方保共和國千秋萬世。

哲學兼神學家費雪梨（Bertrand Vergely）亦撰文大談脆弱與圑結。也許在教徒眼中，大火並非純然偶發。會不會上帝藉此降旨，教人反省，催人自新呢？當刻見證住天讉的群眾，怖慄得似仍舊敬畏大能的古人，彷彿大火喚回祖先的記憶，巴黎仍舊是中世紀的巴黎。不論信仰，大家都感受到脆弱，繼而圑結，封塵的情緒流躥西堤島四周，指示人重拾本質，找回連結超越的正道。難怪他認為那是一抹淨化人心的烈焰。

法蘭西學院院士芬基裘（Alain Finkielkraut）則語出驚人，宣稱大火並非襲擊，亦非意外，而是自殺不遂。在其〈聖母的自殺〉（Le suicide de Notre-Dame）一文中，他巧妙引述了馬克龍先師利科（Paul Ricœur）來批評馬克龍的施政。利科認為世界就是由一堆抵抗時間侵蝕的物件組成，因而雋永。反觀時下，聖母院淪為商品，僅供利用來吸引遊客。此外，當代的惡俗品味亦虎視耽耽，欲假重建之名染指古蹟。在在反映了時人鼠目寸光、數典忘祖，活於空洞無物的非人之地。為控訴愚蠢與醜陋，哀文明之傾頹，聖母院不惜自焚。

一八八二年，法國史家勒南（Ernest Renan） 發表著名講辭《何謂國族？》（Qu’est-ce qu’une nation ?），旨在百廢待舉之時憤發民眾的愛國情操。「國族就是一顆靈魂，一道精神原則。」勒南如是總結。而這顆靈魂，這道精神原則，又由過去與現在組成，缺一不可。過去，指共同的包袱，共同的記憶。現在，指共同生活的意欲，指承擔既往並一起走下去的決心。而比起同甘，他深信共苦才更凝聚人心。常言多難興邦，國族可謂一起走過厄困的碩果。

【黃背心】

列維呼籲大眾捐款修輯聖母院，於其文末引用雨果小說《巴黎聖母院》中的名言，曰：「時間作則師，人民為工匠。」（Le temps est l’architecte, le peuple est le maçon.）他也許忘了，雨果還寫過一部《悲慘世界》（Les misérables）。他可聽到憤怒的人民在咆哮嗎？

馬克龍揚言五年內要重建一座更美麗的聖母院。心水清的人都明白，五年限期實為趕上二零一四年巴黎主辦的奧林匹克運動會。另一件講辭中沒挑明而大家又心裏有數的事，就是他借故貶損街頭示威者魯莽、冒進。國家需要齊心，偏偏有人煽動分裂。沒錯，含沙射影，無非讉責如火如𦯬至今的黃背心抗爭。

哲學家佛瑟爾（Michaël Fœssel）就於其文〈諷刺之德〉（Vertu d’ironie）中，提醒大家保存一份冷眼旁觀的銳智，忌跟車太貼，深陷輿論的泥淖。同一件事，教徒也許視之為天讉，俗世則關心錢財得失。他認為雙方均一葉障目，不見泰山。正如他就在另一篇題為〈法國有錢做甚麼〉（What France Has Money For）的評論中，諷刺愛麗舍宮企圖利用一場大火去撲滅另一場大火，大家卻熟視無睹。一夜間，法國政府就從富豪處募得上億歐元，但鉅款卻不曾涓滴而下，澆熄街上群眾的怒火。既然有錢修復石頭，為何不先教百姓安居樂業呢？

哲學家施箂告（Jean-Louis Schlegel）則引述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 的著名講法，云真實（le réel）埋藏在字海與影林中。依他所見，傳媒報導以及滿天紛飛的意見掩蓋了事件的真實。那何謂聖母院大火的真實呢？他提到兩點。一點是這場大火揭露了法國社會內部的危機，即貧富不均釀成的階級對立。大火貌似舉國之哀，但幾乎不能動搖黃背心示威者的意志，似乎。另一點是輿情反映了文化（la culture）與信仰（le culte）脫勾。聖母院堂堂主教座堂，本基督教建築，但時人多視之為法國乃至歐洲文化的美麗結晶。用回施箂告的話，聖母院象徵住沒有基督的基督教，審美而非倫理的基督教。（D’une certaine manière, ce que l’incendie a manifesté, ce n’est pas la France ou l’Europe sans le christianisme, mais plutôt la présence continuée d’un christianisme français et européen sans le Christ, d’un christianisme esthétique plutôt qu’éthique, et surtout pas d’un christianisme de la foi, ou cultuel.）

專攻性別研究的西班牙哲學家普雷西亞多（Paul Preciado）就豪不客氣，直陳聖母院不必重建，任其荒廢就好。他認為巴黎大主教一派胡言，正當成千上萬無家可歸的人或露宿街上，或拒應城外時，還怎能相信灰燼中的聖母院即是眾人的家這種鬼話呢？那只是上帝及遊客的家罷了。

澳洲動物權益哲學家辛格（Peter Singer）就再次搬出效益原益（principle of utility），和你沙盤演算，看看重建聖母院值多少條人命。他認為即使由得聖母院荒廢，結果也不會動搖國本，鉅額捐款卻可用來改善民生。

「人命先於石頭！」（D’abord l’humain avant la pierre！），示威者不滿道。與此同時，卻有人形容黃背心抗爭若極權下的暴行。如德國哲學家斯洛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就比附作希特拉（Adolf Hitler）欲焚毀巴黎之舉，呼號：「巴黎，已經燒夠了。」（à Paris, ç’a assez brûlé.）